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如一片水，影照脸与心。”这是父亲用笔写在他的小圆镜后面的话。
　　 父亲那面小圆镜用了多少年，没有人知道。只是从边缘磨掉的漆水来看，至少也有几十年的光景。
　　 父亲的小圆镜一般只是早上出门干活和晚上收工回来时才会照一下。早上出门照照，是检查自己外出的形象。晚上回来照照，是检查自己有没有把外面的泥土带回来。
　　 在那个半饥半饱的年代，除了身上遮羞的衣服外，每个人身上多余的一件物品都是奢侈的。但父亲对身上的这一面小圆镜，却不觉得奢侈。因为那是他挑梨到县城去卖，节约了吃米线的钱，而到百货公司买的。平时他卖完梨，总要到百货公司的旁边去吃一碗米线，垫一垫肚子才回家的。可是那天他正准备进米线馆时，看到一个机关干部模样的人从百货公司出来，拿着一面小圆镜一照一照的。他想：城里人需要形象，难道农村人就不需要吗？他跑进百货公司里，找到了卖小圆镜的柜台，舍舍得得地掏钱卖了那面小圆镜。但也就是为了这一面小圆镜，那一天就没有舍得再掏钱吃米线了，结果在回来的路上，饿得昏倒在路边，幸好有同村的人路过看到，才把他救回来。
　　 其实，父亲长得挺帅的，高高的个子白白的皮肤。他如清水里长出的芙蓉花，即使不用小圆镜照，也是一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美男子。据同村的男人们讲，父亲在解放初当村农协会主席时，就是村中出了名的帅哥。那时他20岁刚出头，无论走到哪儿都会吸引许多妙龄少女的眼睛。第一次到县政府开会，就被县长家的美貌千金看中，并找机会要请父亲吃饭。但父亲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惋言地谢绝了人家。
　　 父亲的命，是一棵独立于大自然的刺黄莲命，尽管在苦水中发芽，在苦水中生根，在苦水中成长，但从来也不倚靠于比自己强势的植物。父亲三岁就失去了父亲，后来又失去了爷爷，一直在孤儿寡母的单亲家庭中成长。到1950年土改时，父亲是以贫农和略有文化的优势被选为村农民协会主席的。那个时候的乡村领导，都和村子中的贫穷老百姓一样吃苦耐劳，他们白天忙公事时吃包谷粑粑，早晚种田地时吃洋芋饼饼。
　　 “要吃当厨子，要穿当戏子。”这是许多中国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理念。但一个在饥饿中能拒绝美食诱惑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慎独”的人。在“吃大食堂”的1958、1959年时期，父亲兼任伙食团的团长，他饿得脚手水肿，除了应该分得的那半碗饭外，他从来不多吃一口和不准伙食团的人多吃一口分剩的公众饭。
　　 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许多地方的农民都还处于饥寒交迫中。有民谚说：“狗饿肚子爱叫叫，人饿肚子爱偷盗。”那个时候，许多人家地里的瓜菜常被人偷走，许多生产队里的包谷豆子被人摘走。许多偷盗别人瓜菜，摘取别人包谷豆子的人，经常自我解嘲地说：“抬头的瓜菜，低头的果子，吃不吃得由老子。”这些人把随意偷盗别人的瓜菜水果、包谷豆子，看得天经地义。
　　 也许是疾风知劲草，乱世显人品。在共同拥有劳动果实的生产队公有时代，父亲有如大风中一棵古板的，孤零的，不折不弯的草，在疾风中独立。生产队的东西，人人都可以在干活时或明或暗地用箩箩带回家，而父亲在生产队干活时，从来不带箩箩，进出都是只带需要的劳动工具，以表明自己的清白。父亲爱护自己和爱护家庭的名声，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从不去获取半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也不准家庭成员贪占别人的便宜。有时我们经不住伙伴的劝说，随波逐流地把生产队的水果等摘了带回来，父亲就要严厉地训斥：“小时偷针，大时偷金。世上的人，有几个是靠偷盗而发家致富的？”
　　 父亲说，一个人只有自己身子正，才不怕影子歪斜。我家的房梁上，挂着几包用牛皮纸包着的帐本。那是他当农协会主席、食堂团长、生产队会计期间保留下来的帐本。在社会生活里，一个正值的人，也不是人人都会喜欢的。正值的人有时如一堵墙，挡住了歪风邪气，歪风邪气的人就会嫉恨你。在“文革”初期，社会沉渣浮起，有被父亲得罪过，心怀不满的人以为机会来了，便编织父亲的罪名，企图以“多吃多占”公家财物来打倒父亲，但父亲却大义凛然地把他任职期间的几捆帐本抱给他们：“你们有证据可以提出，没有证据也可以当我的面来查我保留的帐本！”那些人看到父亲的铿锵有力，只能面面相觑地知难而退了。
　　 随着岁数的增加，父亲照小圆镜的概率也有所增加，每天出门总要掏出小圆镜来照照。并自嘲地引用唐太宗李世民的话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帽；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所以他直到离开人世，都没有出现斜穿衣服歪戴帽的情况，特别是出席三亲六戚的红白喜事，都要衣冠楚楚地去，容貌整洁地回。他常告诉我们：许多名垂青史的人，都是每天能省视自己三遍言行的人，都是渴了不喝盗来水的人。
　　 父亲因为在村子中担任公职的时间较长，知名度比较高，在他活到85岁寿终时，村子中50岁以上，熟知他的人都去为他送行。大家都清楚他有一面小圆镜，都要求不要把他的小圆镜埋进土里，要求摆在他的墓前，让大家路过时也照照自己，清清白白地过完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