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陈小山与我中学时代就是同学，那一年，我们来自五六个小学的同学一起进入了初中，陈小山就成了我的同桌。他喜欢恶作剧，比如老师上课前，他很得意地代替值日生去擦黑板，擦完后把粉笔沫在讲台桌上抖一层，在此前先在讲台桌上写好字，粉笔沫淡淡的一层刚好掩盖住了字。轮到物理老师上课，抱着教案本、尺子等一大堆东西进来，看到讲台桌上有一层粉笔沫，很自然地用嘴一吹，就在这时，两个字映入眼帘：放屁。物理老师先是一愣，然后就笑起来，继而就脸红尴尬起来。陈小山的恶作剧远远不止这个，他把一条蛇放到女生的桌仓里，吓得那女生惊声尖叫，花容失色，落荒而逃，从此不敢坐那个位置。
　　 陈小山就是校园里的一头奔跳的羚羊，他的跳跃是如此富有张力。他喜欢汪峰的歌，尤其是那首《怒放的生命》，他在宿舍洗澡时每次都唱这首歌，我和室友们都知道他唱的难听，高声部分老跑调，但他唱得特有激情。陈小山还喜欢诗歌，那个美好的青春时代，我也喜欢上一些诗歌带给我的憧憬与想像，在这一点上，我和陈小山是有共同语言的。陈小山最喜欢在宿舍里朗诵那首海子的《以梦为马》，每次读到这首诗，我也感到心潮澎湃，热血在燃烧。
　　 陈小山的张扬个性与痞子习气是周围的人都熟悉的，而我和陈小山的友谊，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加深厚起来。后来，我们一起考进了本市的一所重点高中，在这所3000多人的校园里，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熟悉陈小山的，还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知道陈小山的，剩下的三分之一最少是听说过陈小山的。陈小山在校园里举办过诗歌朗诵会，尽管他当时写的诗还很稚嫩，尽管参加朗诵会的同学并太多，但陈小山依旧声情并茂地朗诵着他的诗歌，我由此知道陈小山是个理想主义者。
　　 到了高三，特立独行的陈小山以及所有的同学们被时间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我们面临着即将到来的高考，这是每一个人人生的转折点，我们不得不放下曾经的浪漫，认真去对待。在最后冲刺高考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各自独立为阵，少了些交集，我是看好陈小山的，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高考放榜那天，我没有看到陈小山，听同学说陈小山早就来过了，他已经走了，好像落榜了。我有些不能理解，难道他发挥失常，这对于他这样一个敏感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后来，我如愿以偿的去了其他城市上大学，再次见到陈小山，是在半年以后，学校放暑假后，我回到了老家和陈小山不期而遇。陈小山有些沉闷，以前他很少这样，我问他怎么搞的？他说他也不知道，有些埋怨，说家里人现在对他很冷漠。要知道，一个农村家庭，全部的希望都放在考上大学这件事情上，特别是在那个年代。陈小山也可能收到了小道消息，他说，有个狗日的把他顶替了，他平日里太张扬，更像个痞子，被人盯上似乎顺理成章。
　　 我在大学的几年间，陆续知道了一些陈小山的消息。早些时间，听说他去了北京，我不知道他都做了些什么工作，北漂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去了上海，好像在一家广告公司搞些创意类的工作，这个倒是挺适合他的个性，但是，好景不长，再过一些时间他又出现在了广州街头，他就这样流浪着，但他誓死也不愿意回老家。一年后我在深圳遇上了陈小山，他比以前略显憔悴了些，可见这些年没少吃苦。多年不见，我们述说着陈年旧事，他在精神上似乎恢复过来了，一展往日的愁容，还是那样爱开玩笑，不正经。问我谈过女朋友没有，问我初夜是什么感觉，我一头雾水，我说我还是处男。后来，我们就合租在一起住，他的工作很不稳定，在半年间换了三次，一般都是在广告公司，或者文化公司，只是到手的钱寥寥无几。我通过认识的朋友帮他介绍了一份网络编辑的工作，这一次，他还算老实，踏踏实实地做了近一年。
