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走近我在南太行中的家乡，就走进了草的世界，给心灵增添了一份绿意。
　　 草是乡村褪不掉的胎记，是标志乡村身份凌空飘扬的大纛。那些五花八门无所不在的草，每到春风来临，便呼啦啦燃烧起来，一夜之间便将山岭沟壑燃得绿焰腾腾。它们简单，朴素，谦卑，内敛，以很低的姿态活着。可竟也怀春，在不同季节里各兴花事，将硕大明艳的细小淡泊的花朵，举在头顶或挂于腋下，使山野怡红快绿，流辉溢彩。在古今诗人和城里人眼中，这里没有一株草不是风景，每朵花都是一首抒情诗。可只有我和我的乡亲们知道，草是暗示农民悲苦命运的一个谶语，也是一道恶毒的咒语。我家乡的人，包括我的爷爷、父亲，在一出生时便跌落于揭去被子、褥子、席子的土炕谷草之上，同时也中了草的咒语。他们一辈子劳作于草中，食用草叶草茎（人可吃的草雅称为野菜，庄稼其实也是草），夜里睡在谷草铺底的土炕上，死后入殓前也横陈于谷草，演绎着草人草命的人生范本。
　　 其实，乡村的人本身就是一棵棵会行走的草，人贱，命也贱。村里人有个病病灾灾，不会轻易就往医院送。打针吃药对他们来说，是件很奢侈的事。在他们看来，娇花易谢，守住粗贱，才能消祸免灾。我刚记事时，到处疯跑出了一身大汗，站在风头上猛吹，结果被风拍了，晚上忽然发起烧来。母亲、大娘和邻居的女人们搂着摁着哄着我，奶奶用缝衣针挑放我的手指尖。那尖锐凌厉的刺激之痛，使我怕得要命。我紧盯着在灯火中闪着寒光的小巧刺器，拼命哭闹挣扎。平时奶奶疼我胜过稀世珍宝，这时却心硬如铁，挨着我的十根手指一根一根扎，向外挤出玛瑙般的紫色血珠。我在大哭大闹间折腾出满身大汗，母亲搂着我睡了一夜，竟然好了。村里的孩子们病了，都是大人们用土法子摆治，包括惊厥昏迷这样的重病，用点燃的艾团灸头顶百汇穴。和我一起玩大的两个孩子，就是用这种土法子救活的。他们在灸艾时头顶被灼伤，有银元大小一块头皮锃光发亮，永远长不起头发来，一低头就能看见。
　　 我们这些孩子也从不娇惯自己。满山疯跑或帮大人干活口渴了，跑回家用水瓢或粗瓷碗从水缸里舀起半碗冷水，咕咚咕咚一气灌下去，一抹嘴，很美气地发出一声长长的感慨。那股痛快爽气劲儿，酷似久旱的土地遇到甘霖，听得见焦灼的地面滋滋吃水的声音，每根神经每个细胞都被滋润得通透。我们疯玩、割草碰破了头或割破手而流血不止，从棉袄破洞里抠出一撮棉絮，用暗火熰成黑色的灰，往伤口上一摁，籍以止血。没棉絮可熰的夏天，避开人掏出小雀儿哗哗哗撒尿冲洗伤口，我们笃信这样可以消毒。然后在伤口上撒一撮细土，将血止住。伤疤揭痂以后，伤口处会长成刺青般的青色，成为一个童年故事的永久性记号，也成为我们对人炫耀的一个资本。
