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云】岁月如斯(随笔)
(一)
“太阳太阳红似火,太阳出来晒死我;
“太阳太阳红似火,太阳出来晒死我……”
这是儿时学唱的一首歌谣,也是吟唱最多的歌谣。当东方出现一抹红晕的时候,我和狗儿猫儿一起蜷偎在老奶奶的怀里。粗陋单薄的衣衫挡不住晨风清凉,我总得向老奶奶的胸前挤了再挤。老奶奶用拐棍儿把我和狗儿猫儿拨弄起来,大声吆喝着:“蛋儿,跳,唱,唱太阳太阳红似火,太阳出来晒死我……”我就爬起来,站在墙根,冲着东方,跳着唱:“太阳太阳红似火,太阳出来晒死我……”狗儿围着我转,猫儿围着老奶奶转。唱着唱着,身上就暖和了;唱着唱着,太阳就出来了;唱着唱着,我就长高了。
记忆中,老奶奶仿佛一尊菩萨,麦秸秆编制的草垫是她的宝座,她每天盘坐在院门旁。墙边一棵老枣树,粗糙的树皮表面就像老奶奶的手背,树冠遮盖半个院子和小街。枣树下摆放着一个青石牛槽,周遭已被磨蹭的圆滑铮亮。牛槽边,一头老黄牛卧在墙根,斜昂着头,一边不停地咀嚼,一边瞪着大大的眼睛注视着自己周边的动静。总不安分的小牛犊一会儿撵鸡,一会儿追狗,满院乱跑,一旦跑远了,老黄牛“哞——”地一声,小犊儿便乖乖地溜了回来。老黄牛的后边是两只大白羊,尖尖的犄角向后弯曲,嘴巴下一绺倒三角的顺滑胡须。大白羊是院中最温顺的,整日向老奶奶一样卧坐着不声不响。几只小羊羔儿却是十分地叛逆,像腿子一样跟在牛犊儿腚后面,满院子耀武扬威,使坏捣乱。
狗儿是黑的,猫儿是灰的,偎依在黑青罩衣的老奶奶身边,离远看不出来,等走近了,不经意间蹿跳扑来,陌生人都会吓一跳。老奶奶叫我蛋儿,叫狗儿也是,叫猫儿也是。老奶奶喊一声“蛋儿——”狗儿跑过去,猫儿跑过去,我偏不理;老奶奶再喊一声“蛋儿——”狗儿看我,猫儿看我,我偷偷笑;老奶奶第三声“蛋儿——”的时候,狗儿咬我裤脚,猫儿挠我脚面,拐棍儿飞到我身边。
每当我唱起“太阳红似火”的时候,家里其他人都已经离开了院子,下地的下地,上学的上学。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已经在老奶奶宽大的衣襟里做起了美梦。
除了我之外,全家人都怕老奶奶。爷爷在老奶奶面前的应声总是一个字“嗯”;奶奶和老奶奶偶尔隔了很远说话;父亲和母亲像是传话筒,常在老奶奶和爷爷奶奶之间传递消息。姐姐们都躲着老奶奶,因为老奶奶不喜欢妮子。
老奶奶常让我拿她的拐棍儿帮她敲打身骨,边敲打,边按老奶奶编好的台词对话。
“蛋儿啊,干嘛哪?”
“打老奶奶”
“打老奶奶干嘛啊?”
“打死老奶奶听喇叭!”
“听什吗?”
