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故乡是一个永远回不去的地方。这并不是一点道理没有。首先，从物质形态来看，故乡曾经低矮的土屋变成了一座座宽敞的青砖楼房；一条条泥泞的乡村小道变成了宽阔的柏油路。其次，从精神层面理解，故乡的人由过去自然纯朴的农民变成了精明强干的生意人，就连儿时老实巴交的伙伴，也被商品经济大潮洗练得能说会道了。当年那个从羊肠小径上走出来的天真少年，经过所谓人情的练达，已经圆滑世故了。因此，白天，故乡似乎离我很远，只是在梦里，故乡才离我很近。每当北风起时，踩着街头人行道上满地的落叶，故乡冬季的景象便在我记忆中浮起。
　　 故乡的冬季是安详、静谧的。到了初冬，庄稼地里种上了麦子，但麦苗似乎还很害羞，缺乏足够的勇气迎接暖阳，远远望去，田野还是大片褐色的土地。偶尔见到一块未被翻作的稻田，那里积着一些雨水，几只白鹅慵懒地蹲在远远的一角，不时地抬头张望。四周静得出奇，空气中只有它们伸长脖子扑打翅膀的声音。天气渐渐冷了，空气中流动些许风寒。农家的篱笆上蜿蜒的扁豆藤，露出了枯黄的颜色。乡间野道旁，白色的小野菊，一撮撮、一丛丛从枯黄的杂草中探出头，在冷风中颤抖。丝瓜藤气吁吁地刚刚爬到槐树杈上，已显得力不从心。一场又一场的白霜，把整个世界染得一片萧瑟。
　　 北风越刮越紧，云层越来越厚，雪大概就要来了。乡亲们开始起塘捞鱼。有一年冬天，天色已晚，圩塘上站着一圈人，人们正在观看几个壮汉捕捉一条足有十斤重的大鲤鱼。我在塘底帮爸爸收拾渔具，只见河床上那条鲤鱼的鳍像一只小风帆在水面上穿来划去。看到那条鱼离我大约还有两米远时，我拿起一只箩筐，连人带筐一起扑向鱼去。那鱼儿已经被赶得晕头转向，竟然一下子被我罩住了。我闭着眼睛，狠狠地压住箩筐，任那鱼的尾巴掀起的冷水直钻颈根。听到人群里发出一阵欢呼，我激动得全然不知棉裤已经湿透。
　　 天气越来越冷，北风吹得屋后的竹园沙沙地响。早上起床了，妈妈就给我们制作一只火炉子。在炉子的底部先放一层干牛粪，然后在上面放上阴燃着的草灰，不时翻动炉灰与底层牛粪，慢慢地牛粪也着了。我们捧着铜炉子取暖，抓一把蚕豆放在旁边。在炉灰上依次放上蚕豆。不过一会儿便听到“噼啪”一声，蚕豆皮炸开了。大家连忙捡起熟蚕豆，放在手里，烫得一边跳脚，一边不停地对着豆子哈气，等到蚕豆温度降下来连忙剥去皮放进嘴里，“格崩，格崩”地嚼起来。手上的灰粘在脸上，远远看上去，活像一个个小鬼。
　　 进入腊月门，家家户户都要打扫卫生，俗称“掸尘”。掸尘基本上由爸爸承包了。只见他用围裙布抱住头，手拿绑着扫帚的竹竿，掸去屋梁上的灰尘和结在椽子和网砖之间的蜘蛛网。妈妈烧上一锅热水，用纱布将卧室里的银桌、衣柜和大床上的浮雕擦拭一遍，然后把堂屋里的香案、八仙桌以及所有的椅子、凳子都擦得干干净净。所有的农具都收拾停当，屋子里的东西摆放得整整齐齐，准备过年了。
　　 过年前总要给孩子做一身新衣。为节约起见，妈妈会在腊月中旬请裁缝上门来做衣服。技艺好的裁缝过年前都很忙，生意特别红火，往往要预约。记得有一位复姓上官的裁缝老师傅手艺很好。他戴着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干活效率高，为人也厚道。他总有一个年轻的女子跟着，据说是他的儿媳妇。他的儿子得病死了，媳妇守寡，但不肯改嫁，就跟着公公做了二夫人。由于上官师傅为人好，好像从来没有人嘲笑过这件事。那个女人善做童装，我们的新衣好几年都是她做的。儿时，我是村上出名的淘气鬼，平时穿的是肥大的土布衣服，很随便，一旦穿上新衣裳反倒觉得有点别扭，特别是告别开裆裤穿上满裆裤那时的感觉就很不自在。随着年岁的增长，爱美意识不断增强，过年穿新衣就成为了一种内心的需要。新衣要穿上几年的，一般做得比较大，以满足孩子不断发育的体形。新一年，旧一年，缝缝补补又一年，这是我童年着装的真实写照。