　　 大人们就更不把生病当回事了。我父亲伤风感冒后，从来都是死扛，嫌我母亲用针挑放扎得不深，放不透血，自己用针深深扎手指，挤出乌黑黏稠的血。然后咕咚咕咚灌下两大碗开水，蒙上被子发汗，第二天，照旧下地去干活去了。我十一二岁在邻村上高小时，家里突然捎信让我回去，说我父亲喉咙生出一个大泡，堵得上不来气，人怕是不行了。我告假后一溜小跑回到家里，看见父亲靠在土炕的被垛上，脸色憋得紫胀，两眼暴突，大张着嘴使劲地吸气吐气。他的眼神里充满痛苦、焦虑、绝望与不甘。看见我进来，想叮嘱什么，却只能从喉管里挤出像激愤的蛇那样的嘶嘶声。父亲急了，一挺身坐起，示意要吃饭，而且要吃很硬的小米干饭。大伯家正好吃小米干饭，赶忙盛来半碗。父亲抢过碗，狠命往嘴里扒，然后伸长脖子使出吃奶的力气往下咽。忽然父亲咔咔咔大声咳嗽了起来，往炕边一扑，呼啦一声吐出一滩黑色的血。父亲竟然用这样的办法，将喉咙里的血泡挤破，把自己给救活了。
　　 （二）
　　 村里的人把土地看得比人的生命还珍贵。他们以太阳月亮为坐标，遵循着二十四节气的古老历法，用最原始的劳动方式，在汗水里打捞每一年的收成。乡村较之于城市，对气候的变化更为敏感，除了地震、山崩、海啸、瘟疫这些公共性灾难外，旱、洪、涝、风、雹、霜、虫等灾害，乡村总是首当其冲。因灾而歉收绝收，意味着忍饥挨饿，甚至饿死。乡民如草，命硬，逢旱逢水遭火灾后，不久又绿色生发，蓬勃如初。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想得到神的庇佑，尤其崇尚土地、龙王、五谷神这些与粮食生产有关的神祗，诚挚祈求大神们禳灾赐福，赐他们顿饱饭。每年收罢秋的十月初十，是村里人特定的“谢土”日，答谢皇天后土的恩赐。也有告罪、谢罪的成分，生怕在土禁的时间段里动土时，于无意中冲撞了土地，祈求宽恕。村庄的地面上，各路神仙悠然自得地闲逛，随意进出每户人家的房门。
　　 太行山土瘠地贫，十年九旱，土地多是贴在山坡或挂在深沟之下的梯田。在饥饿驱赶下，村民们以牛为图腾，不计成本地将气力资源转化为尽可能多的粮食。那时，村里还没有电，也没有农用三轮等机动车，除少数地块可以走独牛独驾的原始笨重牛车外，物质输运几乎全靠肩挑背。青壮男劳力，一年里有一多半时间压在一条扁担或一根两头尖尖的秋担之下。冬春运肥，女劳力和上点年纪的男劳力也须肩荷重担，蹒跚于崎岖山道，爬土崖半腰的“瞪眼坡”。他们的双脚双腿撑起身躯，身躯撑起重担，把自己写成一个“大”字，担起村庄的生计，担起沉重的岁月。为保护肩膀和衣服，好多人专门戴了厚厚的垫肩，可衣服的肩头处依然打了补丁，甚至补丁摞补丁。这都拜扁担所赐。他们脱去衣服，肩头厚厚的一层死肉赫然可见。那是黑铁皮一样的形质，是自幼抬水抬土练肩到成为正式劳力，被扁担成千上万次压碾挤搓，历经红肿、出血、脱皮掉肉、死皮更迭的千锤百炼而成。在山区活人，没一副好身板和一双铁肩膀，休想混。他们终年和锨?锄钯打交道的手，关节粗大，手掌手指的老茧如砂石般粗粝。小孩子们都不愿意让大人给洗脸，一哭二跑三躲藏，就是怕细嫩的脸蛋被大人粗糙的手给划拉疼了。
