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不知不觉进行到似是而非的三十一世纪，人类跋涉过残酷漫长的麦斯东时代，已经鲜少有人知道罗氏综合症的来历与故事，尽管如此，这个症状还是被频繁引用，并非偶然地出现在众多精神疾病患者的病历本上，甚至一度成为流传颇广的热词，从而进入经过无国界医生组织修订的3102年版的《医学大辞典》，成为第3721页的一个词条。翻开第3721页，位于第十三行的罗氏综合症的对应条目下是这样解释的：“一种选择性精神类疾病，与之对应的是\\\'埃及法老派\\\'狂躁症与抑郁症，通常发生在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群间，例如公知、学者、写手或部分“埃及法老派”等人群间，晚期症状表现为充满幻想，且狂妄自大，喜爱否定别人，尤其是前人或名人，并伴随部分巴托比症的症状，才思枯竭，焦虑不安，离群索居，脾气阴晴不定，常常出口伤人。但该类精神类疾病初期症状却截然相反，常以一种谦卑出现在人们面前，喜欢恭敬地称别人为老师，看似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实则已经对自我过度充满自信，过度膨胀。基于这种状况，部分专家认为这是自卑症患者的某种变态般的延伸，也有部分专家予以否定。目前罗氏综合症无法利用药物进行有效治疗，纯粹的心理疗法也鲜有效果”。只是这词条下啰啰嗦嗦的一堆文字并不能说出罗氏综合症的来历，所以才会有学无止境的好事者孜孜不倦地四处探究，以期做出满意的考证。
　　 因为曾经肆虐于全球的时光之殇病毒，没有谁能够具体确定自己到底生活在哪个年代。也没谁能够具体确定自己置身的这个年代，到底是好是坏。哪怕是再睿智的先知，哪怕是再长寿的老者，他们只知道自己活着。只知道纸上的东西同专家或公知嘴里说的同样不可靠。部分人士甚至怀疑那些小视频，及知名电视台与媒体录制的实况直播及转播。这样一来，绝大多数人都成为怀疑派，其中极少数人甚至不断质疑一切存在的事情，包括质疑者本人。
　　 他们戴着厚实的近视镜，背着或大或小的行囊四处旅行，每到一处不是举起手机拍照留念，就是钻进图书馆翻阅资料，或者面对一堵长满青苔的石墙、一块残破的砖头和一丝萋萋荒草长久地冥思苦想，酷似入定神僧。虽然有些公知和学者抨击这些质疑者的疑神疑鬼，却也赞同他们的质疑精神，佩服他们勇敢的探索。也正是这些不断从旧纸堆和垃圾堆里翻找答案的质疑者发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轶事，发现了诸多关于罗氏综合症渊源的蛛丝马迹，整理出一行又一行足以颠覆人类固有认知的珍贵历史资料。在那些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有一份揭示出麦斯东时代结束之后，文明复苏之际，X城那些致力于传播文字与文化的读书俱乐部为配合全球文化与文明的振兴计划。也为了抵制“埃及法老派”的反文字运动组织的种种蛊惑，广泛开展了推广汉语文化、汉语文明及保护其他地方特色传统的活动。为此读书俱乐部的成员们花费了不少心思，做出了不少努力。
　　 通过质疑者公布的那些资料显示，能够抗衡读书俱乐部的“埃及法老派”的成员也个个都饱读诗书，个个自诩为文化菁英，个个自命不凡，个个认为自己的灵魂承袭了贵族血统，个个都是通过九次严苛考试才得以加入这个派别。正因为这些成员个个知识渊博，才被外界称之为‘埃及法老派’，才会无限担忧文字这种可怕的工具，会让人类丧失记忆和思考能力。他们和那群被称为傻瓜的文盲们一同提倡老人记忆。认为老人们才是整个人类社会最接近于真实的记忆保存者。也正是老人们构建起了群体记忆，并使个体记忆融化于群体记忆之中，使之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成为衡量时间的历史。
　　 据说，“埃及法老派”重要的理论依据有两种，一是孔夫子言论集《论语》，此部共计11705个汉字、夫子风采溢于格言、绵延五千年的巨著早就在3008年-3010年焚书消字运动期间灰飞烟灭，再也无踪可寻。二是柏拉图著述的早已散佚的《斐多篇》（注1），该篇传奇性十足的文章不仅涉及了生死、动静与存在和不存在的问题，还直接了当地说明了文字终将湮灭记忆。耸人听闻地揭示出由小马克.汉林编造的虚假史实早就在不知不觉间灌注进每一位读者的脑子里，使之不得不认同文字所宣扬的一切。虽然3102年以后，再无人阅读过《论语》和《斐多篇》，“埃及法老派”却相信那些传闻。认定柏拉图和孔子是坚定的文字反对者，前者是那位按看守的要求定时喝下了毒药，以期步入不朽的苏格拉底的忠实学生。
