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国学热”方兴未艾。谈国学，学国学，电视说国学，大学办国学院，社会办国学馆，俨然成为了一种趋势。由国家创办的孔子学院，在美、英、法、加拿大、比利时等123个国家落成授学，由地方政府举办“穿汉服，读祭文，行跪拜之礼”的祭祀孔孟活动轰轰烈烈。中国人民大学率先成立了国学院，厦门大学也在2006年恢复了创建于1926年的国学院，北京大学、北师大等许多高校也相继成立了国学研究机构。孩子启蒙“三字经”、“弟子规”、“颜氏家训”等，企业赶时髦，请“国学大师”授学培训员工。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而各地举办的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活动更是将“国学热”推到高潮。
　　 从国家到地方，从大学到社会，从家庭到企业，孔子以及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国学再一次成为焦点，成为民众谈论的话题。国学班、国学馆如同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兴办起来。然而，其中有不少的国学班、国学馆根本就不具备国学师资力量，甚至连办学的资格都没有取得，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其中不少的国学讲师（他们自称国学大师）甚至连国学到底是什么都没有弄清楚，更不要说他们到底读了几本国学书，又是否理解国学代表书籍中的内涵了。
　　 据新快报9月26日报道：位于东莞市青山工业园内,工商登记经营范围为展览、庆典活动、文化演出等的东莞蒙正国学馆已被依法责令停办，并要求尽快遣散在馆学员,退回学费。其所开办的“女德班”,竟然要求学员开课前要向馆长叩拜。其倡导的“女德”四项基本原则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还鼓动女学员称“如果要做女强人,就得切掉子宫、切除乳房,放弃所有女性特点”。
　　 打着弘扬国学的旗帜，做的行为却是违背国学所倡导的“诚信”二字，传播的却是传播封建社会的糟粕，一个没有取得资质的蒙正国学馆竟然开办培训教学，真是滑国学之稽，贻笑天下。而其开办的“女德班”所传授的内容荒诞可笑，是对女性合法权益的漠视，是对女性人格的侮辱和践踏，更与当今社会所提倡的女性自尊、自立、自强、自信和平等、独立的精神背道而驰，教导女性在面对家庭暴力时，不是选择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而是要女性逆来顺受，不要离婚，类似蒙正国学馆的国学培训机构在全国比比皆是，这些国学培训机构不仅违背社会道德风尚，而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可以说，“女德班”、“淑女班”等不是让女性树德，而是教女性“坏德”、“败德”，应该坚决取缔。
　　 鉴于当今社会存在对以儒学为核心的国学盲目信奉的现象严重存在，对国学缺乏必要的认识和研究，对国学内容缺乏必要的甄别和判断，教学者照本宣科，死搬硬套，学习者死记硬背，囫囵吞枣，如何继承国学中的精粹，又如何剔除国学中的糟粕，在改革开放走向深入的时候，如何践行国学所倡导的人文精神，让国学发挥更好的积极作用，笔者就自己对国学的理解和诸位进行交流，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国学的定义和内涵
　　 “国学”一词，并非今人所创。单从字面上来说，“国”是指国家、民族，在这里指的是中国以及中华民族；“学”是指学问、学识、学术；“国”和“学”合在一起，组成“国学”一词，其意则是国家或民族固有的文化和学术。而我们所说的国学，则应是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文化和学术而言的。
　　 中国的国学是指中国或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智慧和血汗所传承的文化与科学技术，是由中国历代人民在劳动实践的过程中总结和创造的学问，是经历了历史长时间的锤炼打磨而沉淀的结晶，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瑰宝，也是连接全世界华人的文化纽带和延续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基因。
　　 “国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古代的春秋时期。“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周礼春官宗伯?乐师》）“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礼记学记》）“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周礼正义》），这里所说的“国学”指的是教学场所，是国家一级的学校，相当于汉代的“太学”。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朝代的更迭，“国学”的定义和内涵发生了变化。唐代李勃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后在其遗址建学馆，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第一次使用“国学”这一概念。而一直到宋代的“庐山国学”，实际上就是一所既藏书又讲学的“学馆”，亦即后来的“书院”。可见“国学”这一概念的使用，在当时与“国医”的含义是一样的。
　　 而将国学作为一门统揽与研究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学问真正提出来，则是在中国社会与学术文化处于空前转型的清末民初时期。十九世纪末，受西学和“欧化主义”的刺激，日本学界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反思和重识本国文化，倡导弘扬“国粹”、“国学”。受此影响，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在1902年秋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准备在日本创办《国学报》，后因故放弃当初设想。但以邓实为代表国粹派学者则趁机力倡“国学”，并于1904年在上海《政艺通报》发表《国学保存论》，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1905年，邓实、黄节等人又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发行《政艺通报》、《国粹学报》，标志着“国学”的兴起。这一时期国学的定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教学、藏书场所演变成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集萃。至此，国学作为一门统揽中国或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与学术被确定下来。
　　 国学作为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门学问被提出来时，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况且对国学的称呼也是五花八门，有称“汉学”的，有称“国故”的，也有称“中国学”的。后经几代学者努力坚守，“国学即中国固有的或传统的学术文化”这一释义被当作了“国学”的通常定义。如《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出版）给“国学”的定义是：“称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这个比较通用的定义自清末民国初一直沿用至今。
　　 然而，时至今日，随着国学热的弥漫，一些以尊孔敬孟为师的儒家学派弟子认为“国学就是儒学，儒学就是国学”、“四书五经就是国学的全部”、“《论语》是东方的圣经”，而肆意将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家、释家、墨家、法家、兵家、阴阳家、杂家等诸子百家学问和近现代所形成的科学、民主、自由文化割裂开来。还有一些学者和西方学者一样认为“国学就是汉学”，而将藏学、满学、蒙学等中华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排除在“国学”之外，有意割裂和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而造成文化的隔阂和民族隔阂，破坏民族的大融合。
