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去新化游玩，与那里的文友们聊起文学，便聊到李健的小说。因为，李健就是从梅山出来的。他的小说就长在梅山，像那层峦叠嶂中葳蕤千年的古树、细水长流的溪涧，或者裸露于山崖的巨石——看上去它就要掉下来的样子，其实它最为坚实的部分，深深地嵌进了山体里，它既让你感受到什么是“危如累卵”，又让你体会到什么是“坚如磐石”。
　　 在新化短短的几天，我被那里罕为人知的美景吸引住了，其清秀与奇丽，让号称走遍祖国大好河山的我也不禁目瞪口呆。因为已经见识过新化的山水，所以再读到李健小说里那有如鬼斧神工的句子，我不仅不觉得惊讶，反而认为那极为自然，就像大熊山上的古银杏、粗石的瀑布和龙虎洞的激流一样，它们生成就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其他样子：
　　 “房间并不大，可是给人空荡荡的感觉。风长长地像一条带子，从门里进来窗口出去，将墙上一本陈年的日历画翻得哗哗作响。”
　　 “秋阳下，远看去她就像地里刚长出来的一棵小白菜，紧紧地，生机勃发的样子，一掐就能出水。”
　　 “林四海的脸晒成了红雷公，像挂在大门上的一把锁，锈迹斑斑。”
　　 如果你没去过梅山，以为李健如何了得，想出这么多绝妙的比喻。而实际情况是，梅山那个地方的木屋里，再小的房子也会给人以空荡荡的感觉，那里的风由于地形所致，全是长条形的，像布带一样温柔而执著地缠着你。那里的女孩，一个个活泼泼、水灵灵的，和地里生机勃发的小白菜没有两样。那里的中年男人，每个人脸上都挂着一把红红的锁，却只是挂在那里，压根儿没锁着，热情地欢迎每一个人进去做客。这就是梅山。李健的本领在于，他用无比精准的文字，表现出了梅山独具一格的风土人情，还有，梅山人的精气神。
　　 我一直发现，有某种具有散文特质和诗意的东西，它们近乎天然地扎根于李健的小说文字中，深深地渗透着小说家对故土的眷恋与感恩。小说是必须讲故事的，李健小说里面的故事我觉得不能算故事，它就是生活，梅山人的日常生活：
　　 “我爹知道我难过，说挖红薯像念书一般，也是有窍门的。我就停下来瞧他挖，他锄头一起一落不慌不忙，长长圆圆的红薯在他身后丢成了一长溜，竟然没有一个是破了皮的，不能不令我心生叹服。我爹直起腰看看我，嘴张了几回没说出话来，只说：‘这活儿说不清，靠悟。’”
　　 这一段百来字的文字，我是将它单独做一篇小说来读的，这里面有人物，有故事，有一股特别的韵致和味道。你说不清，但它就是好。
　　 《摆渡者》中胡老爹那样的人物，在梅山到处都是，但胡老爹又是所有艘公的一个代表：他不愿意跟着崽去城里“享福”，宁愿守着那个渡口那条船，这种坚守没有什么高大全的道理，更与信念那样吓死人的东西毫无关系，说白了就是生活的惯性使然，乡下老农不习惯城里的生活。然而，小说不能只读到这一层呀！李健在小说末尾，说“我的诊所就像生根一样深深扎在渡口附近的山地里”，表明“我”也成了胡老爹第二，无数的乡下青年奔赴都市去了，可总得有人来守护山村和渡口啊！如果所有青年连同自己的父亲都搬进了城市，那山村就等于被连根拔掉了。
　　 一旦小说精准地再现生活，读者就一定能从小说中读到比生活更多的东西。因此，李健的小说还衍生出很多特质。比如对故事情节的有意淡化。他的小说从不刻意渲染情节的戏剧性，这一点李健固执地选择了与现代小说相反的方向，而是向传统和经典致敬。我很喜欢的几篇，如《霜天霜地》《恩牛碑》《天上的鸭子》《城市豌豆》《冥屋》等，他都无一例外地将人物关系和事件过程交代得清清楚楚，不要读者去猜任何谜语，去作任何判断。维特根斯坦说：“我贴在地面步行，不去云端跳舞。”李健就是这样一名小说家。
　　 在创作上能采取如此实诚的态度，首先取决于小说家对自己的小说语言有一种超强的自信。李健早就意识到，小说本身就是语言的雕塑，独特的语言气质比强行打碎的结构和扑朔迷离的情节重要得多。所以，他相信通过自己的文本叙述，能将读者吸引到故事中来，不，吸引到小说的内核中去，无须他找噱头，换马甲，颠三倒四地让人摸不着北。
　　 《猪之歌》开篇第一段只有一句话：“我喜欢我家的猪婆。”第二段还是只有一句话：“我家的猪婆是世界上最好的猪婆。”一读这两段，或者说这两句，就知道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孩子，而且小说内容是这个孩子与他家猪婆的故事。我们再看《冥屋》的第一段：“在这个太阳即将隐没的时候，我坐在竹椅上看到月亮又走在太阳的来路上，远远地撵着，就像太阳收养的一个宠物，比如一条狗或一只兔子。”这样的开头，我们无从知晓主人公“我”的年岁、职业，但读者能感觉得到，“我”是一个闲人，还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这就为后面“我”愿意让朋友万永顺在“我”家院子里为他堂客侯杨柳扎冥屋做了很好的铺垫。《冥屋》的结尾也很有意思：
　　 “若隐若现的阳光在青石板上跳跃。冥屋还是静静地立在我院子里，簇新，格外扎眼。侯杨柳围绕冥屋转了一圈，她就像一棵没长成或已老去的杨柳，纤弱得随时可以倒到冥屋里去。她从万永顺衣袋里掏出打火机，把冥屋点燃，熊熊火光轰然直上，盖过香樟树顶。香樟树上私语的鸟儿们受到惊吓，纷纷掠起，它们展开的翅膀裹带着纸灰飞过墙头，不见了影踪。”
　　 冥屋是生命垂危的侯杨柳要求丈夫为自己扎的。侯杨柳还没有死，她就亲手将冥屋烧了。以此结尾，读者才明白，这篇小说讲的不是死亡的事情，而是生的问题，里面包含着生命的悠悠叹息。
　　 李健的小说大多是这种开放式结尾，他结束了小说，但生活并没有结束。也就是说，他小说中的人物并没有随着小说文字的结束而结束，他们继续生活在小说中，生活在生活中。他们还有很多故事，只是那不是这篇小说要表达的内容。《天上的鸭子》最后是一个问号：“这个远乡的赶鸭人阿远还会回来吗？”取名“阿远”，本身就是一个隐喻。《城市豌豆》的结局也不是结局，晚红“索性将一拳豌豆撒向车子”看上去是神来之笔，其实这个细节早已是小说家的胸中之竹，这一“撒”就留下了后话，留下了意味，也留下了无限的可能。
　　 小说由于语言而变得跌宕多姿，比因为结构而产生的戏剧性，可能更引人入胜，也需要更高的天分和更为扎实的写作功底。如今，在长沙这个大都会的灯红酒绿里，李健倏然发现，他迈出的每一个步伐，他视线的每一个角度，他内心的每一个走向里，都是梅山。而朋友们也发现，这个以写小说著称的家伙无法融入这座城市，他依然那么土气，而他的土气里，总有一种超然脱俗的味道。因为，他从上到下，里里外外，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属于梅山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