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微笑，我要用最亲切最柔软的声音，我要展开双臂，展开怀抱，我要让我的身体开阔而包容，我的开阔是整个天空的开阔，我的包容是整片大地的包容，我的柔软是细雨润物的柔软，我的微笑是全部阳光的微笑，我要春风一般抚摸，阳光一般照耀，我不允许任何一片叶子被黑暗笼罩，任何一个角落被孤独占据，任何一根杂草，任何一根杂草都是揉进我眼里的沙子，我是老农，我是园丁，我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离上课只有十分钟了。十分钟，这是给我们中场休息的时间，但我不能休息，这场大戏还没有开演，我要抓紧时间彩排。表面安静清闲，内心紧锣密鼓，我站在城楼观风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这叫指挥若定，这就是大将风度。教育学家曾告诉我们，上课就是演戏，生旦净末丑，锣鼓铙钹铛，三教九流，悲欢离合——在这部大戏中，老师的角色很重要，也很微妙。她是导演，她要设计镜头、灯光、音响、服装、道具、角色、人物关系、情节推进、情感定位，所有整体的细节的都要先在她的心中想好，让演员按照这一整套程序演绎。但她又不能是导演，她不能预先设计好模式让孩子们依葫芦画瓢，她只能把孩子们引到戏路上，让孩子们自己创作，自己演绎。而且当她是导演的时候，她还不能抢戏。很多导演都喜欢同时把自己设计成戏中主角，设计成好几个女人的白马王子，但老师不能，她必须遵循导演站在幕后的原则；如果她一定要出现，她也只能是磁场，磁场可以让铁屑立起来，动起来，转起来，给铁屑以方向和力量，但我们始终看不见它，摸不着它，闻不到它，它是隐身的，是把背面给观众的……
　　 只有五分钟了，关键的五分钟，面临重大抉择的五分钟，改变或者继续，生存或者死亡——这是一个人类永恒的疑问，同时也是个滑稽可笑的问题。刚上讲台那会儿，似乎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犹豫，那时候满脑子装的都是教育学家的教育理论和教学个案，它们圣经一样高悬在我灵魂的天堂，光芒万丈。但是十多年过去了，生活是一个簸箕，教育理论和教学个案在这口簸箕上被筛来筛去，现在剩在簸箕里的就只有几根不成形的草芥了……
　　 只有一分钟了，无数珠圆玉润的豆子在我的手边跳来跳去，我试图捉到一粒，但是它们太滑，太烫，我一个也捏不住，好不容易似乎捏住了，却又气泡一样破了，非常薄的气泡，破得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只有二十秒，留在我手上的全是水垢，污脏的泡沫，十秒，污脏的泡沫呀，这！五秒……一支轻快的歌儿响起来，愉悦的，轻快的，甜美的——这是上课的铃声。
　　 我的热情在学生们起立敬礼的一瞬间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我愣在讲台上，一瞬间有些意识模糊，我只感觉我燃烧的身体被突然浇灭，全身上下来不及反应，就只得喷吐着大包大包的白汽——孩子们你们不该这样懒洋洋，你们该精神一点，振作一点，激动一点，哪怕紧张一点，有一些害怕也行。这是一堂公开课啊，公开课毕竟是和其他课有些不一样的，后排有那么多老师，他们都盯着我们看呢。其它时候我们随性一点也没啥，但现在既然是演戏，我们就必须要进入自己的角色，我们不能让观众太失望。
