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了，刚走出医院大门，手机铃声便响了，“姐们，菜已上桌，重庆冒菜馆，不见不散。”电话是红玉打来的。红玉是我的闺蜜，中学乃至大学的同学，自认煮不烂，打不散的“死党”。像她这种突然袭击，我早已习以为常了。拒绝看来是不可能了，因为在这个世上，我谁都可以拒绝，就是不能拒绝红玉。
　　 我急忙赶到位于县城东大街的重庆冒菜馆。两大碗冒菜已近上桌，正呼呼地冒着热气。红玉一边翘着二郎腿，一边“吱吱”地咂着一瓶玻璃瓶汽水，正“嘿嘿”地望着我笑。
　　 “妹儿，都已二十五岁的人了，乍就不会‘淑女’一回呢？”我拉过凳子坐在红玉对面，笑着说道。
　　 “姐呀，我不会‘淑女’呀！”
　　 “我的女大记者，说话注意分寸，小心被同行曝光。来，吃饭！”
　　 “对，吃饭。吃饭才是硬道理。”
　　 “干杯！”
　　 我和红玉双双举起了汽水。
　　 从字典里查“陪衬”二字，陪释义为陪同，衬释义为衬托。许多人都认为，红玉和我做朋友，目的就是为了陪衬。用我的丑陋陪衬她的美丽，用我煤矿工人之女的身份陪衬她官二代的贵族血统。但我认为，这只是世俗人的歪曲理解，红玉和我的深厚友谊只有我知道，红玉知道，别人是无法理解和明白的。
　　 和红玉认识那还是初二下学期的事。那年，红玉爸爸响应中央号召，作为苏陕交流的援陕干部，在我县挂职县委宣传部长一职。十四岁的红玉便转学到了我们学校。那天，班主任刚把红玉一领进教室，便引来全班男女同学的一致惊愕：白皙皮肤蛋圆脸，蛾眉大眼樱桃口，颀长的脖子，线段的身材，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再加上她那官二代的身份，一下惹红了全班同学的眼。男女同学轮番上阵，都想和她套近乎，做朋友。一月之后，红玉竞微笑着向我伸出友谊之手。众同学不解。论出身，我的爸爸是个长年在煤矿井下的掘井工人。论长相，受上代不良基因的遗传，我是缩缩脖子柿饼脸，塌塌鼻子水泡眼，和红玉走在一块净矮了一头。而让我自豪且能和红玉媲美的也只有学习成绩了。红玉是整天嘻嘻哈哈，丢二郎当，成绩永保班级前三名。我呢，是死学，硬学，点灯熬夜拼命下功夫，成绩也未落后过全班第五名。而这也是我唯一能和红玉走在一块的资本。
　　 和红玉走在一块，我感觉自己特有面子。而红玉也从未因我先天性资源短缺而感丝毫别扭。我俩的组合成了一对十足的黄金搭档。论年龄，我长红玉半岁。理所当然，她称我姐，我叫她妹。或者：姐们，妹儿。
　　 高考后，填报志愿。红玉问我：
　　 “你报啥？”
　　 “医学。”
　　 “你报医学，我也报医学。”
　　 “我说妹儿呀！我是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我报医学为的是将来好找工作，好就业，你跟着我起的是那门哄呀？”
　　 “这我不管，反正我这辈子和你是打断骨头连着筋，掰不开，拆不散了。你走哪里我跟哪里。”
　　 就这样，我和红玉在省城医学院里攻读了四年临床医学。
　　 与红玉相比，我真是命运多舛。上大二那年，我的爸爸受了工伤，上班时压断了腿。煤矿垫付了部分医药费后，未进行上报，以病假处置。爸爸为人实诚，也就未做计较。然而半年后，爸爸所在的采煤队人员精减，却因出勤天数不足被精减了下来，面临下岗。多亏红玉请求她那已升任县委副书记的爸爸从中协调，我的爸爸才算保住了工作。上大三那年，我那不争气的哥哥因赌博被派出所刑拘，还是红玉爸爸从中帮了忙，交了伍佰元罚款，被保释了出来，免受了牢狱之苦。
　　 四年的大学时光飞逝而过，拿着鲜红的毕业证书，我茫然无助地走出校园。和众多求职的同学一样，我奔走于省内的各大人才市场，把一个个装帧精美的简历四处投放，可换回的不是杳无音讯便是石沉大海。就在我垂头丧气、一筹莫展之际，红玉告诉我，家乡的县医院招聘临床医学人员，让我赶紧回老家去报名。我问红玉：“你呢？”“我也报。”急急忙忙赶回县城，我却有些灰心，招聘名额只有一名。这里哪有我的份呢？红玉为我打气，说只要我报名一定行。结果大出我的意料之外。我竟以笔试、面试综合第一的分数顺利录取。红玉落榜了。对红玉，我不知是感激还是心酸。论学习成绩，我是不及红玉的。难道是她发挥失常，我有些不解。红玉对此却反而很高兴。她说，只要我考上她比什么都高兴。真是我的好姐妹。半年后，县上事业单位招聘，红玉考进了县文广局，成了一名记者。我俩皆大欢喜。后来我才知道，我的那份工作本应属于红玉的，而她却偷偷让给了我。这些她从未在我面前提及过。
　　 冒菜馆里客人已近很多了，面对漂亮端庄的红玉，我的心里一时真不知该如何形容。是感激？是欣赏？还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激情和感触。这就是我和红玉。我的眼角已经湿润了，已无法再写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