　　 大雪纷飞，一夜醒来，故乡已是银装素裹。下雪天，生产队不用出工，妈妈就在家里给我们包馄饨吃。一大早她就到自留地里拨开积雪，拔出青菜。回来后剪去菜根，除去黄叶，一棵一棵洗净，然后用开水一烫，捞出来切碎。双手捧出菜屑，用劲挤，去除了水分。加入熬猪油留下的渣子和盐巴，搅拌均匀，馄饨馅就准备好了。临近中午，妈妈用水调制好麦面成团，用擀面杖一圈一圈地擀。面团渐渐铺展开来，不时地在桌子上洒一把干面，过一会儿圆圆的一大张面皮就制作完成了。再用擀面杖搂起面皮来回晃动，叠成长条形，用菜刀切成一段一段的。最后再把狭长的面皮一层层叠起来，切成梯形状，这样馄饨皮就制作好了。妈妈包馄饨很仔细，包了馅的皮被捏得紧紧的，不会有一只透进水的。馄饨下到开水锅里，用猛火，不一会儿就全部浮出水面。透过热腾腾的水汽，我们雀跃着欢呼：吃馄饨了！吃馄饨了！这时，妈妈会轻打一下伸向装满馄饨盘子的小手：去！先给小强、小莉他们送去。等我们给隔壁人家孩子送完馄饨回来，便狼吞虎咽起来。妈妈在背后不停地说：没人跟你们抢，慢点吃，慢点吃。
　　 吃完馄饨，我们有了力气，就在天井里堆雪人，打雪仗。嘴里哈着热气，有时还拖着鼻涕，相互追逐、嬉闹着。一双双小手冻得红红的，却一点也不感觉冷。一阵风把门猛地吹开了，不知是谁叫了一声：看！那是谁呀？走出门楼一看，白茫茫的原野上有一个红点慢慢地移动，渐渐地看得清楚了，原来是卖花姑娘。我们都认识她，是河西张老五家的姑娘，一位比我高两级的学生。张家有祖传扎花手艺，传到老五这一代已经衰微。老婆去世早，他与女儿相依为命。张姑娘不仅人长得美，手也巧，只是因为学艺，上学比较晚。她制作的绒花，色彩艳丽，姿态优美，村上的姑娘、小媳妇、大婶们都喜欢，大家都争着买。过年时，女人们头上都戴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走在路上便成了流动的风景。
　　 祭灶的前几日，张姑娘出嫁了。上午十点多钟，迎亲队伍就吹着高吭的唢呐，抬着各种各样的聘礼早早地来了。好长时间过去了，新娘才在伴娘的陪同下出现。她披着红头巾，穿着红衣服，挂在后背的辫子插着一只闪亮的金属发夹，据说是她的未婚夫托人从上海买回来的。只见她眼睛哭得通红，一步一回头地挪向花轿。“她是多么伤心啊！”我想。长大了，我才知道哭嫁是本地的一个风俗，姑娘的眼泪包含的是对在娘家生活的留恋，但这一场景成了我对于故乡冬季的悲情记忆。
　　 祭灶过后，我们都放寒假了。小伙伴们或在屋子踢毽子，或在天井里跳方格，或推着铁环在田埂上胡跑，最有意思的就是在公场上打钱堆。
　　 打钱堆一般用长辈提前给的压岁钱做本钱。博弈规则是，参与者先将等量的硬币堆在一块方砖上，依次将自己的铜板扔向十多米外的横线，这样可以排出打钱堆者的次序。谁的铜板离横线最近，谁就是头家，超过横线者排最后。选出来的头家，再站在横线上把铜板回扔到钱堆方砖的附近，尽量要落在合适位置以便于打钱。后面的人就对着头家的铜板，用自己的铜板剁过去。谁碰到了头家的铜板，则方砖上的硬币就都归他所有，不需再打钱堆了。这样的好运是极少的，难得碰到。头家在铜板落地处做一个记号，然后手拿铜板，等别人把钱堆整理好，便弯腰对准钱堆猛地砸过去。落在地上的硬币就归头家所有。剩下的让其他人继续打。规则允许旁家把钱堆放在方砖的任何一块地方，但尽量要让打钱的人感觉不舒服。有时头家砸了一个白板，一只硬币也没有打下来，引得排在后面的人一阵欢呼。
