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文脉与散文尊严
　　 穿越千年时空，捋出中国传统文学之蔓，顺藤摸瓜，从明清至唐宋，再由魏晋南北朝至两汉先秦一路回溯，汉语文学实乃根深叶茂，硕果累累。无论是“唐宋八大家”之雄文，还是骈俪多姿的辞赋，以及家喻户晓的《史记》、《汉书》，均是此藤上结出的“正果”。“散文”与“诗”一道，成为中国文学的嫡系。尽管，后来从西方引进嫁接技术所催生的“小说”，大有喧宾夺主之势，终究还得认祖归宗。血脉和基因是无法更改的。由此观之，将中国古代文学史视为一部诗和散文的历史，毫不为过。
　　 这一文脉一直延续至新时期，特别是经过“现代”洗礼之后的八十年代初期，伴随改革开放的热潮，思想解放，文化繁荣，加之西方古典与现代主义文化大量译介，诸多承续“五四”精神的作家纷纷登台亮相，抒发胸中压抑既久之块垒，出现了一批抒情性质浓郁的散文，使得现代散文这块“百花园”芳菲争艳，蔚为大观。八十年代中期，随着作家主体意识的不断强化，中国文学开始呈现出另一局面，作家从“集体意识”中抽身而出，重新返回“个体”，注重对生活的体察和内在情感的表达。这一时期，散文的艺术性得以加强，文本的精神内涵和表现空间得以拓展。
　　 进入九十年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城镇化进程锐不可挡，文化领域亦呈多元格局。各种文学思潮相互碰撞，人文精神的讨论更是打开了作家们的创作思路。特别是“大散文”概念的提出，引发了散文界的又一场革命。这次革命对散文的内涵和外延重新给予界定，曾风靡一时的“文化散文”热，便是这场革命的直接后果，成为当时一道时髦的风景。
　　 及至上世纪末，一批深具先锋精神和文体自觉的新锐作家，像一头头公牛闯入雌性链般闯入散文领域，激起浪花涟涟。这类作品迥异于前人之作，令人耳目一新，形成一股新的散文潮流，极大地提升了散文的审美品质和精神向度。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自上世纪末散文再次鼎故革新以来，写作的自由度扩展了，散文界却出现了“鱼龙混杂”之局面。诸多散文写家跃跃欲试，竖起散文大纛摇旗呐喊，然却少有“精品力作”问世，反而滑入与消费主义合流的“滥情主义”中去，专事制造“无病呻吟”之作，极大地损害了散文的尊严，也失去了对散文写作的敬畏之心。
　　 《红岩》作为西部文学的一块精神岩石（于坚语），素来注重散文的建设和发展，立志于为当下的“精典散文”提供一个展示平台。鉴于此，从本期起，特将原“散文随笔”栏目，改版为“中国文存”。所谓“文存”，既有“存档”之意，也有“召集”之意。我们将以包容、开放的姿态，广发“英雄帖”，诚邀各路散文高手，奉献出有立场、有风骨、有情怀、有担当、有境界，且具有探索精神的优秀散文，为未来中国散文的郁勃振兴贡献经验。
　　 本期刊发祝勇、庞培、格致的新作作为开端。祝勇自称“散文的叛徒”，他的文史散文自成一体，学理与文辞兼具，厚重中充满力量感；庞培以诗人身份写散文，作品具有南方特有的诗性品质和美感，尤其是对语词的准确运用和意向的建构，为散文注入了新的光泽；格致是近年来活跃于一线的散文作家，其作品充满西方现代意识，加之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敏感，使得文本的叙事策略极具创造力。
　　
　　 二、散文风骨及其精神叙事
　　 古人作画，素有“气韵”之说。气韵是否生动，是评判一幅画作优劣的重要标准之一。所谓“气”，即指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风骨神采；“韵”则指艺术风韵、情韵。如元代美术史论家杨维桢在《图绘宝鉴序》中写道：“故论画之高下者，有传形，有传神。传神者气韵生动是也……”此论虽为言画，却同样适宜于散文写作。
　　 一篇优秀的散文，也理应是“气韵生动”的。换言之，或可称之为“风骨”和“精神”。风骨体现作品的品质和境界，而精神则决定散文的深度和内涵，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哪怕你依赖的题材再特殊，主旨再宏大，也终究不过一堆文字瓦砾而已。
　　 检视当下的散文创作，不少作者喜欢在形式和技法上玩儿花样，或沉溺于自我的玄思与假想中逍遥取乐，或钻进历史的故纸堆里咬文嚼字，故作高深，而唯独少见深邃的精神光芒和鲜活的生命气场。正如沈从文曾经批评过的那样：“近来人总不会写人叙事，用许多文字，却写不出人的特点，写不出性情，叙事不清楚。作议论，易头头是道，其实是抄袭教条少新意深知；作叙述，简直看不出一点真正情感。笔都呆呆的，极不自然。”