　　 我觉得我应该严厉一点，让学生们把这个仪式重新做一次。有个老师曾经因为学生们起立敬礼懒洋洋的样子，让他们连续把这个仪式做了几百次，大半节课，直到所有的学生全部趴在桌上为止。不过我用力吞了一下，把那口气活生生吞回去了。我知道这没用，仪式只是形式，就算他们站得端了，挺得直了，不讲话了，手背好了，那也是没用的，没有进入他们心里，转眼他们就忘了，就像演戏的人只穿戏服，却不入戏一样——很多孩子还真是没法入戏的，他们现在是初中生了，但要把年级因素榨干了，他们还就是小学三年级水平。他们拉下了太多的知识债，有一些学生连简单的字都写不全，不少一条胳膊就少一条腿，他们匆匆忙忙的，日子过得慌张呢。
　　 但同时，我又是真的爱怜这些孩子的啊，他们其实不是懒，是累，他们的家都离学校很远，有一些甚至要走两三个小时才到，回去再两三个小时，一天的四分之一也就耗在路上了。山路难行，天气无常，他们的裤管上，屁股上，肩膀上、头发上常常都沾着黄泥巴。当他们走到学校的时候，真是非常没精神了——这可不是装的，我知道，我到他们家去家访过，我知道他们奔波的苦。他们的鞋子都湿漉漉的，脚趾露在外面，他们将穿着这样的湿鞋子呆一天，靠脚那微弱的体温把它烘干。他们的父母大都在外面打工，或者有爹没娘，有娘没爹，没有人真正在乎他们鞋子这样的小问题。
　　 我已经打定主意，今天这出戏，我就一个人来演，这注定是一部独角戏，最多有几个成绩好的做捧角。合唱变成独唱，所有的演员都退到我身后成为背景——没有办法，我不可能等那些左嗓子把声音矫正过来了再唱，没那时间了——却在这时，我又改了主意，连独唱也不了。我分明看见后排有个老师咧开大嘴打了个长长的哈欠——他咧得太大，我都看见了他那被烟草熏得乌黑的牙齿和空洞的喉咙，一根细丝连在他上颚和舌头之间。他低头擦眼睛，他把眼泪花子都打出来了——更为致命的是，他的哈欠是传染性的，像一种不知名的烈性病毒，不知不觉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纷纷露出空洞的喉咙，整个教室成了一片巨大的空洞——我知道，如果我真是演戏，这戏算是演砸了，无声的哈欠是一种震耳欲聋的喝倒彩声，教室里坐满黑压压的老师学生，但是他们其实全都退场了，在这个舞台上，只有我一个演员，台下，是空荡荡一片场子——空荡荡的一片场子，我的戏演给谁看？
　　 现实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学生坐在教室里，是因为他们是学生，学生不能到其他地方乱跑，只能坐到教室里；老师们到这里来观摩，是因为学校要求，一学期必须组织多少次教研活动，听多少节课，这是任务，任务完成好坏是与评优选先年终奖金挂钩的。任务是必须要完成的。我的任务是，一学期要承担两节公开课。这是第一节，这一节只有四十分钟，已经过去近二十分钟了，很快这一节课就完了。学生们你们要歪着就歪着吧，老师们你们难受就忍着吧，马上我们就解脱了。时间真是很快，就要三十分钟了，我再讲两句，就可以布置学生自己看书，然后我在教室里绕着圈走，一圈二十秒，三圈一分钟，绕得三十多圈，一节课就结束了……
　　 但是，那个明子，他为啥恰恰在这个时候，指使强子，当着所有老师学生的面，把一颗粉笔头扔在人家小聪的头上呢……
　　 把明子罚到旗台前站好后，我丢下他，独自跑回宿舍。我不怕他逃掉，不怕他偷懒，旗台在操场上，那里有很多学生监视着他。我要先回宿舍，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我不明白，明子为啥要这样，这不明摆着出我洋相吗？虽然公开课大家都知道是走过场，但过场也得顺利走完，我的这一过场，也就剩十几圈了，画完就完了，多么顺溜的一件事，却为何横生这节外之枝。我知道在这所学校里，很多老师和学生较着劲，老师变了法子折磨学生，学生变了法子报复老师，但它肯定不属于我的，我没有这样待过我的孩子。