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播过一则公益广告，场景就设在一家酒店的包厢里。有一家人正在开开心心吃饭，突然身患老年痴呆的父亲一把按住盛着水饺的盘子不肯放手，还念念有词：我要留给儿子，这是他最喜欢吃的。镜头再转向那位已经不算年轻的儿子，只见他先是一愣，继而热泪盈眶。我们姑且不去考证老年痴呆患者究竟有没有挖掘生命记忆的可能，那是医学家们需要研究的事儿，但这个广告让我们看到了父爱，一种几乎出于本能的爱。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们的经济与国际息息相关，各种各样的以前听都没有听过的节日也纷至沓来。虽然背后有商家推波助澜的因素，但是只要这些节日有助于社会和谐就值得提倡。尤其母亲节、父亲节，为公众提供一个感恩父母、孝敬长辈的机会，这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孝道文化是不谋而合的。
　　 父亲节起源于美国。1909年，美国有位叫杜德的女士，在参加完教会举办的母亲节后很有感触：“为什么就不能设一个纪念父亲的节日呢？”杜德的母亲在她十三岁那一年就过世了。其父在美国华盛顿州东部的一个乡下农场中，独自一人抚养六名子女长大成人。杜德是家里唯一的女孩，更能体会父亲的辛劳。她向教堂提出一个建议，想把她父亲的生日作为父亲节的纪念日。这个建议很快就被教堂接受了。不久华盛顿州州长把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定为父亲节。1924年，柯立芝总统签署文件把父亲节作为一个全国性的节日以便“在父亲和子女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并且使父亲铭记自己应尽的全部责任”。
　　 有人说男人一生最重要的工作是做好父亲。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发现，每天和父亲相处两个小时以上的孩子往往情商更高，男孩看上去更坚毅，女孩成人后更温柔。奥巴马曾在2013年父亲节的一份声明里说：“身为两个女儿的父亲，我知道作为一名父亲是任何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他看来，做父亲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做总统。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可以用三个词临摹日常生活中父亲的形象。第一个词是“影子”。记得小时候我的父亲就像影子一样看不得真切，他每天晚上很晚回家，早上还没等我们起床，他就上班去了。第二个词是“钱包”。父亲常年在外面打拼，给我们提供经济来源，努力为我们营造安逸舒适的生活。最后一个词是“铁板”。严父慈母是中国家庭传统的角色分工，父亲往往扮演严厉的角色。父亲是一个坚毅的称谓，意味着责任与担当。
　　 当年美国柯立芝总统签署的文件设立父亲节比杜德夫人当初的创意更具社会意义：父亲节不只是子女的感恩节，更是父亲担当节。
　　 什么是担当？易中天先生说，担当最初源于“士”的一种精神，是士人的一种操守。易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的士人大都是读书人，但士人与一般的读书人还是有所不同的。士人与一般读书人的区别之一在于前者有担当，后者得担待。担当是对天下的，担待是对上司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是无奈的；担当是自己担责，担待是帮别人赖账。没有担当，就不会有气节。比如有些人文革中揣摩失误，站错了队，表错了态，就应该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负责。但有的人想赖得一干二净，可是白纸黑字在哪儿写着，众目睽睽看着，当事人还活着，想赖是赖不掉的。退一万步，你可以不认错，但不能不认账。账都不肯认，哪里还有担当？这种人连担待都没有！
　　 现如今，在政府机关里讲“气节”的少，讲“节气”的多，导致有担当的少，肯担待的也不多。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哪里需要担责，赶快躲得远远的。人家韩国塌了一座桥梁，总理便引咎辞职，而我们发生了数百人死亡的突发事故，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主动站出来担责，部门之间还相互推诿，这太缺少担当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省委新班子到任见面会上曾要求，各级领导要廉洁、多勤政、有担当。担当是什么？担当就是见困难要上，见荣誉要让，出了问题勇于担责。这不仅是干部制度的问题，更是干部素质与操守的问题。我们各级干部是社会精英，就必须有所担当。出了事故，向公众道歉真的就很难吗？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犯了错误，真诚地道歉，既可以抚平受难者的伤痛，还可以自我反省，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有什么不好？我以为，学会道歉，勇于担当，无论是现代政治，还是当代政要，甚至每位普通公民，反省自己，于国家，对个人都大有好处。
　　 高校本是培养有担当后辈的地方，如今似乎也好不到那里去。某些教授、博导，一见到当官的，就点头哈腰，满脸谄媚。说得文雅一点，是大气不敢出。早在清末，章太炎就在《代议然否论》中提出设想：“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其旨在于保证学术、教育的自由发展。民国后，这一理念得以伸张。1915年6月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时即声称：“我绝不能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长，半官僚的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公文，常常派一些一知半解的官员来视察，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到1930年，蔡元培为《教育大辞书》编写“大学教育”词条称：“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真正的大学应该有独立、自由精神；真正的学者，应该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
　　 人活在世上要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有风骨；“穷不失义，达不离道”是有气节；“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是有担当。我们的传统原本对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的名人是心存敬意的，就连李清照这样的弱女子都能发出“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感叹。项羽虽为一介武夫，但不失担当之肩膀。当他奋力冲出垓下之围，到了乌江边，面对仅剩下的几百个江东弟子，没有选择忍辱偷生，而是自刎谢罪。这既是一种气节，也是一种担当。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满清被推翻后，便立志遗老终身。眼看北伐军节节胜利，满清王朝再无复辟的可能，就自沉昆明湖，用生命在自己的肉体与信仰之间作一个了断。先不说王国维愚忠满清王朝是不是值得，就凭他为理想的献身精神，我觉得就是一种风骨，更是一种担当。另一位与满清皇族有点血缘关系的作家老舍先生，文革中面对红卫兵的种种欺辱，明知道他们受蒙骗，为了唤醒他们的良知，自沉未名湖，用自己的生命作最后的抗争，这也是一种担当。
　　 过去看古装电影，特别是金庸先生的武侠片，发现江湖上的侠士大都肝胆相照，意气相投。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们很在意自己的清誉，多以清高闻名于江湖。庙堂之上的士大夫的榜样也在于“清”。要官要清廉，做人要清白，性格要清纯，寡欲清淡、生活清静、作风清朗，格调清雅等等。为此，他们甘于清贫。
　　 官者，民之父母也。可是现在我们有些领导干部既没有过去侠士的清高，也没有士大夫的清廉，一切都以自身利益为中心，或只捞钱不干活，或边捞钱边干活，私欲极端膨胀，哪有一丁点儿父母官的风范？对社会哪有一丁点儿的担当？
　　 现在的社会环境比封建社会开明了许多，不需要我们用生命来做出担当，只要说几句真话，为民办一些实事。然而，说真话，办实事，难道就真那么难吗？真话或许不入某些人的耳，但于国家，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应该理直气壮地说；只要为人民做有益的事，人民就会不会忘记，我们就应该义无反顾地去做。强调做人要有担当，目的在于提醒国人无论在家庭，还是在社会，还是对国家，都要有责任心，要有担当并勇于担当的豪气。
　　 写完这篇小文，恰巧央视戏曲频道在播放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第四十四集，其中有一段情节，即康熙得知太子胤礽明知索额图要加害自己，还不据实奏报，伤心至极。但康熙并没有诛杀太子，而是将之圈禁。普天之下，只有儿子悖逆父亲，没有父亲肯加害儿子的。如果父亲对孩儿严厉，也都是希望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作为晚辈，可不能记恨他老人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