　　 其实，大多数人读散文，并不奢望能在其中获得丰赡、广博的知识，更多的则是寻求一种情感的慰藉和心灵的洗礼罢了。只有与读者的内心建立起对话关系的作品，才称得上是好散文。一味的高蹈、虚浮，小题大做，移花接木，而不注重对情感层面的深度开掘和精神世界的深刻探索，写出的作品终究是苍白无力的，自然也就缺乏风骨和精神指向。这相当于在读者心中设立起一道无形的“路障”，使其难以进入作品的内核，只能在文字游戏的层面观望和徘徊。
　　 作为诗人和文艺理论家身份的周伦佑，是深谙散文写作之道的。他的此组文章，不矫揉拔高，假借思想之名标榜自己，而是从不同的横切面和视觉，梳理、归纳、剖析其自踏上诗歌之路后的心路历程，以及思想变迁轨迹。尤其对“非非主义”创立之初的回顾和坦露，对其“反价值”理论提出的前因后果的自述，真诚而不虚饰，可视作二十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诗歌的一份“民间档案”。
　　 陈世旭身为小说家，散文亦自成高格。他以诗性飞扬的文笔，勾勒出一代文豪苏轼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以及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和人格魅力。不掉书袋，不做考证，完全采取“写意”笔法，思接千载，神游八荒，处处彰显出对历史事件的叩问和反思，极富才情，且语句诡谲，不落俗套，有金石之声。
　　 而大解的七则短文，则可视作其诗的延伸，是一个诗人触摸“大地”和仰望“星空”的诗与思，充满了形而上的追问和反省。就像他在创作谈里言及的那样：“我从两条路进行尝试，一是从理性出发，通过严密的推理和运算，最后却得到了非理性的结果；一是从非理性出发，把荒谬推到极端，却意外地接近了事物中暗藏的真相。”当肉身无法脱离尘世的桎梏，或许，我们唯一能做的，即是寻找安放灵魂的“净土”，站在大地上仰望头顶永恒的星空。
　　 以上三人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讲，均堪称是有“风骨”的散文，至少体现了当下散文自觉的“精神叙事”。这是独立思想的表达，符合散文的自由精神。乔治·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一书中说：“文学要成为作者和读者之间生动的对话，作家必须表现出两方面的尊重：尊重读者成熟的想象力；更复杂、更重要的是，尊重他笔下人物的完整性、生活独立性和核心。”
　　 任何一个从事文学创作之人，应作如是观。
　　
　　 三、诗人与散文
　　 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散文界，以诗人身份写散文的人，委实占了半壁江山。且单就创作实绩和作品品质而论，出自诗人之手的散文作品，似乎比那些纯粹以写散文为生的人写出的作品，更具艺术含量和精神格调。客观地讲，一个诗人转写散文，往往会写得很出色。反之，若一个散文家转写诗歌，就会捉襟见肘，力有不逮。
　　 君不见，当下不知有多少握着诗歌利刃的人，在散文领域如鱼得水，纵横驰骋，大有“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自适和惬意，真是羡煞众多苦苦跋涉在通往散文之途上的“老帅少将”。以至于，他们后来在散文上所斩获的殊荣，早已掩盖了他们的“诗人身份”（有的干脆不再写诗，而专事于散文写作）。尤其是当他们像一头头公牛闯入疲软的散文疆域后，以独具特色的文本所引发的各种话题和思潮，更是备受文坛关注。诟病者有之，赞誉者有之。然而，唯有诗人自己，却躲在热闹与喧嚣的背后，冷眼旁观，不置可否，继续以一颗“诗人的头颅”，写着那些“离经叛道”式的散文。至于他们为何要由诗而文，原因复杂，不能一言以蔽之。也许，最为合理的解释，恰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散文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甚至实际上已经——承担起某些曾经由诗来扮演的角色。”
　　 那么，诗人写散文，何以就能取得成功呢？
　　 只要我们稍加考察，便不难发现，在诗人写的散文中，除了思维方式、视觉、结构等不同于他人作品以外，最主要的一点，是“语言修养”好。由于经历过长期的诗歌写作训练，致使他们的文字极富韵律感和节奏感。词句准确、简洁、凝练；且不乏灵动和弹性，言有尽而意无穷，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审美建构”和“叙事诗学”。约瑟夫·布罗茨基就曾专门撰文谈到过没有从事诗歌创作经验的散文家，语言容易变得啰嗦和夸张，这足见“语言修养”对一个作家的重要性。
