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唐山，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之中，很可能只是那场天崩地裂的大地震。不是很多人能够想起，这片雄俊而广袤的燕蓟大地，数千年来与泱泱中华的命运，息息相关。
　　 你可能不知道迁西，但只要稍有地理知识，便一定知道燕山。这条横亘冀北的山脉，东起山海关锁钥之地的辽西走廊，东至山西纵贯南北的巍巍太行，将号称天府的河北平原与草野苍茫的坝上高原，截然分开。
　　 这里，正是漫长的冷兵器时代，农业区域与游牧区域的分界线，恰是一条天然的屏障，镇守着恢廓的中原大地。
　　 长城巨塞，在它的山岭上蜿蜒起伏；在它身后，便是雄震天下、一统六合的京师。这决定了它身世的不凡——古往今来，一幕幕惊心动魄、改变中国历史面貌的铁血大剧，在此上演。譬如武士身上的胸甲，当年由戚继光大将军亲自主修的这段蓟州长城，正是长城最为坚固规整的精华之所在。
　　 让我偶然来到迁西的，是因为水下长城；让我开始了解迁西的，则是因为举世闻名的引滦入津工程——潘家口，和七十二年前唱响“大刀进行曲”的长城要塞——喜峰口。在世称干旱的北方，一条水量充沛的滦河，将高耸的燕山在此冲开两段，于是自古因地势之险，设立了这两座雄关。如今，金戈铁马的时代已经远去，这里终于从捍卫京师的胸甲，变成了润泽津门的水罐。荡舟潘家口，一派山雄水秀，长城苍凉，风光满目，独具一格。清波万顷的水库，恰似一颗巨大的翡翠，掩映在八百里燕山的深处。
　　 河流的冲切作用，使得燕山在潘家口、喜峰口一带形成天然的通道，军事上的要塞作用由此凸显。易曰：“王侯设险，以守其国”。于是我们看到，无论是举世闻名的八达岭长城还是金山长城，莫非建设在崎岖陡峭的山岭之上。
　　 在冷兵器时代，凭险而守、以逸待劳的长城，为中原地区的和平稳定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今成为我们的民族标记之一。除了漫长的城墙外，出入长城的咽喉要道往往设有关隘，用于屯兵积粮、重点防御。其中的关隘堡垒，相对于周围的崇山峻岭，地势低洼、境界开阔，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喜峰口和潘家口在完成漫长的历史使命之后，选择以沉入水底的方式作为最终的归宿。
　　 当我们乘快艇疾驰于水库之上，四望峻岭连绵，恰似一道雄奇的画卷，在万千变幻中次第展开。与高耸的大坝，终于将万顷碧波汇聚在一起。于是我们弃舟登岸，在落日秋风之中，沿着古长城的脊背，向着高处的烽火台奋力进发。随着蜿蜒起伏的山势，时而攀爬，时而疾走，踏着祖先留下的断壁残垣，饱览一路山光水色。
　　 当站在山岭之巅，燕山的面貌方才清晰起来，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这里是大山的深处，并不像我们山东丘陵总体上那样和缓。纵目远眺，望不尽高低起伏、层峦叠嶂的山岭，雄俊清秀而不觉险恶。当红日夕照，观白云低浮，虽苍穹无垠，而不觉寂寥。于是悠悠思绪，千古往事，一时涌上心头。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这是三国时代魏陈思王曹植的名作——《白马篇》，诗中的主人公“幽并游侠儿”，便涵盖了如今冀北大地的先民。他们世代居住边塞之下，形成了尚武任侠的民风，以强劲著称天下，在中国历史上独树一帜。直到一千多年后的中唐时代，韩愈尤盛称“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可见其影响之深。在无尽的历史风雨中，这种“捐躯国难、视死如归”的文化基因，足以成为中华民族外御其侮、自立于世的铮铮傲骨。直到二千多年后的喜峰口战役，当一片山河破碎之余，面对坦克飞机裹挟而来的倭寇，宋哲元将军写下了“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慷慨誓言。当我们的五百壮士，手持冷兵器时代的大刀，奋然跃向敌垒的时候，火山般喷发的，不正是这种精神的力量么？七十二年了，一首《大刀进行曲》从此响彻了全中国，直到我们的国歌之中，也是以血肉长城，铸就巍巍国魂。一个民族，没有挺立的脊梁，没有铮铮的铁骨，便没有傲岸的胸膛。
　　 特殊的地理形势，使得这片冀北大地，与泱泱中华的国运紧密相连。尤其是在漫长的冷兵器时代，这里长期是拱卫中原的军事重地，也是天下精兵之所出，对于中国历史的走势，发挥着特殊重要的影响。东汉开国之际，光武大帝正是以河北为根本之地再造江山，来自冀北地区的精锐部队，成为当时汉军的主力。当王郎假号邯郸、光武颠沛之际，大将耿弇提出“与国家陈上谷、渔阳兵甲之用，还出太原、代郡，反复数十日，归发突骑以辚乌合之众，如摧枯折腐尔”。光武断然决策：“当与上谷、渔阳士大夫共此大功。”终于一步步扭转了败局，剪除王郎，定鼎全国。
　　 盛唐时代，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逐步崛起，而晚年的唐玄宗怠于政事，一心享受，尝谓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后来的事情，正如高力士所言：“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果然，节制北方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的安禄山趁虚而起，引发了前后八年的安史之乱，整个大唐由盛转衰。此后的中国历史，“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年”。这起变乱，中央对北方重镇的绥驭乖方是直接原因，而唐朝的衰落，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发生了环环相继、极为深远的影响。历此浩劫，自周秦以来筑造辉煌的关中地区，再次遭受了沉重打击，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进一步向东、向南迁移，广大内地长期陷入藩镇割据的局面，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迅猛勃兴的阿拉伯世界，向中亚地区实现了成功的渗透，汉唐时代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经营，此后长期失落，一些少数民族的政权不断崛起。