“火烧葡萄架”
在我还不懂什么是火烧葡萄架的时候,老奶奶在一个平常的晚上躺下睡着后再没醒来。
喇叭进村的时候,灵棚早已搭好。箔席搭起的大大的灵堂占据了大半个院子,正对灵堂又用箔席围起一间小厦,这小厦便是鼓乐棚。五个乐手围坐在桌旁,唢呐、笙、笛、锣、釵等器具摆了一桌。为首的约有四十多岁,高高的个子,大眼睛,高鼻子,大大的嘴巴。稍坐片刻,为首的向四座扫了一眼,托起一杆一米多长的大号,其余的乐手也各自操起自己的家伙。大号斜上举起,为首的鼓圆两腮,“呜——呜——呜——”三声长鸣,紧跟着大门外三声连炮,唢呐响起,笙笛同奏,锣釵相和。
年长执事灵堂前站定,响亮的喊道:“开门行祭——”
一群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着了一色的孝服,依次在唢呐奏鸣中跪扣起伏。
当天的各项祭奠仪式履行完毕,人们陆续围在鼓乐棚前,“来一段”“来一段”众人冲乐手吆喝着。
为首的只装没听见,喝茶歇息。
有人分开人群,年长执事走近乐棚,后跟一人双手端一托盘,托盘上放着香烟、茶叶、赏钱。执事抱手一礼,“哥几个辛苦,东家有赏——”片刻,乐声奏起。
先是“百鸟朝凤”,又一段“穆桂英挂帅”。或许并没几人真能听个明白,但都听得津津有味,不断叫好。
唢呐手越吹兴致越高,站立起身,取出一把香烟交于身边助手,一一点燃。
围观众人呼地向前挤去。
“要火烧葡萄架啦——”
唢呐手叼了一支燃着的香烟,边抽边吹。
陡然间嘴唇一动,香烟没了,唢呐声依旧。
片刻后,嘴唇又一动,香烟复出,火星依然,乐声依然。
随后,一支又一支香烟在唢呐手嘴里不断添加,连一只鼻孔里也插了三根。
唢呐手把唢呐吹头塞进另一只鼻孔,唢呐声中,缕缕青烟从唢呐喇叭口缓缓飘出。
众人纷纷鼓掌叫好。唢呐声调愈来愈紧,其他乐器也紧锣密鼓地跟进,仿佛万马奔腾。
人们随着紧张的乐声屏住呼吸,待那乐声紧到激昂之处,令人透不过气来之时,突然间唢呐手端着唢呐一抖,乐声戛然而止。
喇叭口下,一团火苗瞬间燃气,那火苗形状,恰似一串熟了的葡萄。
(二)
老奶奶去世以后,奶奶坐在了门旁边的草垫上。奶奶坐在草垫上没有老奶奶像菩萨一样清闲,手里总有忙不完的活计。狗儿猫儿不敢打扰奶奶做活,那是要挨打的,只好蜷缩在门枕上或门槛边。原来的小牛犊儿取代了老牛,一模一样地躺卧在牛槽旁。羊儿也换了,多了几只。
奶奶的宝座旁加了一个小座。草席上薄薄的布垫,叔叔家的小妹妹坐在布垫上。一开始小妹妹还能端坐在那里,没多久就开始四处爬动,爬一会儿,被奶奶拎回来重新坐下,过一会儿再爬,再被拎回来。奶奶起身去厨房做饭的时候,就找了一根布绳,一头拴在牛槽上,一头捆住小妹妹的腰。小妹妹就在牛槽旁转圈。
放学后,我把书包扔在牛槽下面,踩着砖头爬上牛槽,踩着牛槽爬上墙头,踩着墙头我就爬上了老枣树的树杈。我趴在树杈上冲下面喊小妹妹,小妹妹四处乱瞅,就是找不到,一会儿爬到这边,一会儿爬到那边。爷爷从远处走来的时候,我慌忙窜下来,捡起书包跑进屋子。
爷爷现在成了全家最怕的人,包括我。父亲在爷爷面前的应声总是一个字“嗯”;叔叔偶尔多说一句,每次都会被狠狠地骂一顿;母亲、婶子和爷爷偶尔隔了很远说话;奶奶像是传话筒,常在爷爷和我们之间传递消息;我们兄妹几个都躲着爷爷。
从枣树开始长出嫩绿的新叶,我就蹲在奶奶身旁,两手托着腮往树上瞅,边瞅边一遍遍地问奶奶:“奶奶啊,什么时候能吃枣啊?”