　　 由此衡量与判断，本期刊发的三篇散文，均出自诗人之手。于坚的散文个性鲜明，充满智性和洞察力。他一直在践行他的散文理想，即“散文化的自由书写”。《足球记》洋洋洒洒近万言，婉转腾挪，异彩纷呈，看似谈足球，实则却是在谈历史与存在，记忆与遗忘，人心与灵魂。
　　 何小竹的《从茶峒到苗王城》，从“田野调查”式入手，辅以今昔对比的视觉，追踪溯源，考察、洞悉一个民族的“迁徙史”和“命运史”。有凭吊与伤怀之叹，更有自豪与赞赏之喟。梳理民族历史的过程，也是作者寻找血脉和精神故乡的过程。
　　 汗漫的《一卷星辰》，以冷静、思辨的文字，去触摸、探寻郁达夫、萧红、卞之琳、周梦蝶等前辈作家及其作品，有体温，有情怀，有观点，有剖析；最主要的，是有爱和悲悯。作者笔下的每一个人，都是汉语文学卷轴上一颗灿烂的星辰。走进他们，便是接近了光。
　　 在哲学家、诗人乔治·桑塔亚纳看来，与诗歌相比，散文是更高级的发展阶段，而且更有责任感。这是否也说明，要写出好散文，跟写出好诗一样困难。故王国维才说，“散文易学而难工”。但诗人们的散文，无疑给立志于散文创作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有益的启示。
　　
　　 四、散文写作的外在经验和内在经验
　　 现在都在提倡散文要关注现实，关注底层，对社会生活要取“介入”的姿态，仿佛只有这样，一个作家才是有担当的。我也承认，散文就是要表现现实生活，对社会有批判，不能老是写些花花草草、吟风弄月的文字。但问题是，反映了现实生活的散文，是不是就一定是好散文呢？现在有不少散文作家，每天都躲在书斋里，开着豪华轿车上下班，只从报纸新闻上收集素材来写散文，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同样能写出漂亮的，有悲悯之心的散文来。
　　 有些时候，我们的作家习惯性把自己说得很高尚，总以为自己就是这个时代最有良知的人，总想代表别人去发言，说这是“人文关怀”。但我们所关怀的那些对象，肯不肯接受我们的关怀呢，他们真的需要我们的同情吗？我想，更多时候，恐怕只是文人们的一厢情愿罢了。比如，我们去反映农民工的生活，农民工自己根本看不到我们写的文章。而看到我们文章的人呢，又缺乏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兴趣和责任。那么，我们关注现实的文章意义在哪里？所以，现在很多作家，都有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使他们不管有没有关怀现实问题的能力，也要大呼小叫，一窝蜂地去“反映现实，关注底层。”
　　 一个讨巧的散文家，在写作之前，往往先要给自己找到一个“立场”。认为立场对了，那他就很牛逼。
　　 其实，无论一个作家也好，一个工人也好，一个农民也好，都是这个社会中的一员。我们在关注别人的同时，首先应该关注自己。关心自己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处境。只有关心自己的“内在经验”，才有可能很好地去反映“外在经验”。社会要和谐，首先是个人的和谐。作家也是普通的人。我们在写作的同时，也得有勇气追问，我们自己在当下的社会生活里，有没有尴尬，有没有疼痛，内心有没有感受到幸福，这同样是散文应该表现的内容。
　　 如果我们的散文一味的强调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现象，却忽视了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关注人的灵魂，那么，这会不会导致出现另外一种误区。
　　
　　 五、散文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向度
　　 一篇散文，最怕被别人指责为没有思想。思想对散文来说，无疑是重要的。没有思想，文章就没有力度，没有深度。所以，很多散文作家，整天都在挖空心思寻找思想。这类作家，大多鄙视写生活感悟或生命体验类的散文。他们所选取的题材，多数是历史文化类，诸如写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者异域文化、读书笔记等等，认为只有这些文字，才是厚重的，有文化的，有思想的。当然，在这类散文里，确有一些篇章是颇具思想分量的，也看得出作者的博学。但有一个问题是，这类思想散文大多不感人。整篇文章读完，能感受到字里行间有思想的火花在闪动，却很难掀起一个人内心的涟漪，触动你内心深处那个最为柔软的部分。让你跟随作者的文字一起哭、一起笑。这也是为什么往往那些思想深刻的散文，在读完之后，仍然感到不满足，或者表示遗憾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