　　 正当大家为陈小山的转变感到安慰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感到震惊。陈小山在夜里不停地起夜，不停地上厕所，可关键是尿不出来了，好几天都如此，憋的难受，嘴里发苦，还伴随着呕吐，身体也变得浮肿起来。他只好到医院做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医生告诉他，是尿毒症。陈小山听得一愣一愣的，在医生严肃的表情里，陈小山读懂了尿毒症的可怕。当我到达医院时，我看到陈小山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像个蜷伏起来的虫子，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恐惧，他的眼神飘忽不定，有点呆滞。我看到了他眼角的泪痕，他一定哭了，在深夜里，捂着被子不敢声响，像溺水者一样挣扎着，狠狠地咬着牙，无声无力。他的母亲和哥哥陪着他，家里还有几亩地的玉米，他的父亲依然在地里劳作着，要过几天才能赶过来，而且还要找人借钱带过来。她的母亲已有六十，坐在一旁只是叹气，没有哀怨只是过度的紧张。她不太清楚自已的儿子这么些年为什么不肯回家，到底怎么了，怎么会得了这种病。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和几位同学开始在这座城市热闹的人流里穿行，为了陈小山，我们不得不走上街头募捐，开始了拯救陈小山的行动。一个秋天过去了，陈小山的病情明显加重，他每天都要做透析，只能靠着一次又一次的透析维持着生命。透析一次长达好几个小时，这让陈小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他的头发已经凋落，也是之前理发师帮他剃光了。他没有医保，所以只能靠家人和朋友，他的父亲带来的2万块钱很快就花光了。他的姨父也把本来准备盖新房的3万块钱送来了，但缺口太大了，还是堵不上，钱总是不够用。为了节省费用，他的父母更是省着吃喝，即便再怎么省，还是于事无补。该借的亲戚朋友都借遍了。为了给陈小山治病，他的父亲忍受了多少白眼和讽刺，家里唯一的一头耕牛也变卖了。
　　
　　 二
　　 季节变幻着，我和我的同学们不得不再次走上街头为陈小山募捐。这一次我们选择了城市文化广场，上面有文化中心，书店，兴趣班等，人多，而且多是社会精英，还有跳广场舞的老年人，我想他们肯定会伸出援手的。我们在一张纸上陈述陈小山的病情，制作了一个简易的募捐箱子，我和陈小山的大哥陈大山，同学许林刚和刘小伟四个人排成一排站着，低着头，我们都不太好意思，沉默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开始时过往的人都匆匆而过，慢慢的，有少数人扔进募捐箱一块钱的硬币、纸币，慢慢的也有五块、十块的。有个老人关切地询问着，我们补充着说着陈小山现在的病情，老人解开上衣兜，他穿着中山装，看上去像是退体的老干部，他放下五十块钱就走了。我一直目送着他慢慢离去的身影，那一刻，我的眼睛有些湿，这世界还是挺美的，美得让人有点心碎。有一个中年妇女扔了100块，我以为她是个有钱人，但我看到她手里拎的包都破了。还有一些小孩在大人的带领下往募捐箱里放钱。那个上午，太阳是温暖的，人群是温暖的，我们的内心是温暖的。
　　 中午12点，也就是午饭前我们已经募捐了一千二百多块钱了。这些募捐来的费用尽管离陈小山的治疗费还很远很远，要想彻底治好，就必须换肾，而换肾的费用最少要20多万元。但我们仍希望再多募捐一些，起码能再多做一次透析，他的家庭已经再拿不出钱，实在无能为力了。就在我们满怀希望，期待午后的温暖阳光再持续一些时间时，来了几个城管。一群身穿制服的年青人，带头的年纪稍大些，他们大声训斥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诈取钱财，不劳而获，有损文明城市的形象，说我们道德败坏等等。他们扯烂了我们写着“拯救”为题的纸张，并要拿走我们的募捐箱。我们哀求着他们，跟他们讲道理，说真的是有朋友病得要死了，实在没钱，不得已才走到这条路的。我们向他们示好，递烟，并表示不相信我们的话，可以去查实，如果我们是假的，随便怎么处罚我们。但他们根本不听我们解释，硬是要抢走我们辛辛苦苦募捐来的那些钱，并要求我们在一张罚单上签字。
　　 那个午后，在阳光下，在路人的围观下，我们几个终于忍无可忍，与城管扭打在一起。刘小伟平时很胆小怕事，但那天他表现的非常英勇，他个子不高，跳起来像只要咬人的兔子，把抱走我们募捐箱的那个城管扑倒在了广场上。我们的行为引来了很多人的围观，有人指责城管太过霸道，蛮横不讲道理。就在我们和城管纠缠在一起，打得难分难解时，一个女的跳出人群大声说，住手，都给我住手，不然我曝光了，她把相机举得老高。这才镇住了那些蛮横无理的城管们，她对城管们亮出了记者证，一个暗红色的小本子。随后，有人报了警，辖区内派出所的民警也到了现场。事件很快平息了，围观的人群也慢慢散去。