　　 当时的土地都是集体的，村人只有一人一分的自留地。这些仅有的属于自己的地，人们都在生产队劳动之余抽空打理，或起早贪黑，或饭前饭后，恨不能在在地里绣出花来。我爷爷六十多岁退出集体劳动后，并没赋闲在家，而是在山坡有土层的地方开出若干块荒地。这些地小得卧不下牛，回不过耧，却须成堆地捡出石头，收拢石头缝中的土壤修成。爷爷分别在地里种了小杂粮、土豆、红薯、萝卜、茴子白、葱韭薤蒜等，还有男人们抽的兰花烟。他精心地侍奉这些作物，拄着拐棍担肥施追，挑水浇苗，将它们喂养得绿油油胖乎乎。对离房院近的“鸡嘴头地”，爷爷打来荆棘扎成半人高的围栏，阻挡馋嘴的鸡啄苗刨地。爷爷七十多岁时，已视物不清，腰腿也僵硬难曲，可依然在废弃的石窝里开荒地。他用朝圣般的匍匐身姿，爬跪在地面，费劲地挪动着身躯，靠手指的触摸分辨出石头与土坷垃，是石头扔掉，是土坷垃敲碎留下。爷爷的身体紧贴着地面，与土地对话，与土地一起呼吸心跳。他一步一叩首的艰难挪动，也是无数次向诸神祈求：我用一滴苍老的汗水向你们换一粒粮食，中不？
　　 在爷爷开地的时候，奶奶也没闲着，除操持锅灶、纺花织布、摘桑养蚕外，还领着我们这些孙男孙女，于房前屋后和树林空隙地，见缝插针栽种了小瓜、豆荚、金针、洋姜、螺蛳、芫荽、葵花、薄荷、艾草等，既供食用和药用，又顶花草看。在爷爷奶奶的生活字典里，处处可见的勤俭的注脚与生存智慧。
　　 爷爷直到眼睛连人都分辨不清了，耳重也很严重，行走起卧都很困难，才停止了土里刨食的劳作。爷爷于八十六岁时谢世，他劳作过的黄土地慷慨地接纳了他。爷爷在世时，曾多次对我说，人吃五谷杂粮，生于土，还要还回土中去，这叫“吃啥还啥”。那时的我，并不能完全理解这话的含义。咀嚼多半生后终于明白，爷爷的话，除了物质不灭的含义外，是他作为逃荒村第一代人经历的更多苦难，使他对土地有了更透彻更深刻的理解。其核心理念是：生命高度依赖于土地，土地就是生命本身。于是对土地有着绝不亚于对神明的感恩与敬畏，死心塌地忠诚于土地，朝圣于土地，侍奉于土地；甘心情愿地于死后依偎于土地，回归于土地，还原于土地。
　　 （三）
　　 我家乡山坡的每一棵草，从出土之日起，就在为开一次花结一次果而努力。可作为山地农村的重要资源，须载牛载羊，任马任驴，人也采摘可食用的草棵草叶，割蒿草沤制青肥。可它们仍不放弃自己的目标，吃了割了上一茬，重新长出一茬来；再被吃掉割掉，再长出一茬。眼看秋天到了，抓住最后的时机结出一个不大的草穗。实在赶不住节令，就只能是一棵没果实的草了。我家乡的人，像极了这些草。
　　 村里人把全部希冀寄托于土地，把全部气力泼洒于土地，可产出的粮食却不能完全由自己支配，更不可能独享。
　　 我爷爷那辈的人，经历了晚晴到民国的改朝换代。可不管谁掌管国政，作为种粮的农民，都要缴纳皇粮。乱世之中，一拨一拨的地方势力和分不清来路的军队，还有土匪，都到村里来用枪逼着要粮抢粮。要么就将人捆走，拿粮食去换。日本鬼子最凶，荷枪实弹闯进村来，除找八路外就是抢粮，不给就用刺刀捅或开枪把人杀死。八路军、解放军对老百姓最好，让他们得到了土地与做人的尊严，村里人也真心实意缴纳军粮（后改为爱国粮、公粮），并送子弟去参军参战和支前，村里好几户人家的孩子一走再没回来，给他们换回一块“烈属”牌子，悬于门楣，成为光荣之门的标识。
　　 我从小到大，不知多少次跟父亲去公社粮站缴公粮。那时一担子一担子分回家的粮食，一多半缴了公粮。我们村是先进村，放卫星时把粮食产量的底铺大了，缴粮的份额格外高，高产村反而比低产村分粮少，而且吃不到返销粮。缴粮前，要抽一切空余时间将玉米从棒子上掰下来，一连几天摊在院子里或山坡上铺垫了单子、席子、被褥等晾晒。谷子也要晒干，夜里推碾子加工成米。做完这一切，大包小包装好，择日担运到八里远的公社粮站去缴。