这个明子，我在他身上，费了多大力啊，难道他看不出来，还要这样对我！就在今天，他刚流泪了，我敢肯定，他的眼泪一定是真诚的，是从他灵魂的深处流出来的，他是信服我的教育的。但是为啥，一转眼他就报复我？那一刻，我真不知自己是怎么控制住自己的，那么多老师，那么多学生，他们的懒倦一瞬间全都消失了，都直起腰干，伸长脖子，拿眼睛瞅我。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们那怪模怪样的表情，他们全都不说话，屏住呼吸，但是眼睛却在眶子里骨碌骨碌转。那会儿我只感到出奇的冷，我不知该咋办，我傻子一样呆看着明子。但是这个明子，他深埋着头，我看不见他的眼睛，他把目光藏在暗处不交出来，他让我慌张。
　　 洗一帕脸，我回到办公室。看见我进来，高谈阔论的老师们突然都哑静下来，却又似乎觉得不对，大家几乎同时向我围过来，争相抒发他们的愤怒。太张狂了，简直是肆无忌惮，公开示威！是啊，这还是学生吗？学生能是这样吗？有这样的学生这书还咋教？开除，让他滚蛋！不开除不足以肃校纪，不开除不足以正校风！老师们面孔一个比一个红，声音一浪比一浪高，表情狰狞，唾沫横飞——这是一部激情澎湃的大合唱，钟鼎齐鸣，笙箫竞吹，锣紧鼓密，管急弦繁——但是这一刻我反而安静了，心里坦得像一湖和风细澜，甚至心里充满同情和悲悯。我微笑着，耐心劝慰那些激动的老师们。我忽然记起一个教育学家说过的话，似乎是说教育孩子要有耐心，孩子是有反复性的——这句话完整是怎么说的？谁说的呢？我咋想不起来了呢——我已经不管那些老师，我专心思索这一理论的出处。但是我不得不悲哀地发现，教书十多年来，大学时学到的那些教育学家的话在我心中越来越模糊，有些只剩下朦胧的影子，有些连影子也散得干干净净——这不能怪我，最初我对教育学家的话也是深信不疑的，但是，当我在这所乡村学校里，把教育学家的话运用到实践中的时候，才发现路数全然不对。起初我常常安慰自己，理论不是法宝，不会照到哪儿哪儿亮，它需要时间、耐心、热情、意志力、正确的方式方法、调试——但是，都调十多年了，就没怎么对榫过，再有耐心的人，也不得不怀疑所谓法宝的真实性啊！后来我终于明白，所谓教育专家，其实就是话语霸权主义者而已，说别人不敢说的话，说别人不愿说的话，说与别人不同的话，大声地说话，说说出就想照亮的话！
　　 但是这一刻，我却对这模模糊糊记得的一句教育学家的话着了迷。我感到这话是对的，明子并不是十恶不赦，他反复了，仅仅是反复而已。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也反复几次就行了，高手对招，一般需大战三百回合，诸葛对孟获，七擒七纵，我觉得我要不了那么多回合就可以把这个明子臣服，心悦诚服，我有这个信心！
　　 可是，正当我准备把明子叫回办公室来，再好好和他谈谈时，校长来了。我感到，校长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刻到了办公室，做出一件不恰当的举动——他黑着脸，冲到我面前，要我立即把明子喊回教室里，不能再站旗台了。你这是体罚学生你知道不？体罚学生是不允许的你知道不？如果教育局知道我们老师公开体罚学生，会对我们进行怎么的处罚你知道不？然后他转过头来，狠狠地把办公室里所有老师扫了一眼，听说你们扬言要把这个学生开除回去，请问你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义务教育是不允许开除学生的你们知道不？一旦开除，家长不服，找我们扯皮，或者到政府告我们，或者遭到新闻媒体曝光，我们都会非常被动你们知道不？或者学生也不上告也不曝光，他一个想不通，喝药了跳河了撞车了，出这样的安全事故，这责任谁来负？你们这样干，大不了我的帽儿遭抹脱，我给你们说，我帽儿遭抹脱也没啥，我正好解脱，省心，可是你们有些人就要下课了除名了坐牢了你们知道不……
