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乡回来已经多年了，那里经历的一切大都忘却了，只有鳏夫老屈的形象不时地从我脑海里跳出来，赶也赶不走。
　　 丁卯年三月，我和广播电视局副局长老梁到S乡搞换届选举工作。每天早晨一个老人都背着一筐煤送到办公室。他仿佛没话说，到了煤就走，然后再一筐一筐的往别的办公室背。最后，他又拿起了扫帚打扫起乡政府大院来。听说，自入冬以后，他日复一日的、单调的、机械地干着这些工作。有时，乡里的大小干部也指使他干一些诸如生火炉、倒灰土之类的工作。
　　 他，大约五十到六十岁之间，腰并不弯。只是前额和脸上深深地刻上了年轮的皱纹。后来得知他姓屈。据说他有一把锁，锁着煤库。不管是哪个办公室、哪个干部，只要用煤必找老屈。不过真要烧费了，他还真敢批评。乡党委书记老孟在乡里住单身，办公室和宿舍合二为一。煤，自然要比别的办公室烧的费一点儿。老屈当然就批评了老孟：“你这个书记有了浪费性，嗯！还少了自觉性，是不！没想想你是个头行（发：型音）☆！就要有个带头性！”三性一头行，批评的老孟连连称是。不过也提高了老屈的威望。人们说：“只要浪费点东西，就是天王老子他也敢批评。”
　　 一天早晨，我和老梁二人终于与他搭上了话：“老同志，您贵姓？”老梁问。
　　 “免贵，姓屈！”他回答。
　　 “今年多大岁数？”
　　 “还小呢，五十三！”
　　 “家里几口人？”
　　 “三口！”
　　 “都是什么人？”
　　 “我爸爸、我妈，再加上我。”
　　 我和老梁同时吃了一惊，这么大岁数，咋没说上老伴儿？
　　 我试探着问：“您老伴儿呢？”
　　 他长叹了一口气：“嗨！长这么大岁数，没说过！”
　　 沉默了，我们三人都沉默了。
　　 为了打破这沉闷的气氛，我开玩笑地问：“你没想过女人？”
　　 他笑了：“蚊毛蠼虫还物对哩，何况人哩？不怕你们当头行的笑话，我想了三十多年女人，可就是没说上。不知女人是啥滋味儿!”
　　 他的话把老梁和我都逗笑了，可是他却没笑，而是背起煤筐走了。
　　 从这以后,我们混熟了.每天送煤时,有烟他自己就抽出一支吸。有茶，他自己就倒上一杯喝。然后说上一顿话离去。久而久之，我们了解了他的历史。他年轻的时候很倔，见到理儿不公的事儿就要说。一年，生产队长拿公家的东西送礼，他拦住了：“你拿官家的东西往外送，心里还有没有大伙儿？”生产队长来气了：“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当然是你说了算哩！可你总得打个招呼吧！”他找理儿说。生产队长火了：“和你个老光棍子说，管事吗？嘻！”东西送走了。最后办了什么事儿，社员们不知道。于是老屈火冒三丈的找到了大队。大队说：“替公家办事儿，送点送点吧！”他又和大队好个嚷嚷：“经是好经，都让小和尚给念坏了！”多年了，大队变成了村民委员会，他这个倔脾气一直没改。他自己说，他曾托人说过好多次媳妇，但是因为村穷、人穷，又加上他的脾气倔，大姑娘连面儿都不见就散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一连大干了多年，他们村的生活一下子就富裕起来，干旱村变成了水稻之乡。玉米面、野菜、贴饼子，换上了白花花的大米饭。可是，老屈的年龄已年过半百了。然而，他说一个年轻、美丽的媳妇，生一个儿子的心情却越来越迫切。村里有一个教师劝他：“那妙龄女郎，谁能嫁你这村野老朽？半百离异、丧夫者又何其多？还是降低点儿条件吧！”尽管如此，老屈仍然在心理描绘着他未来妻子美丽的形象。他八十多岁的老父母也期待着，在临死前能抱上孙子或看一眼媳妇。
　　 前二年乡里终于发现了这个老倔头的忠诚，俭朴。于是便把他要来，夏天养花种草，冬天背煤扫院子，每月开工资。他说，一介草民突然来到了有砖有瓦的乡政府大院，他感到莫大的荣幸。因而，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就是烧过的煤灰，他也扒拉几下，发现没烧透的小煤渣，再捡回来，放回煤堆里。如果外边来个生人，他就要刨根问底：“找谁，干什么？”
　　 老屈经常说：“早先，大财主过日子全靠一个好管院子的。走社会也得有一个好管院子的！要不，你浪费点儿，他浪费点儿；你拿点儿，他动点儿；再来个小偷小摸的丢一点儿，那日子还能过好？”因而别人又叫他管院子的。
　　 “管院子的”说得多么贴切。我们社会主义就缺少这样的“管院子的！”老屈，他正是我国千千万万个勤勤恳恳认认真真任劳任怨的工农代表。他们是伟大的！
　　 我们在S乡工作了四十多天，在临走的前一天，老屈借送煤的功夫，高高兴兴的告诉我们，他们村有一个三十七岁的女人和丈夫闹不到一起离了婚，别人正给他提亲。他说女方已经同意了，不过他却没答应，说再考虑一个阶段。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个女人结了扎了，再也不能为他生儿子了。我们劝他应该定下来，因为这毕竟是个家。老屈说：“再思谋思谋！”
　　 现在，已近三十年没见到老屈了，算起来他已经近八十岁了。不知他是否与当时那个三十七岁的女人结了婚？
　　
　　 注：“头行”：解放初，群众对干部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