　　 我和父亲一大早吃过饭，担着百多斤的粮食上了路。十几岁的大妹也扛了五六十斤粮食一同前往。我仗着年轻，一路奔跑着先一步赶到粮站去排号。这时是缴公粮最紧张的时候，各村来缴粮的人多得像赶集，粮站大院和大门口到处戳放成一堆的粮食口袋，每家都有人跟在验粮员后边排号。人们的表情像统一复制出来，眼巴巴地盼望着验粮员能早点来，能顺利通过验收把粮食缴了。等啊盼啊，验粮员终于来了，在打开的口布袋里用手拨拉着看玉米成色，再用一根专用的长铁杆抓具，捅到口袋中间或底部，拖出一把玉米，捻几粒扔进嘴里两眼上翻着咬。不是咯嘣咯嘣脆生生响的，说明没干透，就会断然拒收，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这些人家立刻苦起了脸，家里没男劳力的，泪都下来了。他们实实在在摊上事了，要么再费力将粮食发落回去，晾晒干后再搬运来缴。要么就地找块地儿，每天跑来摊开来晒，晚上找地方寄存，直到验粮员认为可以了给收了为止。也有一次性通过验收的，这些幸运的缴粮户会兴奋得满面放光，手忙脚乱找筛子，按要求把玉米全部筛一遍，拣去成熟不好的小粒、瘪粒玉米。小米有碎米和窝糠的，也要过风车。然后重新装包过磅，一袋袋分别扛入玉米、小米库房。
　　 我那时人年轻，消化快，排号排至傍中午时，肚子里像装了只滥情的蛤蟆，咕嘎咕嘎一个劲地叫。等饿过了头，饥饿感消失，可没多久，那蛤蟆又开始鸣叫。我的幼年至青年之时，饿肚子是最熟悉的人生体验。那时的全部记忆，几乎可以浓缩为两个字：饥饿。这种体验不光是我，尤其在这等候验粮临近中午之时，所有缴粮人都处于饥饿中。他们是种粮人，饿肚子的时候却最多。明明担着粮食来缴，却须饿着肚子等。这真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说起来，缴粮是要付给粮钱的，可一斤玉米仅给八分，一斤小米也只付给一毛二分五。这些钱划拨到生产队账簿上，是生产队的主要经济来源，年终按各家的劳动工分多寡分红。一些人家的账簿收入与吃粮款等支出发生倒挂，欠账的数字用红墨水写出，这是我对经济学上说的“赤字”的最初认识。
　　 还好，我家的粮食一次通过验收，我和父亲、大妹如闻大赦般惊喜，我听见心里压了好久的磨盘扑通一声落了地。紧张过筛、装袋后，我扛着粮袋踏着跳板进入粮食味沉郁的仓库，把玉米倒入库房。那仓库好大，足有一个篮球场的面积。玉米堆得几近房梁，我的心一下悬起来，生怕库房的四壁不够坚固，架不住这满满一库粮食的鼓涨力，呼隆一声崩塌了。在我和父亲扛粮入库时，大妹将过筛子筛出的小、瘪颗粒玉米，风车扇出的碎米，仔细收拾起来，装布袋里带回去。这些东西对我家来说，依然是好东西，最少比谷糠野菜可口得多。
　　 草，生活在乡村最底层，卑微而渺小。然而，离开了草，从乡村到整个社会的一切，将无从谈起。最少在那时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