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就像一本厚厚的书，记载着许多过往日子的兴衰喜乐。很多的时候，它就静静的沉默在年轮中，既不为无人关注而懊恼，也不为被人翻阅而欣喜。
　　 偶尔，在闲暇之余，随手翻开书里面的一页，你会为已成为回忆的某个人，或是某个日子，或者是某件事情，生发出一些感慨，虽然最终，或许不过是一声叹息。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会在不经意间，就想起了小城的电影院，想起那些迷恋电影的日子。
　　 思索了半天，才捋清了杂乱的思绪。原来是“星月社团”的命题征文，以生活中的伴为线索，抒发心中的一份情怀。于是呢，那陪伴我度过许多美好时光的电影，便像是一根绳子，一下子就缠住了所有的思维，拽着我回到过往的日子里，重温电影带给我的那些乐趣。
　　 也许，这是来自一份对过往的怀念。就像是秋风中飘零的一片落叶，会莫名地想起曾经的青涩，而一个人的年龄，便作了回忆过去的润滑剂。
　　 记忆中的电影院，高大地矗立在小城的东街，在周围低矮残败的房屋衬托下，有如鹤立鸡群，光彩夺目，是县城地标式的建筑。
　　 电影院修建的岁月，正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年代。当时参加修建的一个人，后来成了我家邻居，我们都称呼他周伯伯，会不时地炫耀修建时的光辉业绩。周伯伯说起电影院，总是一副眉飞色舞、神釆飞扬的样子。也难怪，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建成了一栋楼，这在全靠肩挑手提的那个年代，简直堪称是九十年代的深圳速度。
　　 那时修建的宏伟建筑，无一例外的都是苏式建筑。电影院虽称不上宏伟，但在一个小小的县城里，倒也堪称高大。这从电影院的门厅中，那两根粗壮的圆柱上，就能得到不容置疑的印证。
　　 电影院的门厅上，浮雕式的镶嵌着“平坝电影院”五个大字。字面上粘贴的碎瓷片，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看上去无比漂亮。
　　 从这座苏式建筑，出现在县城的那一刻起，这里便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县城的文化中心，陪伴着小城的居民，度过了许多美好时光，也给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在我穿过岁月的目光里，第一眼见到的人，是小花狗和他的老爹。
　　 小花狗姓李，与我年龄相仿，都是头十岁的少年。我们同住在一个小巷子里，小巷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鸡市上”。想来是很早以前，这里是小城买卖鸡鸭的集市。
　　 通常，在放学以后，我与小花狗，加上一些年龄相仿的男女孩子，聚集在一起，在巷子的青石路面上，玩些零七碎八的游戏。
　　 小花狗是老来子，在他爹妈的眼睛里，金贵得很。为了好养，爹妈便给他取了这个贱名，希望他无灾无病的长大成人。
　　 小花狗的老爹，时常都眯着眼，像是对眼前的一切，不太看得清楚。一张寡骨脸上，长着一个红红的蒜头鼻，下巴上留着一昝山羊胡子，才五十多岁的人，看起来像是有六十多岁。一根红不溜秋的竹根烟杆，一副略微有点佝偻的身躯，似乎都在证实六十多岁并非虚晃。
　　 小花狗的老爹是个漆匠，隔三岔五回到家里，都会带上小花狗去看电影。毎逢这样的日子，小花狗都要叫上我，跟着他的老爹去看电影。也许是老漆匠特别喜欢小儿子，爱屋及乌的他，看到我的出现，一张过早衰老的脸上，每一条皱纹里，都爬满了笑容。
　　 于是呢，在渐渐黯淡的暮色里，小花狗的老爹将手背在身后，不紧不慢地走在前面，我与小花狗则像两只穿花蝴蝶，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地嬉戏着，老少三人沿着古老的青石街面，穿过青幽幽的钟鼓楼，走过岁月斑驳的石牌坊，去电影院看电影。
　　 古旧的钟鼓楼，是一个建筑在过去的城墙上，既无钟也无鼓的小楼。而且，楼上有一牌匾，匾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水星阁。但小城的居民，全都称其为钟鼓楼，不知这里面，倒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讲究。
　　 走在钟鼓楼下面的城门洞里，两边靠墙的水沟里，响着轻缓的潺潺水声，给人一种苍凉清幽的感觉，仿佛行走在幽深的寺庙中。这个城门洞，夜深人静的时候，像我这般年纪的小孩，一个人是不敢穿越的。好在门洞不深，头十步就走了出来，又看见了暮色中的天空。
