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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小的时候看到过瓜皮帽，那是我外祖父的常用“顶戴”，或者说，就是他那八十多岁高龄加一个手工业小资本经营者的“顶上名片”。外公仙逝，文革开始，瓜皮帽早被当做“四旧”踩入历史的垃圾堆里，很难有重见天日的时候。及至文革后期我下放的那些年头，也就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期吧，这玩意渐渐被我遗忘了。偶尔有人提及，知青们大都嗤之以鼻。作为“生在红旗下，批判封资修”的革命青年，小伙伴们的意识里，瓜皮帽无非是地主老财这一抽象称谓的具象化而已。应该说这不无几分滑稽的形象在当时也濒临绝迹了，“四旧”一破，哪还有地主戴着瓜皮帽等着挨斗？
　　 谁知，来到队上没两天，就开了眼界，看到了一顶瓜皮帽，一顶运动着的瓜皮帽——田间休息时在大干渠边草地上翻腾嬉戏的瓜皮帽。
　　 当然，瓜皮帽不是独立作业，是戴在一位短小精悍老头子（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地主吧）的头上，作为炫人眼眸的附属物，参与其主人翻滚腾挪运动的。帽与脑瓜子的紧密、不，亲密劲儿简直达到了不离不弃的程度。用现在的话来说，那一刻，我真是醉了。我不得不怀疑大抵是用了什么胶合剂把二者给粘住了吧。
　　 大伙儿的注意力不在帽子，而在帽子的主人。但看各种奇葩姿势，各种高难度动作，在你的目光里闪电般划过，即使只要看清其中某一小套分解动作，也是枉然。以前只是在剧院看杂技表演时才能享此眼福，没想到这广阔天地人才辈出，连一个地主老财也会这手，这多新奇！更新奇的是这里的贫下中农太会抓革命促生产了，连批斗地主老财的方式都是这么奇葩，居然让他卖力地翻跟斗，表演绝活，让大家在单调的劳作间隙中平添几分令眼球兴奋的看点，然后化为农业学大寨的强劲动力，投入田间劳作中去。
　　 看到这一幕，哥们姐们刚开始干农活就给累得腰酸背痛的难受劲儿，立马就给冲淡了，刘宝、丁鬼子这对一高一矮一壮一瘦哼哈二将甚至不自量力不宣而战，一个又一个手足并用的侧式筋斗甩出一连串，乍一看还有些行云流水的味道。然而，与瓜皮帽前空翻后空翻连环翻交替翻章法严谨却又轻盈舒展自由奔放养眼极了的那些绝技一比，刘丁组合简直连小儿科也算不上了。
　　 嚯嚯——哨子响了。
　　 哨子一响，娱乐收场。我一边干活，一边向身旁那位早我们好几年来队上的知青阮文化打探瓜皮帽其人。
　　 原来瓜皮帽姓刘，人称刘三老倌。从小就口吃，长大后稍好一点。压根不是地主，恰恰相反，还是至少祖宗五代以上一脉相承的赤贫呢。他是四十年代从数百里之外一个村镇好不容易逃过一场大劫难，流落到此地的。那场大劫难，就是万恶的日本鬼子制造的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土改时分浮财，作为一个外来的赤贫，他除了分得两亩谁也不想要的冷浸田，就结结巴巴提了一个要求，拿下……拿下老地主头……头上的瓜皮帽。当然不是一顶，是数十顶，是全部，是清一色的灰黑。从此不管寒来暑往，在他独处时空之外的所有场合，瓜皮帽就作为他脑袋的附属物，永远与后者黏贴着不离不弃，帽与头类似于唇亡齿寒的结合体了。至于帽随脑瓜翻转而不掉落的奥秘是什么，有人给出两点：一是筋斗翻得奇快，一般不给帽儿脱离脑袋瓜单独下坠的时间，二是听说帽子里有小夹子夹住了头发。也不知真假虚实，大家都这么说，咱就这么信好了。