　　 这对情如父子的师生观念相近，尤其苏格拉底还严格地遵循理想，从未著书立说，只是利用各种不同讲座，面对面地向那些弟子们进行口头传授。后者更是极度厌恶那些侵夺个体思想的文字，也不曾著书立说，但他的弟子们却反其道而行。他们不仅断章取义地曲解其思想，还叛逆地将其生前言论整理成卷。然后大肆刊印，进而声称确定时间存在的《尚书》、《春秋》等经典史籍是孔丘先生呕心沥血之作。从而成立了傲立于世、绵延几千年的儒家学派。读书俱乐部那些人就是这些弟子们的嫡系传承者，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并具有逐渐蔓延之势。
　　 基于上述两种来源于东西方截然不同的理论与认知，“埃及法老派”的成员纷纷将恐龙、老虎、猫和鱼这类早已消声匿迹的动物当做各自的图腾。并认为一切文字的孕育及产生，都是蜕化向原始与野蛮的反人类之举。都是应该予严厉批判的，都应该毫不留情地取消。就像著名的M.R.麦斯东所做的那样。针对‘埃及法老派’的肆意攻击，读书俱乐部在九十八年期间，前后举办了一千零九十四次全球范围的重量级文学大奖赛。隆重推出十九万七千六百四十五名著作等身的作者及写手。其中仅大神级的就超过千名。从而成为那个世纪的百年骄傲，也成全了众多私人印制的书商和印刷厂。使无数满怀憧憬的年轻人趋之若鹜，似乎那些名目繁多的大奖赛就是他们通往人生辉煌的梦想之门。
　　 与此同时，读书俱乐部还同众多的作者或写手签约，建立了相对严谨的赏罚制度，设置了VIP章节概念，以点击率多寡识英雄，以荣获读者的打赏多寡为文章优劣的唯一标准。读书俱乐部之所以设立这种制度，是因为其负责决策的成员们统一了认知，已将写手或作家归于不同种类的生产者。就像农民、工人和渔夫的区别，就像铣工、钳工和电焊工的区别，就像贵族与平民的区别。并使之产业化，从而把写手或作者的作品升华为不同品种的商品。
　　 既然是商品，就要追逐最大利益，就要搏读者眼球。不可否认，读书俱乐部的种种作为不仅繁荣了文化，同时造就了一大批颇具才华的才子才女，还掀起了一汩又一汩全民读书热潮，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埃及法老派”的嚣张之势，也一度削弱了傻瓜们赖以生存的温床。当然，也有些自称持中立立场的公知或学者酸溜溜地认为，出现这种文化盛况是因为麦斯东时代结束之后，文化与文明大解禁的成果，属于文字与文化泛滥的范畴。另一方面，在诸多大奖赛造就的才子才女眼里，被贬低为傻瓜的文盲们只相信眼见为实，只相信自己这辈子所看到的，而“埃及法老派”则只相信眼见为虚，只相信自己没看到过的事实。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顽固地存在，似乎永远都不会消亡与消失。
　　 “埃及法老派”是那些才子才女们最强大的敌人，他们时不时引经据典地抨击那些令人沉迷其中的长篇累牍的大作，认为那不过是精神鸦片，是自娱自乐加上自虐的无厘头，是迎合大众低级趣味的庸俗。为此，“埃及法老派”的几位重要成员出资搞了个“白绿论坛”，以高雅为坐标，以精湛的语言艺术与精雕细琢的意境效果为追求目标。试图召集了起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友，效仿读书俱乐部创立“白绿文学大奖”，还成立了语言文字艺术协会。竖立起虽破却迎风飘扬的富有战斗精神的大旗。定期不定期地印制会员作品，以期扩大影响力。这对于倡导消灭文字的“埃及法老派”来说，算是桩极其吊诡的事情。
　　 然而，那些才子才女虽倍感压力，却无情嘲笑“白绿论坛”不过是好看不好用的银样蜡枪头，与时代脱节，不懂得迎合读者。自然，才子才女们还诟病“埃及法老派”的悖论。认为这些关在金字塔里面的木乃伊一方面抵制文字，口口声声地要消灭文字，一方面还在刻意追求语言的精雕细刻，颇有些反讽的味道。
　　 才子才女们犀利的言论令“埃及法老派”分崩离析，破裂成大大小小若干派别，并且彼此攻讦。部分“埃及法老派”甚至郁闷而悄无声息地加入了大行其道的读书俱乐部。或者成为不断追逐读者打赏的写手，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追求着读者的打赏，四处刊印作品，四处免费签名赠书。或者牢骚满腹地四处批评读书俱乐部奖罚分明的制度，声称文学没落了，文字也该顺应时代消亡了。
