一
　　 她站在门外，翘首盼着儿子回来，还要留心老头子发现她的焦虑。好在老头子一直坐在客厅里看报，与其说是看报，不如说是打瞌睡，他的头一下一下往前面砸，好像要把报纸砸穿似的。她故意不去看他，让他看报或者打瞌睡。她没有心思。她在等儿子回来。
　　 站在阶基上，能看到三百米之外的简易公路。在她视野的尽头，有一个两排厂房相夹的大拐弯。她时不时出来，盯着那里。
　　 上周，四娭毑气咻咻地悄悄告诉她：“淑，你家老沈要不得呢！要不得！”她问，怎么回事？“我昨天来井边打水，他硬是不准。我好不容易打了一桶水上来，他抢过去全倒进沟里了。”她马上说，对不起，四娭毑，老沈肯定是生病了，他不是那样的人。四娭毑没好气地说：“我想也是。”
　　 她终于把儿子从大拐弯那里盯出来了。她打电话要儿子回来，带他爸去医院看病，验尿，验血，测心电图，做B超，照CT。“医院恨不得把他翻过来再看一遍。”儿子说。他只要幽默，就总是有些夸张。现在，他正大踏步地往家里走，越靠近家里，走得越快。她走到路上来接他，问他诊断结果。儿子低声答道，脑萎缩，就是老年痴呆症。她沉吟了一会，拉住儿子：“老头子要是问，你就说有点神经衰弱，多休息就好了。跟别人也是这样说。”
　　 儿子疑惑地看了她一眼，旋即心领神会地点点头。
　　 他们一起进了屋。老头子还在看报，儿子和淑联合织成的阴影笼罩着他，好像将他装进了一张网里。他挣扎着要起来。儿子说：“没事。医生说，你有点神经衰弱，注意休息就好了。”
　　 他咕隆道：“我现在休息得还不够吗？”
　　 她赶忙说：“不是休息得不够，是休息的质量不够。”
　　 他疑惑地看了她一眼，似乎不明所以地点点头。
　　 儿子很忙，他吃过中饭就得回城里去。他说，要开这个会那个会，她听不懂，但知道那是他必须去开的会。她了解儿子的性情，却不了解儿子的工作。在她看来，“会”是古时候像“年”那样的怪物，以前要闯年关，现在是闯会关。年关是一年一闯，会则似乎天天要开。难怪，现在的人不累，不累得够呛。她理解儿子的感受——他对会既厌恶又害怕，却不理解儿子的态度——依然奋不顾身地往会里闯，向会里奔。懦夫与勇士，内心的怯懦与外表的莽撞，建构出一个个平庸者。庸常是福。她只希望儿子能够平安、顺利、快乐、健康……这样一想起来，要求还是挺多的，不见得都能求到。她并不信神，但老头子得了这样的病，她不指望儿子还能靠谁？
　　 “豆豆还好不？”吃饭时，她信口问一句。
　　 “越来越调皮了，男孩子嘛。”
　　 她埋头填了一口饭，让沉默变得顺理成章。这个时段她本来想说的话是“怎么不带他回来”，但这句话随那口饭一起被牙齿咬碎，吞进肚子里去了。儿子好像明白了她的意思，接着说道：
　　 “天天和院子里那帮小的闹在一起，不肯下乡来。”
　　 这个她知道，下乡没有伴，只能和爷爷、奶奶泡在一起，附近几家都没有豆豆那个年龄的小孩子，何况……
　　
　　 二
　　 他推开门，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外面浑然不觉，里面各种声浪汇成了交响，但绝无音乐的悦耳，而是不同种类的杂音攥成拳头在互相比拼。客厅里，豆豆和另外两个小朋友在玩变形金刚。他的书房里，妻子和她的牌友们在打麻将。他进门的时候，妻子刚好开中了一个杠上花，笑得像烧沸了的一壶水。
　　 一个牌友说：“是你老公带给你的运气。”
　　 “他呀！他不回来说不定我能中两个呢。”她当然是在开玩笑。
　　 “那他会给我们带来运气。”
　　 牌友话音未落，小七对就自摸了。其他三位都还没听牌。妻子的脸寡了下来，对着客厅那三个孩子叫道：“你们吵什么吵，要吵到外面吵去！”
　　 孩子们的确太吵，他把他们哄到外面去了。从乡下带回了茄子、豆角、辣椒和韭菜，他把它们整到厨房墙角的菜架子上，回转身差点和堂妹撞了个满怀。堂妹是妻子叔叔的女儿，在一所中专学校读书，礼拜天就到表姐家来做客，不，应该说是来做事。她个子小，皮肤黑，典型乡下姑娘的样子，手脚勤快得像一架机器，抹桌骑椅，拖地板，做饭菜，洗衣服。这一切做完了，她就从姐夫的书架上随便扯本书来读。她读书的时候，可以让人迅速忘掉她，直到脏、乱和饥饿需要她来一一摆平。她才十九岁，世界在她面前是那么单纯。
　　 “姐夫，我来做饭。”
　　 “就做呵？”
　　 “我吃了饭要早点走，晚上学工部要开宿舍长会议。”
　　 “你肯定是你们学校最优秀的宿舍长。”
　　 “呵呵，姐夫你真逗。”