奶奶总说:“七月十五红皮枣,八月十五打到了。”
我再问一遍,奶奶再答一遍。
我再问,奶奶就不答了,停下手里的针线活,摘下老花镜瞅我。
我还是问。
“别咧咧了,馋嘴”奶奶起身进屋里从柜子里取出几枚干枣给我。
当枝头开始挂上豆粒大小的绿果实,我便不断地往树上爬。“奶奶,奶奶,有一个大的了,能吃不?”
“不能吃!快下来。”
禁不住诱惑,我偷偷揪下一棵娇小的绿宝石,呀,苦得吐水,涩的掉牙!可是,下次再上去的时候,又忘了先前的苦涩,还是要揪一颗。
“快下来,你爷爷来了”奶奶在树下喊。
后来奶奶再喊,我就不信了。
再后来,爷爷回来了,我还在树上。
“蛋儿哪?”爷爷问。
“外面疯去啦。”奶奶头也不抬。
“给我找些枝条,我给他编个鸟笼。拿个瓢来。”爷爷从兜里掏出一支漂亮的小鸟。
我趴在树上不敢动,也不敢出声。
奶奶起身找来瓢和枝条交给爷爷,爷爷把小鸟扣在瓢下,然后坐在树下编鸟笼。
叔家小妹蹒跚地走过来,趴在爷爷跟前看。看了一会儿,妹妹朝树上喊:“哥哥——”
爷爷抬头。我滑下枣树向门外跑。爷爷扔过来一只鞋。妹妹掀开瓢,小鸟飞了。
(三)
小村在地图上是找不到的。
几十间低矮的泥墙草房,蜗居着二百来口老老少少。
村里村外树到不少,枣树、桃树、石榴、山楂……那些能给人解馋的果木散落在各家院中;杨树、榆树、梧桐、桑柏槐柳……打制家具架构房屋的栋梁之材则分布排列在村院周围。周边是一望无边的庄稼,高高的玉米、高粱把小村层层叠叠地裹了个密不透风。一里外的公路上,根本看不见小村的影子。
村子中间有一个比普通人家稍大一点的院落,院墙低矮,没有大门。几间草屋内摆放着高矮不等的木桌或石台。院子中间一棵大梧桐树,一根粗大的树枝上挂着一个不知什么机器上的巨型齿轮,用铁锤一敲,“铛——”地一声,传遍整个村子。听到这响声,四处撒野的孩子就像小鸡进窝一样钻进几间小屋,朗朗的读书声就响遍整个小村。
小学校的对过有两间小草房。房子中间一条青石柜台,柜台后的货架上摆放着一些廉价的日常用品。柜台与货架中间一把椅子,父亲便是它的主人。
父亲是一个平凡的农民,是乡亲们公认的能人、好人。生产队里,父亲是顶梁柱,是多面手,耕耩耧耙,样样在行。村民推举父亲掌管村里的代销店,父亲边忙农活,参加队里的劳动,边经管小店,满足乡亲们随时需要。父亲吃住在小店里,夜晚,村里最后熄灭的,定是小店里父亲身边的那盏灯。那时,村民们没有随身带钱的习惯,赊账是常常的,父亲很少在账本上登记,但从没有过账目的纠纷。父亲相信乡亲们,乡亲们相信父亲。
夜幕降临,小店里外成了繁华闹市。
小店门大敞着,灯光照射在门口街面上。店内吵吵喳喳人影绰绰,主要是男人的天下,或买东西,或侃大山,或打牌下棋……女人则三三两两地倚在街旁土墙,窃窃失语,偶尔传来咯咯的笑声;大小不一的孩子像炸了窝的老鼠在人群中、角落里、街面上来回穿梭。月亮高升的时候,大人吆呼孩子、孩子呼喊大人的叫喊声开始此起彼伏。不大一会儿,伴着关门落拴的响声,小村慢慢进入梦乡。
我的蒙师是小店的常客,不过总是在众人散去之后。他和父亲年龄相仿,身材不高,体态略显臃肿。此时,总是半掩了店门,父亲和蒙师隔着柜台对坐。柜台上摊一堆带壳的生花生,或是有些萝卜、大葱之类。父亲倒上一碗酒放在两人中间,两人一人一口地轮着喝。