　　 接着第二家上场了，他还是站在头家打钱的位置，拿起铜板继续打剩余的硬币。这时，有经验的旁家会移动一下钱堆，也算是一种小小的心理战术，然后再让二家打。大家就这样依次打，直至方砖上的硬币全被打下去，再重新堆上本钱，进入下一局博弈。所出本钱都是大家约定好的，有每人一分钱一局的，也有每人两分钱的，大的还有玩五分钱一局的。记忆里表哥的视力好，准劲大，打钱堆几乎每次都能赢。有时我输光了，表哥就帮我垫付，一个下午也要垫付十几份呢。
　　 后来表哥参了军，练成了神枪手，百步穿杨，指哪打哪，几乎百发百中。1979年他参加了对越南的那场战争，不幸英勇牺牲。每次想起打钱堆，我都想起表哥，如同一张膏药连皮带肉被撕下，钻心地疼。
　　 快过年时，乡亲们忙着磨豆腐。妈妈把黄豆撮在筛子里，分拣得很仔细，破裂的、发霉的豆子，还有沙子、小砖块，一粒也逃不过她的眼睛。头一天把豆子用温水泡上，第二天看到黄豆的体形比原来大了差不多有两倍了就可以去豆腐房磨了。村上就这一家豆腐房，大家都自觉地排队。一只被蒙上眼睛的驴拉着石磨不停地走，大人跟着驴子的节奏，一边用舀子从水桶里舀出豆子，放在磨眼上，一边往里面舀水。两个磨盘之间的豆泥像瀑布一样流进磨槽，下面有水桶接着。磨完，捧起水桶将豆泥倒进布筛。上下扳动筛柄，豆泥在布筛里来回滚动，乳白色的豆浆就滝了下来。把豆浆倒进一口大铁锅，慢慢地煮。孩子们在灶台旁守着，就为喝上一碗热腾腾的豆浆，深更半夜了，都不肯回家，情愿在柴禾堆上睡着。待豆浆煮沸了，只听得豆倌高喊一声：来浆了！立即加入卤水。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真的很神奇，加入一点点的卤水，豆浆很快就变成了豆腐脑。最后把豆腐脑盛进一个木制的模具里，用纱布包着，上面压上一块石头。过上一个时辰，豆腐脑就变成豆腐了。磨豆腐工艺相对复杂，耗时长。爸爸在排队、磨豆、烧火时就给我讲薛仁贵征东、穆桂英挂帅、岳鹏举抗金等爱国故事，听得我们都很入迷。
　　 到了临近除夕的那几日，天空反而放晴了，屋檐下的冰凌已经脱落，积雪也基本融化了。几只鸡在菜地里觅食，不时地扑打着翅膀，透着些许春的气息。每天上午，浓雾总散不尽，遮掩着稠密的竹林和稀疏的村落。余下来的情形，便与丰子恺先生在《过年》中描述的差不多了。有位老先生戴着护袖，在庭院中央的八仙桌上给人们写对联，一般都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之类的吉庆语。不时响起的鞭炮，把树枝上的积雪簌簌地震落下来了，落在了老先生的颈脖里。老先生不禁打了一个寒颤，手一抖，本来很有力度的一“捺”，简直就像蚯蚓，成为败笔了。
　　 故乡的冬季，最具迷信色彩的莫过于过年的敬神、祭祖祈福活动。除夕祭祖，往往先把饭菜摆上了桌，就在我们垂涎之际，父亲点上香火，开始烧钱化纸，一边烧一边还念念有词。纸灰在堂屋间肆意地飞舞，青烟袅袅，经久不散。接着父亲领着我们对着虚设的八仙桌依次鞠躬，祈求来年祖宗保佑。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怀念亲人、感恩先祖的重要仪式。
　　 我们在四季的变换中长大，成熟，变老。无论走到哪里，故乡就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心灵的夜途。北风起，故乡又到冬季。冬季的故乡，又像久别的恋人，再次走进我的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