　　 电影院门口，已汇集了许多看电影的人。卖票的窗口，排了一溜长长的队伍。到了这个时候，我与小花狗便排在了队伍后面，随着人群缓缓向前移动。快到窗口时，李老爹走上来换下我们，自己去买票。
　　 买好电影票，李老爹移歩卖炒货的摊子，称半斤炒花生。称好的花生，包在卷为锥形的牛皮纸里，拿在李老爹手里，看上去格外精神。
　　 虽然是三个人，可李老爹只买一张票。用李老爹的话说，小孩子嘛，懂得什么！看电影，不过图个热闹吧了！按照不成文的规定，一米以下的儿童，不用买票。一般来说，一个大人，只能带一个小孩，但守门的人，是搬运社的搬运工，李老爹全都认得。
　　 走到门口，李老爹呵呵一笑，同几个熟人打个哈哈，我们便紧贴在李老爹的左右，一起走进了电影院。
　　 找到座位坐下，李老爹便打开牛皮纸袋，让我们抓花生吃。
　　 座位只有一个，我和小花狗照例都是不坐的。一人抓了一把花生，我们便跑到过道上，一边剥花生，一边说些小孩子家的闲话。直到电影开映，电影院的人来查票时，我们才又跑回李老爹的身边。
　　 这样的乐趣，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父亲成了“历史反革命”，我们一家随父亲举家迁到了乡下，我和小花狗的电影之乐，便随之中断了。
　　 就像李老爹所说，小孩子看电影，就是图个热闹！至于电影里倒底是什么内容，要告诉人们一个什么道理，我们都是不甚明白，也不想搞明白。其实，就是李老爹一样的芸芸众生，也至多看到故事，人的美丑善恶，仅此而已。至于电影中蕴含的哲理，演员的演技如何，那都是评论家的事，与普通百姓，似乎没有多少关系。
　　 那时候放映的影片，记得有《五朵金花》、《刘三姐》、《芦笙恋歌》，等等，多是一些赞美生活、歌颂爱情的故事片。我们感兴趣的，不过是电影中颜色鲜艳的花朵，美妙悦耳的电影音乐，以及电影院里那股热烘烘的气氛吧了。
　　 最有收获的，是看过电影之后，嘴巴里便有了几句电影插曲，在与其他的同学玩乐时，不经意间便哼了出来，搏得几许羡慕的目光。看了《芦笙恋歌》，就会哼：阿哥阿妹情义深，好像那芭蕉一条根！阿妹就像芭蕉叶，阿哥嘞，就像那芭蕉心……看《刘三姐》呢，就哼：竹子当留你不留，笋子当收你不收，绣球当捡你不捡，空留两手捡绣球……
　　 印象最深的，是一部名叫《七天七夜》的影片。观看这部电影，我和小花狗都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在过后的几天里，我们一致认为，所有看过的电影，当数这一部最精彩！小孩子的心目中，打仗的电影都精彩！而这部电影，则是从头打到尾。听着嗒嗒嗒的机枪声，尖利呼啸的炮声、嘭嘭嘭的手榴弹爆炸声，还有飞溅的尘土，血肉横飞的残酷，所有的一切，都紧紧地吸引着我们的眼球。
　　 文化大革命中，电影院显得萧条了许多。上映的影片，除了常映不衰的《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几部革命影片，就是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朝鲜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影片，也是少得可怜，每个国家一两部，以至于当时有人编了个顺口溜，专门调侃此事：中国的新闻简报，南斯拉夫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莫名其妙……
　　 文革中的电影，也多半不在电影院里放映。逢着开什么大会的时候，电影院的人，就在露天的坝子上，扯一块银幕，架上电影放映机放电影。这种露天电影，放映的就是那几部电影。放的翻来复去地放，看的翻来复去地看。每一场电影，不论在哪里放，都是人潮涌动，络绎不绝。电影的广告，自然是参加会议的人，口口相传地散布开去的。
　　 这个时候的电影，已经脱离了电影的本质，变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存在。至于这部电影，倒底看了几遍，已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这样的电影，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不知道看了多少场。有很多时候，我们只不过将露天电影，当作了一场热闹，享受着那份夜色下的朦胧，还有无知少年心中的那股冲动。这其中，自然也有许多女孩子，同我们的心态，完全是一个样的。至于为何萌动，却是谁也说不清楚。
　　 于是，就有了毫无目的的期盼，膨胀着已经发芽的青春，变成一些懵懂的意念，在迷茫的目光中闪烁，像夜空的星光一样美丽。