　　 她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这个回答让他摸不着头脑，但心里喜欢。
　　 吃过饭，堂妹走了。妻子再次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崽细清算今天的战果，赢了七十九块钱，还在后悔最后那把因为想自摸没要上手的炮，结果反而放了上手一炮。看她弄得差不多了，他走过去，轻轻说：“老头子是老年痴呆症。”
　　 “啊，这个病可不好治！”她惊讶的神情让他感到宽慰。
　　 “目前还是早期，不过医生说，这种病顶多只能延缓，无法逆转。”
　　 她暧昧地一笑：“怪呀，他哪里像得了老年痴呆症的人，前不久还干那事来着！”
　　 他脸霎时被烧得通红，好像是他而不是他父亲干的那事。说“前不久”也有那么久了，个多月前，爸妈进城来过中秋节，在这里住了两晚。第二个晚上的十一多钟，他里里外外搞完，发现下午洗的衣服还在洗衣机里面，要将它们掏出来拿到阳台上去晾。这时，妻子在外面打牌还没回来，儿子在做梦，爸妈已经睡了。他这套三室一厅居室的奇怪与别扭处在于，去阳台必须经过客房——现在父母睡在那里，以前是保姆住，堂妹来就成了她的根据地——好在爸妈进去了很久，应该早就睡着了。
　　 推开门，他大吃一惊，定在那里，进不是，退也不是。昏暗中，床上爸爸的脊背像一道静止的拱门，却抑制不住自身动荡的气息，依然可以看出静止前那像抓到猎物的老虎那样，有节奏的耸动，陶醉于欲望的波浪……妈妈在底下说，快，快下来。须臾，那座雄伟的山、那壮丽的宫殿、那欲望的神庙，缓慢而无声地轰然倒塌。房间陷入一片死寂。
　　 过了一个漫长的瞬间，他装作没事样地穿过客房，在阳台上晾好衣服，再没事样地折回，将客房的门轻轻关好。
　　 妻子回来，洗过澡，他们躺在床上。他忍不住跟她说了这件事。说的时候心里并无多少愧疚，反而有些戏谑之意，算是润滑夫妻生活的一剂良药。妻子更是笑得没心没肺，输钱的烦恼一扫而空。
　　 她这时候提起这事，可以说像一面哈哈镜，将当时小小的娱乐无限地放大成了愧疚与羞辱。他感到心里堵得慌，怒喝了一句：“你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自己揭开的马桶盖，还来问我！”
　　 “真无聊！别人癌症患者都能那个，脑萎缩早期有什么妨碍？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自己的生活。”
　　 “我又没让他们不享受。他们好好享受去吧！”
　　
　　 三
　　 他长她七岁。她在他的班上除了身高，也不算出众的学生。她和好友泽在他班上上了一学期课，就成了“回乡知青”。六年后，当他们再相聚，他不记得她是他的学生了，“如果泽不提起的话。”他说。他嘴里叼着一根喇叭筒，说话的时候就用手把它拿下来，说完话再放进嘴里，待说下句时又拿下来。她据此认为，他并不会抽烟，只是做做样子。真正会抽烟的，聊天、吵架，烟都可以拄在嘴上，像一棵树上长出的树枝。
　　 “淑，你发什么呆，像根木头，快叫沈老师啊！”
　　 她喉咙干，嗓子紧，竟没叫得出来，不过露出了笑容。她的门牙略微外凸，乡里叫“暴牙齿”。这个毛病稍稍打乱了她脸上五官的美妙布局，留下了似乎是必要的瑕疵，但好处是它能让每一个笑持续较久，仿佛一座大坝拦截了无数清流，将它们汇成澹荡的平湖。
　　 沈老师望着她。那个学期他从未这样专注地望过她，她也就从未留意过他的眼睛。现在她发觉，老师的眼睛有些问题，要不就是曾经有过问题。
　　 “老师都不叫，你这算哪门子学生？”泽在责备她。
　　 “沈老师。”
　　 这下她叫了，泽又高兴起来，好像这一叫抬高了她的身价。泽个头不高，面目清秀，能写会道，在学校里每次表决心、发倡议之类，大多由她上台打头阵，是公认的好苗子。回乡后，泽以其在学校的优异表现，县教育局安排她去邻村的小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随着几次调动，她离在老家村里当会计的淑越来越远，联系也越来越少。
　　 泽特意回老家找她，是邀请她去参加大串联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事你知道吧？”淑当然知道，《人民日报》上全是这类报道。“现在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都要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县二中的杨海涛和沈大千正在组织‘红缨枪战斗队’，县里规定必须有两个女生，沈老师找到我，我想起还可以带上你呵。”