　　 “埃及法老派”布朗运动般的活跃又进一步促进了图书市场的繁荣，令书商和印刷厂老板们欢欣雀跃，赚得盆满钵满。言辞刻薄的“埃及法老派”将那些才子才女们的作品讥讽地称之为快餐文化。指出读书俱乐部推崇的都是垃圾，一文不名，既误人子弟，又糟蹋文字，是人类文明之耻，是人类社会的肛门，是连不断蠕动的直肠都消化不了的粪便。
　　 其中最受诟病的是读书俱乐部硬性规定每位写手每月，直至每天的工作量，即每日不得少于更新三千字，否则就会取缔最佳写手的称号，还将取消月奖励。在‘埃及法老派’们看来，这无异等同于文学流水线作业，等同于粗制滥造。无法也不可能产生杰作，更禁锢了写手或作者的思维，所以还不如直接废除掉文字，自由自在地享受自然。但“埃及法老派”这个口号对于大众并没什么吸引力。
　　 历史不知不觉进行到似是而非的三十一世纪，人类早就脱离了自然，蜗牛般隐藏进球形立体城市，过起风调雨顺的日子。很多居民甚至都不懂得自然到底是什么，尤其是位于Ｘ城内壳地域的萧镇、文昌镇和武运镇居民。他们甚至压根儿就没见过蓝天白云和绿地，更不知晓五谷杂粮的模样。他们还不如位于Ｘ城外壳地域的孟浪镇、流徙镇、大港镇和新镇的四镇居民，虽然他们同样每天食用着利用潘氏矿物及土壤萃取法，与食品转换法则，从自己粪便及城市垃圾里萃取的食物。
　　 据说，第二次废纸之疫猖獗时，曾有四十八位菁英从望乡塔上一跃而下，因此3102年之后“埃及法老派”的成员们集资于塔下建造了四十八人冢做为纪念。‘埃及法老派’的这一举动同样遭到读书俱乐部才子才女们无情的嘲笑，他们公然叫嚣四十八人冢就是“埃及法老派”长期生活在象牙塔里的自我圈囿的必然结局。只是这两派的争论，Ｘ城的公众们并不懂，他们依旧困惑于时光之疫与废纸之疫的双重打击，无法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更不相信球形立体城市下面那广袤的地壳原本就是他们先人的故乡。
　　 公众们相信才子才女们的胡编乱造，相信那些的架空与穿越。尤其是被迫背上书包走进学校的孩子们，教科书上满是小马克.汉林煽情的演讲稿。满是被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注2）诟病的带有偏见色彩的欧洲史观。这样的教育体系下，培养出来的除了碌碌无为的庸才，就是面色苍白、灵魂里潜伏着罗氏综合症的于连（注3）式的野心家。
　　 不过，这些形形色色的小于连们无法踏入仕途，也不能披红穿黑，只好纵横于网络，或者动辄以滔滔不绝江河水般汹涌而至的千万字的大作来吸引读者眼球。或者挺起胸脯，将高傲的目光经由鼻梁流淌下去。自认为才华横溢，无出其右。其中几位才子才女，还兴致勃发地凭借强大的想象力，以小说的形式重新创作了《论语》和《斐多篇》。单就这一点来说，才子才女们的确很有才华。
　　 只是这两类才子才女们并不能统一起来，对抗那些更加骄横的“埃及法老派”，反倒相互鄙夷，相互争吵。前者认为后者闭门造车，不懂得迎合读者，创作出的作品没有市场。后者批评前者粗制滥造，低俗庸俗，盲目追求市场。这一点倒和“埃及法老派”颇为相像。两者都陷入无休无止的分裂之中。
　　 只是读书俱乐部内部的分化是件颇有意思的事情，因为这种争论酷似读书俱乐部和‘埃及法老派’之间的争论。一些后世研究者经过系统分析，认为这是‘埃及法老派’的特洛伊木马成功植入读书俱乐部的缘故。不过，无论是怎样的一个说辞，这些才子才女们，包括部分“埃及法老派”成员，因为长期沉溺在无边无际的网络之中，所以常常耽于自我幻想之中。他们固执地认为网络文学才是最伟大、最具革命性、最能够大行其道的文学形式。认为自己才是最出色、最优秀、最能改变文学颓势和最了不起的才子才女。认为自己写下的文字，无论小说、散文还是诗歌与戏剧，都是无以伦比的，都应该归于伟大的范畴。每天自我陶醉地坐在电脑前，拼命地敲打键盘，快速制造着文学垃圾，关注着点击率和被人打赏的次数，以及攫取的红包多寡。而且，也正因为如此，读书俱乐部的才子才女们才彼此不服气，或者各自为战，或者小集团般地营私结党，成为一盘没有凝聚力的散沙，被擅长批判与批评的“埃及法老派”逐个抨击。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之下，罗氏综合症频频降临，令读书俱乐部的上层管理者们头痛不已，也使才子才女们集体陷入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