　　 当然，这帽儿，在全队上下毫无疑义是绝无仅有的一顶，在整个农场也许还能找出几顶，但也是藏入箱柜打入冷宫的待遇，就算有人戴几天，也是在寒冬腊月作为衬帽戴在大冬帽里面，偶尔客串一下协助御寒之使命的隐形“临时工”而已。
　　 三老倌的瓜皮帽不仅不隐形，不是“临时工”，而且还远远超出“正式工”的“正式”程度，简直就是主人生命的一部分。到底是什么宝帽、圣帽？谁都想弄出个子丑寅卯。可任何人，即便是最亲近的人，想摘下来里里外外尽情观赏一下，对不起，没门！你小子手发痒，欠揍了不成？就算是睡着了，任何偷偷摘下瓜皮帽的企图一经启动执行程序，都会在倏忽之间被一只冥冥中有感应的手闪电一击，顿作灰飞烟灭。为什么这瓜皮帽比老虎屁股还邪火，还摸捏不得？大家百思不解，可久而久之，也只能视为畏途，不敢也从没有人试图摸捏了。
　　 我想这可是个谜，简直可同斯芬克斯之谜媲美呢。既然大家都无法猜出，也不再徒耗脑细胞，我们哥几个也从众死了这条心吧。
　　 从众，也就是从我们这帮小众，以接受根正苗红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名义，近距离跟这位刘三老倌死磕。除了跟随他一起干普通农活，还有事没事跟在他屁股后头学习“看水”——也就是持一把四齿耙头，游走纵横阡陌间，根据每块稻田的实际，或挖开或堵严口子，以此放水或蓄水，保证水稻们不多不少恰到好处的吃水量——借以跟他套近乎。就连不少的夜晚，都缠着他，黑灯瞎火中给他送去一斤煤油或半斤小花片零嘴儿什么的，点上灯，顺势也点燃他的唾沫，显影他的部分人生行状——
　　 其实他并不老，五十还不到吧。可自打四十岁那年死了老婆，轰走两个已成家的儿女（他自己说是轰，女儿是外嫁他乡，儿子则入赘岳家），然后宣称：我从此要一个人自由自在过活、受活到死，乡党们就叫我刘三老倌吧，不愿改口的，依然叫我瓜皮帽得了。
　　 我们这干知青不存在改口一说，直呼“瓜皮帽”，来得何等爽快！不过，此时既然要听他的传奇，怎么着也得尊称一下，拿出点起码的礼节和教养来吧。嗯，称他什么好呢？我灵机一动：对了，不如就叫瓜爷吧。
　　 然而，在他磕磕巴巴的叙述里，“瓜爷”是一种敬称，岂是他这穷小子所能拥有的？！怎么回事？且听他从头道来：
　　 “我的家乡，没在这里，是离这有几百里的胡家镇。小时候给一户人家放牛，对了，那家的老少爷们，嗯，都有瓜皮帽戴。我光着个头，下雪时，学着老爹的，在头上绾一条手巾……”
　　 他磕巴磕巴刚说了两句，就让丁鬼子这个好表现的家伙打断了：那你一定是受尽了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吃了上顿没下顿，并且都是一些他家猪狗都不吃的烂红薯之类，一个人赶着牛群满世界跑，累得个贼死。所以长大后恨死了“瓜皮帽”。不过，这又不对呀，你老这分明是羡慕死了“瓜皮帽”呀，难不成这又是什么辩证法？玄，太玄了。羡慕到极点呀！以至于刚一解放，就意识到机会来了，所以情愿只要两亩薄地，非要接管瓜皮帽不可。我没说错吧，可好像也说不明白。咋回事呀？
　　 我和刘宝等人连连呵斥这家伙，让他别自作聪明，老拿中学政治课上学到的公式化概念来套农村实际。还是闭上你的狗嘴，听咱瓜爷拉呱吧。