　　 八个样板戏横空出世，电影院便又忙了一阵子。虽然是现代京剧，虽然其实很多人并不懂什么西皮流水、二黄倒板之类的京剧唱腔，但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座山雕、小炉匠这些人物，凡是看过《林海雪原》的人，都是耳熟能详的。这样呢，人们也就渐渐地接受了《红灯记》、《沙家滨》等样板戏改编的电影。只是八部电影，毕竟是少得可怜，时间不长便加入了“三战”的队伍，成了眼睛磨茧子的经典。
　　 电影院盛况空前的日子，出现在“胜利的十月”以后。跟随着老干部解放的足迹，一部又一部被打成毒草的电影，重新回到了电影院的银幕上，成了人们热情追捧的时尚。
　　 电影院的门口，在每天的下午，还有夜幕降临的时候，又成了小城里最热闹的地方。
　　 一部新片上映，电影票就成了炙手可热的宝贝。每个热衷于看电影的人，都揣着满满的渴望，绝不肯放过一次机会。
　　 每天下午，卖电影票的窗口，还紧紧地关闭着，可小小的窗子前面，已挤满了守候电影票的人。这里面，有自己给自己买票的，有为了家人和朋友而等待的，也有买票来再转手倒卖的，目的不同，但都充满着志在必得的自信。
　　 当戴在手腕上的手表，时针指向下午四点，紧闭的小窗，哐的一声打开了。于是，一只只攥着票钱的手，拥挤着伸向窗口，各种各样的喘息声、呼喊声，还有偶尔冒出来的斥骂声，也随之响了起来……骚乱过去，买到票的，自然满面笑容，一脸欣喜。没买到票的，则是垂头丧气，没精打采。若是非看不可的电影，便只有多花点钱，买高价票了。
　　 其实呢，从窗口售出的票，只是一场电影的一部分，其余的票，根本就没有来过售票的地方。这些票的去向，也是五花八门，四面八方，都去了该去的地方。
　　 那时候，手里每天都握有电影票的，自然就是小城里脸上有光的人。很多人为了一张电影票，想方设法的，都想结交一个跟电影票沾边的人，以便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搞到电影票。
　　 在我穿过岁月的目光里，第二个出现的人，是强哥和她的妻子。
　　 强哥是建筑社的一个泥水工，成天都与砖头瓦块打交道。他妻子英姐，也在建筑社当副工，做拌灰挑灰的活路。
　　 建筑工人所从事的，是一份又苦又累的工作。一天劳累下来，总是灰头土脑的疲惫不堪，像是深秋挂在枝头霜打的茄子，一副蔫巴的样子。多数人回到家里，除了吃饭，动都懒得再动，早早地就上床睡觉了。
　　 可是这两口子，除了吃饭，还有一件事，是非做不可的。这件非做不可的事，就是看电影。若是论对于看电影的执着，小城里三十多岁的夫妻，怕是很难找出与其匹敌的对手。
　　 从工地上回到家，草草吃过晚饭，换下沾满泥灰汗水的衣裳，英姐用桃木梳子醮了水，将一头黑发梳得亮亮的，两口子相跟着，出门去看电影。
　　 若是没有脸膛黝黑的强哥，走在英姐的身旁，那么收拾得干净清爽，满脸容光焕发，如风吹杨柳一样走在街上的英姐，就像是去赴一场心动已久的约会。
　　 电影票呢，就装在搬运社哑巴的口袋里，等着这两口子去拿。搬运社的哑巴，也是电影院守门人中的一员，每天都有两张票的份额。据强哥说，全平坝城里，哑巴的电影票，只留给他一个人。至于其中的奥妙，强哥不说。想来他与哑巴，定有极深的渊源。
　　 都说十哑九聋，搬运社的哑巴，对于一切声音，都是不感冒的。可是，忙碌了一天的他，晚上却愿意充当电影院的义务守门人，从他那咿咿呀呀的笑容里，可以想见这个事情带给他的乐趣。
　　 强哥和英子的理论是，饭菜可以简单，能填饱肚子即可，但电影呢，却一场也不能漏掉！或许，哑巴心里的想法，跟强哥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必定是吻合的。
　　 街上的邻居，那些很会勤俭持家的大妈大婶们，会在做完了家务后，聚集在小石院坝里，一边纳鞋底，一边张家长李家短地聊闲话时，偶尔也会提到英姐，说她是一个败家的婆娘！
　　 也难怪，在居民的口粮，只要一角三分九一斤的年代，毫不吝啬地花一角五分钱，去买一张电影票，这不是败家子的行径么！提到英姐，大婶们总是一脸鄙夷地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啧啧啧！这样子大手大脚地抛洒，不晓得以后生个娃儿，拿什么来养哦！
　　 她们不知道，人有的时候，除了填饱肚子，还有精神上的需求。即便在贫穷的日子里，我们也能寻觅到文化的身影。只不过这个道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明白。
　　 很多年以后，当电影已经退出了小城的文化舞台，每每想起这对夫妻，我还会对他们的那份执着，由衷地升起一股莫名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