　　 警察将我们带到了派出所，询问了我们整个事情的经过和因由，随后由他们的头头给出处理意见，他们的头头姓吴，他们都喊他吴所长，吴所长简单的了解了情况后，说你们帮谁募捐？我们说陈小山。然后询问我们是哪里人，他说他也是那里的人，想不到还是老乡。本来事情就不大，然后我们签了个字，就放我们走了。出来后，那个女记者跟上了我们几个，她说她叫李梦凡，是深圳《城市晚报》的记者，她很细致的问了我们很多关于陈小山病情和现状的问题，对刚才经历的打架事件似乎不感兴趣。她还说要跟我们一起去看望下陈小山，我们只是附和着，心里却关心着募捐箱里的救命钱。
　　 我们与城管发生冲突的第二天，有人看到了《城市晚报》上刊登了我们募捐的事情，以及陈小山的病情状况。我买了一份《城市晚报》，关于我们募捐的事情就刊登在第三版，占了整整半个版面，标题很醒目：拯救打工青年陈小山。因为李梦凡的报道，陈小山的事情在这座城市迅速被传播开来，社会各界行动了起来，有人说要捐款，有企业家也说要赞助治疗费用。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移民城市，传媒的力量是巨大的。在一个下午，李梦凡来到了陈小山的病房，她给陈小山带来1万2千元的捐款，她还给陈小山带来了一把百合花，里面混了几根玫瑰。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男记者，李梦凡和陈小山交谈着，那个男记者不停的拍着照片。那天陈小山始终微笑着，也许他看到了希望，有这么多人的关心和社会的关注，他的父母也把紧绷了数月的愁眉展开了。李梦凡在病房呆了两个多小时才走，李梦凡走后，百合花的那缕温馨依旧带给陈小山无尽的温暖，整个病房都弥漫着花香。
　　 《城市晚报》就这样每天持续报道着陈小山的病情进展状况，每天都有捐款被李梦凡送到病房，陈小山可能是在李梦凡第七次来的时候喜欢上李梦凡的。这样说是因为李梦凡第七次来的时候，陈小山有些小小的兴奋，他早早的起了床，换下了病号服，他开始刮胡子，梳头打扮起来。在和李梦凡的对答中，不像前几次那样有气无力，这次他始终看着李梦凡的眼睛，他还主动给李梦凡削苹果，削的很仔细很认真。在此之前，他从没有给谁削过苹果。陈小山还主动和李梦凡聊其它的话题，甚至有意的避开我们，去病房外面的走廊散步。
　　 《城市晚报》关于拯救陈小山的报道仍在继续做着，只不过篇幅越来越小，先是四分之一版面，再后来就是角落了。《城市晚报》后来大幅关注一个见义勇为的青年，比起躺在床上的陈小山，那个青年的事迹要悲壮的多。那是一个摆烧烤摊的小贩，但他为了帮他人追抢劫犯与歹徒博斗，不幸被歹徒用刀捅死了，许多领导去慰问那位青年的家属，号召广大青年学习他的英勇无畏精神，后还被评定为见义勇为烈士。李梦凡被报社调到了那位青年的报道小组。
　　 陈小山的报道也在此时终于停止了，报社本想着找到相关捐助者，把这个事情做大，来个圆满的结局，但是没有，社会对陈小山的关注度也随之降温。陈小山又回到了冰冷时期，脸色变得苍白，整天躺在床上发呆。就是在那段时间，陈小山对我说起，他喜欢上了李梦凡。
　　 李梦凡最后一次来看陈小山，带来了很多水果，像第一次来时一样，也带来了一束鲜花，还是百合。李梦凡来的时候，陈小山刚好睡着了，陈小山的母亲想叫醒陈小山，但被李梦凡制止了。李梦凡抱歉的说，她已经无能为力了，不知道之前的那些捐款还能维持多久？陈小山的母亲说已经很麻烦你了，还能维持一段时间的，再说了他父亲已经回家收这季的庄稼去了，到时还能变些钱，还有他哥哥也去工地上找工头要钱去了。李梦凡拿出一个信封，说这是5000块钱，先用着，说不定会有转机的。陈小山的母亲知道那些钱是李梦凡个人的，坚决不要。李梦凡执意放下信封就走了。陈小山醒来以后，知道了李梦凡来过的事情，责怪母亲收了李梦凡的钱，蒙着被子赌气不再说话。陈小山的情况再次陷入绝境，只能在医院里这样维持着，接受命运的安排。
　　 李梦凡走后，我不止一次的想起她。在我们与城管发生冲突时，一个女子的叫声凌厉而起，那是我第一次遇上李梦凡。那天，她肯定不是上班的，穿一身的便服，鹅黄色的上衣，咖啡色的裤子，长发披在肩上，可能是职业习惯吧，她带了相机，她的相机就装在她提着的牛皮色手提袋子里。我第一眼看到李梦凡，觉得这姑娘瘦弱的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难道媒体的人个个都是如此。我不知道她从业多久了，但从面相上看，似乎还未脱稚气。我不知道，那天要不是她及时出现制止纷争，我们会和城管打成什么样，如何收场就更不敢想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