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即是发言权，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今天想说的是，没有诚信就没有话语权。
　　 话语权就是说话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就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在当代社会思潮中，话语权指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中国古代就有“一诺千金”、“一言九鼎”、“君无戏言”之类的古语，讲的就是话语权的可信度。
　　 所谓的“一诺千金”，“一言九鼎”和“君无戏言”，都代表着一种诚信，简而言之，就是说话算数。佛家叫作不打诳语，俗话叫作不扯白，不骗人，言而有信。
　　 春秋时期，齐国宰相晏子之妻欲出门，幼子要一起去，其妻不答应，孩子哭闹，妻子就哄孩子说，回来后会宰猪炒肉给他吃，孩子不闹了。回来后，看到丈夫正在磨刀，问他为什么，晏子说要杀猪给孩子吃肉，妻子惊慌失措，说当时不过是为了哄孩子而已，不要当真。晏子回答，如果孩子从小就在被哄骗、欺骗中长大，将来成人后，是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的，家长要说话算话。于是，晏子履行了他妻子对孩子的承诺。
　　 晏子的做法，是兑现诺言的举措。人无信而不立，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是没有诚信可言的。只有讲究诚信的人，他说出的话才有可信性，他说出的话才有人肯听。
　　 然而，现实生活中却有很多人，并不注重话语的诚信，往往是信口开河、信口雌黄、瞎话篇篇，他们的话语就跟他们的人品一样，没有半点可信度。因为，他们的话语跟他们的行为是两张皮，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甚至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因而说话像放屁一样，除了污染环境之外，是没有任何分量的。
　　 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话语权就是说话权、发言权，亦即说话和发言的资格和权力。这样的话语权，往往同人们争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地位和权益的话语表达密切相关。例如，对已有事态的解释权、对自我利益要求的申诉权、对违法违规的举报权、对欺骗压迫的抗议权、对政治主张的阐发权、对虚假事件的揭露权、对罪恶事实的控诉权、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权等等，都属于话语权。
　　 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渴望拥有话语权，却很少有人对话语权的取得作深层次的思考，或者可以说，多数人不愿意作深层次的思考，甚至不敢作深层次的思考。因为，多数人只想着上嘴唇往下嘴唇一磕，信口开河地发出一种声音，表达出自己的要求和意愿就行了，他们哪里还顾及话语的可信性？哪里还会考虑“言必行，行必果”的话语诚信？
　　 例如，一个贪腐成性的领导干部，在台上大讲特讲反腐倡廉的重要性，他们的话语权是表达得淋漓尽致了，可又会有几个人相信呢？往往是台上他讲，台下讲他。尽管他在台上讲得唾沫横飞，台下却窃窃私语，这样的话语效果，是不可能达到良性互动的。又如，一个赌博成性的人，却在台上大讲特讲赌博的危害性，告诫台下的听众一定要远离赌博，不要参与带彩娱乐活动，这样的人所讲出来的话语，又会有几分参考价值呢？
　　 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群众，说话都要讲究诚信。因为，话语权是和人的诚信度联系在一起的，只有诚信的人，说话才有人相信，才有人肯听，没得哪个愿意听人瞎白话的。诚信还包括在很多方面，比如信息传播，比如经济贸易，比如债务往来，比如朋友交际，都应该讲究“诚信”二字。
　　 诚信也是与威信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有没有威信，也与他的话语诚信有着很大关系，只要我们能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最大程度地践行自己的诺言，便会逐步地树立起个人威信。如果一个人老是说话不算数，老是失信于他人，即使他被武装到了牙齿，他也是不会有威信的。
　　 自古以来，人们都崇尚“言必行，行必果”的行为准则，历来尊崇“说一不二”、“一言为定”、“一诺千金”、“一言九鼎”，讲究个“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和“君子一言，快马一鞭”的君子作风，历来鄙视“言而无信”、“背信弃诺”、“食言自肥”、“信口雌黄”和“言行不一”的小人作派。
　　 秦朝末年，楚地有一个叫季布的人，性情耿直，为人侠义好助。只要是他答应过的事情，无论有多大困难，都设法办到，从而受到大家的赞扬。季布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说话做事讲究说一不二，替别人办过很多实事，因而在楚梁等地有“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的传说故事。季布“一诺千金”的故事告诉我们，诚信是做人之本，一个讲诚信的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如果说季布是古代人物，距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那么，湖北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兄弟俩20年来以诚信为本，每年坚持大年三十前将工人们的工钱，一分不少地发到每一个农民工手中。2010年年关，在北京承建工程的哥哥孙水林，为赶在年前把工钱发到农民工手上，返乡途中遭遇车祸，一家五口身亡。在天津的弟弟孙东林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来不及处理哥哥的身后事，赶在腊月二十九返回湖北黄陂，在账本丢失的情况下，按照农民工自己报的账目，给60余位农民工发放了33.6万元工钱。
　　 话语权还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权力，一个是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一个是现实生活中的发言权。自古以来，统治阶级是非常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话语权，往往忽略或忽视公民的在现实生活中的发言权。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原因很复杂，但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苏共放弃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主导地位，而那些得到西方资助的媒体，完全跟着西方的舆论和理论导向走，使本来就强大的西方话语权变得更强大。于是，苏联迅速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失去了舆论和理论的自卫能力。一个政权在失去话语权以后，便没有人替它说话，没有人为它辩护，必然失去舆论支持，从而失去民心，其解体便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上述事实告诉我们，现代意义的“话语权”，所强调的不仅仅是说话和发言的资格，而主要是指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
　　 一个政权在失去了话语权之后，会出现一些预想不到的可怕后果，一个人若是失去话语权以后，必将失去做人的最基本资格。因而可以说，人的诚信度，是与话语的可信度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我们常常说起的，某人说话算数，某人说话不算数。说话算数的人，便会受到很多人的拥戴；说话不算数的人，必将遭到人们的唾弃和鄙视。
　　 话语权是怎么取得的呢？纵观上述几个实例，无论是晏子杀猪履诺，还是季布的一诺千金，或者是孙氏兄弟的的信义故事，无不告诉我们，人只有讲诚信，才能赢得真正意义上的话语权。没有诚信的人，即使从别的歪门邪道暂时取得了话语权，那也是不长久的，甚至是不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