　　 “沈大千老师？就是在路口中学教过我们的？”
　　 “是呵，他前年调到二中去了。”
　　 “我得把工作交接一下呢。”
　　 “还交接什么，赶紧走！毛主席接待了几百批红卫兵，再不去就见不到他老人家了。我们是主席家乡人，人家都去了，我们不去，主席会问，湖南红卫兵的政治觉悟是不是被狗吃了！”
　　 她就跟着泽，先见了沈老师，再见过杨书记。杨海涛当时是二中的团委书记，比沈大千大一岁，被任命为“红缨枪战斗队”负责人。除了他们四个，还有县二中一位年轻老师何虎生，白净得像个女孩。杨海涛开玩笑地对她说，我们队本来有两个女生，泽和虎生，不需要你了；但泽哪里像个女生，所以只好把你请来，现在我们队里的两个女生是，你和虎生。泽听了哈哈大笑。她也是在这个时候，才知道泽和沈老师的关系的，“同学”正走在变成“师母”的路上。她觉得他们挺配的，个头相近，性格相反，泽漂亮许多，不过沈老师的儒雅气质也是很讨喜的。他抽烟抽得那么傻，呵呵。不知怎地，那个场景给她留了很深的印象。他从嘴里把烟筒拿下来，又放进去，好像在玩有趣的游戏。他一个人玩，不需要别的玩伴。不过，她觉得自己成了那游戏的参与者，自从她第一次看到他嘴上那根烟筒之后。她从不记得他当她老师那个学期，他抽过烟。那时他还年轻。
　　 她很开心能加入这支队伍。杨海涛高而瘦，大手掌，能从地上只手抓起一个篮球。他的幽默和活跃是这支队伍的凝化剂，他也是这支队伍当然的领导，县里给每人发60元串联费，是他争取来的，也都放在他那里。沈大千个头不高，话不多，也不少，当你能触发他话头的时候。他说话和上课一样，条理分明，没什么跳跃性。虎生就更不做声了，但他非常勤快、细致，跑腿、背包之类的事他做得最多。
　　 他们决定徒步串联。或者说，是杨海涛的决定，其余人无不赞成，泽举起了两只手。背上行李，打上绑腿，颇有些红军长征的模样，泽兴奋地在马路上跳起了舞蹈。沈大千继续把他嘴里的喇叭筒叼起又放下，眼睛微微眯着，只有这样才能看清楚似的。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她想，她试图回想她坐在教室里，他在讲台上讲课的场景，竟然毫无印象。她只记得有一次，他带学生去水库工地上挖土，泽举着红旗走在最前面，他在旁边指挥。队伍走得很整齐，他也朝后面不停地挥手，好像他不挥手就会乱不成军，不料自己挥得起劲，没看清路，脚踩到一个缺口，整个人像一辆失控的“解放牌”卡车，滚到路边水凼里，把同学们都笑翻了。后面是如何处理的，她记不起，似乎他爬起来就那样让他干了。
　　 泽喊得起劲，走了五十里地，就拖后腿了。她的背包先是被沈大千接了过去，后来因为沈大千要搀着她走，懂事的虎生就把它挪到了自己身上。杨海涛说，你们这样增进感情有点不对，我们怎么办，要我和虎生都打淑的主意呵？虎生一听这话，脸红得像刚挨了打一样，只顾低着头走路，把步子迈得飞快。这话让她也不舒服，其程度恰如一只苍蝇掠过，故意在她鼻子前停下来，叫几声，不过并没叮上她，一下就飞走了。
　　 他们第一天走进了星沙城。找住处颇费了番工夫，政府招待所挤得拍满的，全是各地来的红卫兵，还有不少外省的，他们有的要去北京，有的要去韶山，有的要去井冈山。有一支来自贵州的队伍，也叫“红缨枪战斗队”，他们看到虎生举着的旗帜，跑过来一定要他们改名。虎生大惊失色，旗子都掉到地上了，泽跑上去理直气壮地说：“凭什么要我们改，你们觉得不舒服你们自己改呀！”那边慢条斯理走出来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头上裹着一条红布带，胸前别着毛主席像，腰里别着一把砍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凭什么？就凭我们人比你们多！”他往后一指，有几十个人都上前一步，好像后面有东西在推着他们一样。泽的头仅齐到那人胸口，她踮起脚尖，毫不示弱：“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你们人多还是我们人多呵，你去问问看，星沙是湖南人多还是贵州人多？跑到毛主席家乡来撒什么野，我到北京见了毛主席，就告你们一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