　　 瓜爷由于口吃的关系，并不擅长拉呱，沉吟半晌，结结巴巴断断续续说了自己人生片段。我也只是在保持原义的基础上，按照必要的逻辑关系梳理一番，在断线处适当衔接一下，然后拉扯成篇。他那“瓜皮帽”诨名的成因大致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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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丁鬼子公式化推论大相径庭的是，年幼的瓜爷（他再三要求我们不能用瓜爷这一称谓来叫当时的他，为符合彼时彼地人物年龄和身份计，这时段，就叫他瓜蛋吧），给“瓜皮帽”放牛，不但不是那种备受压榨欺凌的苦大仇深状，相反的是那小日子过得还行，吃得不赖，活儿也不累，也就七八头牛，湖边堤坡茵茵草地上散漫地放着。有时骑在牛背上，一片柳叶儿含在嘴里，他也能吹出不太着调的声响来，东家的小少爷比他大两岁，还时不时给几本小人书让他翻翻。翻腻了，教他识字断句。瓜蛋还真不是一般的瓜蛋，记忆力理解力甚至不亚于素以智力超群著称的少爷，只是这该死的口吃加上不善表达，让他不得不低调，从不在人前读书，可心里在不断地默记不断加深理解。一两年下来，边放牛边读书的瓜蛋，已能默读一部论语了。
　　 瓜蛋虽出身贫寒，但出落得白净乖巧，伶俐可爱，看上去似乎很文静，实际上很野，很会野，不是傻乎乎的野，更不是顽劣儿童的那种害人的野。“摸鱼儿捉泥鳅掏黄鳝手到擒来收获满满自不用说，还会在草地上翻跟斗、玩倒立，身手敏捷得就像孙猴子。当他老爹把他送到胡家镇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放牛时，那位戴着瓜皮帽人称瓜老爷的胡老爷（这才是当之无愧的瓜爷）就喜欢上了这个小家伙，给他派个特殊活计——在放牛之余，小厮、甚或书童一样跟着自己的独生儿子，而这位戴小小瓜皮帽的少爷更是把他当做最要好的玩伴。打那时候，瓜蛋就深深地敬慕、艳羡着老少东家头上的瓜皮帽。心想有朝一日，如自己能戴上瓜皮帽，像老爷一样乐善好施，像少爷一样博古通今，该是何等风光，何等惬意呀。
　　 然而，几年后，瓜蛋15岁那年——1941年一个暑热还没褪尽的秋日，鬼子进村了，一切都变了。真个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呀。之前，少爷以优异成绩考上西南联大，成为那一届最年幼的大学生，远赴昆明了。留在家乡的老爷——瓜爷——却受一桩意外的波及，竟至于他那立在瓜蛋心中最崇高最善良最值得敬重的“瓜皮帽”形象，轰然崩塌了。
　　 所谓意外事件，如果从当年那个特定时代特定情境来看，其实也不算意外。当时的情形是：日军一个少佐一把军刀架在瓜爷脖子上，不久又移到他头上的瓜皮帽那个“瓜蒂”上，没有利诱，只有威逼，逼他为“皇军”当差，当镇上的维持会长，教全镇的人都乖乖归顺“大日本帝国”，做“帝国良民”，建立一个“大东亚共荣圈试点村镇”。若不肯就位，八格牙鲁，杀无赦！不光你这顶瓜皮帽连着的脑袋瓜落地溅红，整个村镇成百上千颗脑袋瓜都要骨碌碌滚落一地。
　　 脑袋瓜没有落地，至少是暂时没有。原因是瓜爷在古圣先贤两句名言“士可杀不可辱”和“小不忍则乱大谋”之间筹谋良久，反复权衡，最终为了上千脑袋瓜继续连接在脖子上而选择了后者——在刺刀的逼迫下，让一个长工爬上屋顶插上了日本膏药旗，不到一个时辰，全村镇所有人家的屋顶都成了膏药旗耀武扬威大展邪风的领地。
　　 瓜蛋不晓得个中原委，既没看到少佐寒光闪闪的军刀和鬼子兵贼亮耀眼的刺刀，更没有听到叽里哇啦一长串东洋鬼子话，只看到从瓜爷房顶到全村镇房顶的一大片让人厌恶、压抑的膏药旗。他恨死了侵犯中国的小日本，没想到自己最崇拜的瓜皮帽东家老爷居然成了小日本的一条狗，一条丧失了人的尊严甚至狗的尊严的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不断捶打自己的脑袋瓜，可怎么打也闹不明白。