　　 校长这大义凛然的样子让我十分倒胃口，我本来平静的心情突然又再窜起熊熊大火——这个校长，几乎是我见过的最可恨最窝囊最恶心的人！在学校管理上，他作风武断，简单粗暴，老师们表面一言不发，背地里怨气冲天。他毫无管理经验，学校秩序混乱，学生纪律松弛，教学质量低劣。面对社会却又懦弱不堪，只要是家长、政府或社会上的人找上门来，他从来没想过要维护老师的形象，总是一味给人家下话，一味批评自己的老师。我们在这个乡场上表面高人一等实际地位低下，不得不说便是这个脓包校长造成的。学校里的事情处理得又极为不公，有啥好处，他最先想到的总是自己亲戚亲信。还贪污腐化，爱巴结领导，上面来个什么人，就陪他们大吃大喝。老师们的待遇却惨不忍睹……这样的校长，我从骨子里反感他，反对他！他既然反对我们开除学生，对不起，我偏要开除！你要觉得不对，我把这个明子交给他，他想咋教育就咋教育，反正我教育不下来，我把学生退给他，我不管！
　　 刚放学，老师们已经在那株大榕树下 圈出几桌搓麻将了。着急啊，昨天我的运气特别霉，输得不少，今天可得捞回来。放学以后的这段时光，几乎是我们唯一的愉快，这个山村学校太安静，太寂寞，太无聊，唯有麻将能给我们带来些不一样。麻将带来的快乐是一种赌博的快乐。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赌徒心理，那些不可预料的事物让我们的生命充满激情……
　　 昨天我其实可以不输钱的。那个贾老师，是最没有牌德的了。先前我赢的时候，我们都不想打了，她却死活不放大家走，等后来她反赢回去，我输了的时候，她却就开始心不在焉了，还和她老公唱双簧，假装他老公给她打电话，以一个啥子急事为由走了——这明显是个小人。其实，这所学校里的老师，不是小人小市民的还真不多。这也难怪，这些老师几十年来都呆在这个被大山围得风也透不进一丝的深峡里，每天做着从教室到宿舍，又从宿舍到教室的简单的两点一线生活，一年半载连城里也难得去一次，他们的目光能很开阔么？可怜的我！十多年来，就一直和这些老师呆在一起，教书、改作业、吃饭、睡觉，一抬头看的都是熟面孔，闭眼了他们还在眼前晃，连梦里都没出现过新鲜陌生的脸。我不愿和他们挤在一块儿，但我有啥办法，大学毕业后教育局就把我扔到这儿，像扔一条死鱼，他们想让我慢慢腐烂，这腐烂与他们是毫无关系的，山太深，地太远，连臭气也飘不进他们的鼻子……
　　 时光走得真快啊，转眼我就要四十了！孔子说，四十不惑。我觉得我是终于明白孔子的意思了，人过四十，我就该明白，即便当年跳脱农皮考上大学，最后还只能回到乡村，和农民厮混一生。农皮是我身上永恒的印记，是连刀也削不下来的。人过四十，我就该明白，大学里生起的那些理想是不切实际的，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里，什么理论都没有注解，而且即便你教得再好也没用，此地何年别,兰芳空自幽。人过四十，我就该明白，一个人的一生其实也就是这样的，日子平淡得连灰尘也不起，一忽儿就过去了，所有拼命追逐的东西都是虚幻，所有的期待最终只能是失落和空无。
　　 但常常我们还忍不住要期待，现在我就特别期待明天的到来，明天我将去城里搞一个教研活动——即便全县的教研活动，那也是过场，不过，我却可以顺便给自己选两件喜欢的衣服。而且更激动人心的是还可以看到一场文艺演出，据说这次县城里请来的有几个著名的歌星——很奇怪，我讨厌学生当追星族，但是一听说看明星的演出，我却还总是抑制不住的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