此时我必须早早地溜走,不然定会遭到轮番的训诫。他们会出些题目让我做答,一旦出错,少不了一巴掌。我无处躲藏,柜台里也是巴掌,柜台外也是巴掌。
父亲会泥瓦建造。村里谁家建房修屋,父亲是非请不可的主力。父亲亲手建造的房舍,便是一直为我们遮风挡雨的家。那年夏天,父亲站在梯顶勾补新房外墙砖缝,我爬上梯子传递灰碗,父亲转身时一脚踩滑,我们重重的摔在地上。父亲紧张地抱起我,我使劲全力向父亲挤出笑脸,当时,疼的说不出话来。
而就在新房建好之后,父亲因病离世了。
父亲去世时三十九岁。这是一个怎样的年龄,正当是一个男人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时光,正当是有老待养、有子待抚的当口,父亲留下无尽的遗憾离我们而去。
一口白木棺材前匍匐着五个弱小的身体,没有哀乐,只有哭声,众乡亲念叨着父亲的千恩万好帮我们把父亲埋在他耕种过的黄土中。
(四)
夏季的田野,被漫染上层层厚重的绿色,蒸腾的水汽当中,充斥着庄稼生长过程中散发出的特有的酸甜味道。
玉米长过成人膝盖的时候,要追肥。土地承包了,各家独自经营。别人都是一人刨坑,一人放肥料,说说笑笑间,活计就干完了。我们不行,哥哥姐姐外出上学了,我帮母亲做。弱小的身子,让我端不起满盆的肥料,半盆也很吃力。母亲在前面一路刨坑,我蹲着身子,拽着肥料盆,一步一步,一坑一坑地向前艰难地移动。玉米叶在脸上、胳膊上划出一道道血痕,闷热下的汗珠流过血痕,阵阵滋啦啦地痛。母亲刨一段,走回来,端起盆放肥料。我跟上去,母亲再继续刨坑,我再蹲着身子一步步挪动。卖冰棍的家伙在路上死命地吆喝,我舔舔嘴唇,装作听不见。到了地头,水沟里有正在浇地的流水,捧起来,喝上几口,刚抽上来的井水,凉丝丝,甜滋滋。
随着慢慢长大,我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力,农活基本都会,直到我参加了工作、结了婚、有了孩子,每年夏收秋种,我都按时回村帮母亲种田。
广阔的田野里,没有什么阻隔,你可以放眼去望,无尽的碧绿,无尽的金黄;你可以放开喉咙,大声吆喝,大声歌唱,风吹过,哗啦啦地庄稼齐声相和;俯下身去,禾苗的清香,泥土的芬芳,扑面而来,总是让人那么沉醉……
劳动让苦难变得不再可怕,劳动也让苦难变得不再漫长,更重要的是,苦难中,希望在渐渐地萌芽,滋长。父亲去世第三年的夏天,哥哥和大姐分别接到了大专和中专的录取通知书,这个苦难的家庭走出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久违的欢快笑声从简蔽的小院里传出,传遍了整个小村。又过了一年,二姐也考取了大学;再几年后,三姐和我也陆续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父亲的走,留给了母亲最大的痛。幼年丧母的母亲又一次经历了人生最大的痛苦。生活的巨压和对父亲的思念让母亲患上了一种癔病。除夕之夜,母亲把一切操持完已是两三点钟。上床休息后不久,母亲便开始发病,母亲用父亲的语调呼唤我们,不住念叨对我们的挂念。父亲的魂灵附在母亲身上,来到了我们身边。每年此时,我抱着母亲的身体,呼唤着父亲,向父亲讲述一年的艰辛和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