　　 国学作为文化和学术的概念在清末民初被提出，至今仅仅百年有余，而统揽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却早已存在。如果让笔者给国学下定义的话，笔者认为：国学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历经五千年多年，在劳动实践中通过智慧和汗水共同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和，它涵盖了中华汉学和古代三皇五帝包括炎帝、黄帝、蚩尤帝、尧舜禹所有后裔民族之学，也包括人类历史上其他非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但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学术之中的文明成果。
　　 笔者认为，对国学的定义不能局限于历史的故纸堆中，也不能仅以个人的学识和见解以及信仰来解释，而是要站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上，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来解读。一切反对中华民族文化大整合的言论和舆论，一切破坏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向心力的言论和舆论，一切割裂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言论和舆论，都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践踏，都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和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
　　
　　 （二）国学的历史发展时期
　　 国学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也必然会经历其固有的产生、发展、传承（衰退）、死亡的规律。被称作中国固有文化和学术总称的国学，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中创造并所独有的知识、文化和学术的完整体系，其涉及中华民族的心理特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和风俗习性等。在中华民族五千余年的文明历程中，国学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到两汉儒学的兴起，再到宋明理学的发展，再到清代汉学的旺盛，最后到民初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延续到新中国文革时期的受挫，以及今日改革开放时期的复兴，国学走过了不同寻常的路，在中国社会各领域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依据事物的发展规律，按照国学所经历的历史时期，笔者将国学划分为六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先秦百家争鸣时期。这一时期，诸子百家学说和学术为中国国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阶段两汉时期儒学兴起，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第三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来自印度的佛学蓬勃发展，并逐渐与中国的儒释道相互渗透，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佛教文化。第四个阶段宋明时期理学的发展和清代的汉学盛兴，封建社会逐渐走向衰落，一种变革的思潮正在逐渐形成。第五个阶段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上世纪文革结束，西学文化入侵，国学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并在文革时期遭到摧残，而在台湾、新加坡以及海外，中华文化正在逐渐展示生命力。第六个阶段改革开放时期至今，国学在中国大陆复兴，中华传统文学重新受到重视，中国崛起之路正在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1、先秦百家争鸣，国学初定
　　 据传在二、三百万年前，在亚欧大陆的中国大地上已经有人类居住，而这群人就是所有中国人的祖先。在经历漫长的母系氏族社会后，随着石器、木棒和火等工具的运用，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提高，食物有了剩余，于是人类社会进入到了以男性为统治的父系氏族社会。而作为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开始出现了类似文字的符号，经过炎黄部落合并、饶舜禹禅让后，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的国家——夏朝，但是真正建立起一个完形的种族奴隶制王国是殷商。为了确保殷商氏族统治的持续，统治者产生了一系列的统治思想，倡导“德治”和“礼治”，如“天”的思想、“礼”的思想和“孝”的思想等，并且用这种思想教育他们的后代，借以维持和巩固统治，所谓古者“政教合一”就是这种行为的解释，为政即所以施教，施教也即所以为政。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最早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儒家学派和易学创始人孔子首开私塾，传道授业，并在晚年亲自修订了《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了儒家经典《论语》。经他传授学业的弟子多达三千，正是这三千名传承儒学衣钵的学生，将儒学发扬了光大，这也是儒家教育远远高明于其他诸子百家的不朽之处。自孔子后，儒学经由曾子、子思等人而传至孟子，孟子继承着孔子“仁”的正统思想并进一步发展“仁政”理论，并著作了儒家的另一部经典学说《孟子》，至此孔孟思想形成了儒家道统，在诸子百家中蔚然大观。
　　 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尤其是孔孟的思想学说，以及受他们影响而产生的文学、建筑、艺术、绘画更是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主流
　　 由于铁器大量运用，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发展，生产关系随之发生变化，社会思想跟着发生了重大变化，封建社会完全取代种族奴隶制。由于秦二世的暴政，陈胜吴广领导和发动了农民起义，各地纷纷响应，一举推翻了秦王朝。汉初的学者陆贾、贾谊、晁错等人总结秦朝灭亡的沉重教训，探讨大一统政权长治久安的良方，以与民休养生息的黄老之学与刑名之术相结合，形成汉初的学术主流。
　　 随着西汉的政权稳定与经济繁荣，需要相应的意识形态作为政权巩固的思想武器，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糅合儒道，对孔孟儒家学说进行发展，形成新儒学体系，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提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兴办太学，而汉儒吸取先秦各家学术思想的养料，补充、改造和完善儒家学说，形成“经学”。经学，是指训解、阐释儒家经典之学。汉代国学呈现出经学一统江山的局面，使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形成以儒学为主的大融合，为后世的国学形态奠定了基本的格局，对整个古代社会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王朝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汉代经学十分繁荣，其它门类的学术也各有发展。如子学虽只是先秦诸子学的余绪，成果仍然相当丰厚。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扬雄的《法言》、桓谭的《新论》、王充的《论衡》、荀悦的《申鉴》、桓宽的《盐铁论》、王符《潜夫论》等，各呈风采。汉代史学成就斐然，可与经学为羽翼，陆贾《楚汉春秋》为汉代较早的历史著作，作者为陆贾，司马迁著《史记》，班固（32-92）著《汉书》，刘向（约前77—前6）、刘歆（约前50-后23）父子的《三统历谱》和《七略》对汉代历史及中国学术史有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