　　 燕山之下，根本之地。这种战略价值，随着历史的变迁更加重要。五代后期，在中原地区鱼死网破的混战中，后晋的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了耶律德光，使此后的宋代丧失了冀北长城之险。譬如敞开的胸膛，黄河上下暴露于游牧骑兵的冲击之下，使得宋代在与辽、金政权的对峙中处于被动局面。继起塞北的辽、金、元政权，控制了鞭笞中原的形势之地，燕山之下，不再是遥远的冷月边关，而是成为进据中原的桥头堡。于是在历史的变迁中，北京——战国时代燕国的故都，从此开始了作为京都的历史。
　　 此后中国的重心，一步步移至了大河之北、燕山之下。
　　 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中，“幽燕形势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建都北京，正如宋代顾祖禹所说，乃“据上游之势，以临御六合”。明代之后，自燕京起兵的明成祖将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扭转了宋代三百年间南北对峙的局面，为三百年大明江山奠定了京畿重地。在历时六百年的明清时代，雄踞北京的天朝缔造了进一步的辉煌，为今天的中国版图奠定了基础。展开地图不难看到，一道横亘东西的长城，树立起了拱卫腹心的防线；而一条纵贯华东的京杭大运河，将南方的富庶输入了朝廷，恰似一对恢弘的支架，撑起了煌煌天朝。而冀北地区作为京师胸甲的作用由此凸显，于是隆庆年间，随着戚继光大将军修筑长城，冀北长城进入了它的巅峰时代。在后世子孙那里，明长城几乎成为长城的代名词。
　　 冀北长城的这种战略价值，在随后的清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历代内地兴起的王朝不同，龙兴关外的清朝修正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传统观念，以联合满蒙、满汉一家作为基本国策，以“视天下为一体，率土之人，靡不抚恤”的浩荡胸襟，突破了旧有的“华夷之防”。在长城修筑的重大问题上，康熙大帝指出：“守国之道，唯在修得民心，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从此终止了东周以来两千多年的长城修筑史，取得了“我朝施恩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的成果。历经康乾时代的艰苦经营，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融合，边疆地区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冀北地区边尘不惊、得以息肩，与金戈铁马的时代渐行渐远。今天，已然成为遥远的陈迹。
　　 但是，爆发于民国时期的长城抗战，却让喜峰口的名字最终刻入了全民族的记忆。那是又一场天崩地裂的轮回，整个中华大地四分五裂，遍地兵燹。在煌煌大清走向衰落的同时，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以尊王攘夷、王政复古为号召，终结了藩镇割据的时代，形成了统一的天皇制国家。如利刃之新发，率先实现了近代化的改造，在东亚的海平面上迅速崛起。随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一系列胜利，近代东方世界的力量格局发生了根本的逆转，日本由来已久的帝国野心再次膨胀，于是企图利用中国内乱之机，实现其“大东亚共荣”的妄想。“贪心不足蛇吞象”，却将自己推向了不戢自焚、好战必亡的历史歧途，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在华北发动了榆关事变，推行野心勃勃的大陆政策。一九三三，中国人民的长城抗战由此展开。
　　 古老的冀北长城，为祖国投入了这场前所未有的现代战争。自古有心腹之患，则胸膂无从用力。也许这是一场当时条件下注定打不赢的战争：一边是帝国新造、咄咄逼人，一方是四分五裂、内忧外患；日军武器精良、训练有素，我军不仅装备低劣，而且我们的战士，可能只是刚刚放下锄头、拿起枪头的农民。但是，真正的英雄，从来不见得是能够胜利的军人，而是明知不敌但敢于亮剑的军人！“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喜峰口大捷，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昭示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精神，而猖獗一时的倭寇，被一步步拖向了持久战的深渊。此后的《塘沽协定》，虽然未能保住长城天险，再次将平津暴露于铁骑之下，但在当时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也为中日两国最终的生死较量，留出了宝贵的时间，从而光荣的记入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史。
　　 老子云：“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今日的水库，为迅猛发展的现代城市提供着清洁的水源，长城内外，升腾着一片和平的气象。历史已经沉痛的证明：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而这一切，来自于我们“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民族精神，来自于七十年前，那场永不忘怀的生死对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