　　 那个日军少佐副大队长吉野，亲率一个中队把整个村镇弄成了个集中营，岗哨环伺，枪刺如林，“营”中所有中国农民失去了行动自由，被刺刀顶着后背，在田里干活，只要伸一个懒腰，或者撑着?头锄头歇一会儿，轻则会狠狠地挨一枪托，重则皮鞭狂抽，血痕布满全身。收获的稻谷八成充作日军军粮，留下二成，不管是地主老财，还是贫雇农，一律按人头分配，家家都是青黄不接，以野菜树皮观音土糊口。
　　 与此同时，日方文官又把这里变成了一个日语速成学校。小孩给糖吃，大人每听课一次发半斤米，让五十岁以下的男男女女都“上夜校”学日语。如果不来，“撕拉撕拉的有”。利诱加威逼，农人无奈地跟着稀里糊涂叽里咕噜乱喊一通日本话。瓜蛋尽管记忆力超群，可就是一个日语单词也不会读不会写。他是利用口吃的“优势”，坚决不学鬼子话，生在曹营心在汉，两耳是日语的叽里咕噜，心头却一遍又一遍默诵少爷临行前教给他的古语“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或是神游在月光如水的青青芳草地，用激越澎湃的短笛声指挥着牛群冲向小鬼子的露营地，一只只牛角狠狠地穿刺鬼子兵鼾声大作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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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里的牛角当然穿刺不了鬼子脑袋，可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一百多颗鬼子头在睡梦中被砍断，血淋淋滚满一地。原来是新四军一个团获悉可靠情报前来杀敌。几百号人衔枚疾走，悄悄进村，拔掉鬼子放哨的舌头，封锁村镇要道，轻车熟路分别摸进武器弹药库和鬼子营帐，无声而利索地干掉哨兵，缴获迫击炮、重机枪和所有枪械弹药，营帐内，百十把大刀猎猎挥舞，血肉横飞处只见一颗颗腥臭的人头滚落。营帐外，路道口，田垄上，一挺挺早就预设好的机枪向侥幸逃出帐外的鬼子扫出一道道愤怒的火舌，一个个鬼子像谷棵子一样倒下，倒下……
　　 多少年了，瓜蛋每每想起那场夜袭，就兴奋得好久好久不能入睡。那晚被枪声惊醒，赶来一看，“谷棵子”倒地没剩几个了，机枪还在零星点卯，他可急眼了，压根不听新四军官兵劝阻，蹲下身子，曲里拐弯，匍匐向前，时而几个翻滚，时而几个筋斗，很快就到了营帐。进去一看，满地血肉狼藉，敌人脑袋似已悉数砍完。他连连哀求一个个头比自己高不了两块豆干的士兵小哥，借他手中的大刀用用，他要拿死鬼子解解恨。士兵拗不过他，他接过刀来朝一具具断头的、头没断绝的（还连着一线脖颈）鬼子尸体狠狠砍杀，那狠劲儿，一点也不亚于春秋时伍子胥鞭尸楚平王。除了尸身，他还砍断了那些连着一线没断绝的头颈。正自砍得过瘾，没提防尸体下压着的一具“尸体”突然“复活”，见是一个毫无大刀技法的小鬼，那家伙猝然发难一脚踢向瓜蛋拿刀的手腕，一拳捣向他太阳穴。刀没踢飞，但眼前一黑，就晕死过去了。眼看大刀要落入敌手，此命休矣，斜刺里一道亮光闪来，意外苟活的鬼子脑袋立马给钻了个血窟窿，瓜蛋这才清醒过来，力气回笼，趁势猛一挥刀，那血葫芦也似脑瓜落到地上骨碌碌滚出老远。原来是那位士兵小哥情急之下甩出一把匕首，准确飞向敌人脑袋，救了瓜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