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人物——杨度。首先，从个人性情、待人接物方面看杨度，我觉得他真，不虚伪；其次，在政治抱负上，杨度始终以天下为怀，欲为一代贤相，得明主以佐之，成就其匡正时弊，强国富民的美好理想。时局动荡，一而再，再而三，屡经挫折，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碰壁，头破血流，杨度依旧抱着自己一贯的信念，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让我感到他骨子里有一种百折不挠的柔韧，有一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决绝；第三，在感情方面，他用情至真，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他都能倾心而为，真诚相待。在第一次京城落第之后，与友人到西山寺庙卜前程，和尚让他随意报个数，他脱口而出的是母亲生辰。由此可见其身在京师，念念不忘千里之外家乡的母亲，这是他孝敬的一面；与袁世凯、梁启超、蔡锷、孙中山、黄兴、谭嗣同等人交往，毫无心机，坦诚守信，这是他重义的一面；他一生中结缘的几个女子，不管是富家千金，还是青楼红粉，他都能以真情相对，不敷衍，不作戏，纯粹以爱情为指归，不以门第为嫌，不以贵贱定好恶，这是他重情的一面。第四，在国事方面，利用熟知国际法律的优势，力争中国收回粤汉铁路的主办权；东渡扶桑，苦苦钻研日本及欧美发达国家的宪法，为着改变中国疲弱之境况而做大量的知识储备。鉴于法国大革命无统一组织，党派林立，纷争过多，流于暴力，政权频繁更替，政局动荡不安，造成过多流血牺牲，为民族带来深重的苦难等弊端，他不愿看到这幕悲剧在神州大地上重演，因此力主君主立宪，谋取在和平中渐进，以求无暴力之改革。
　　 孙中山造访杨度在日本的住所时，两人几日几夜辩论立宪与革命哪个更适合于中国国情，废寝忘食，各持一端，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杨度声明：“我主君主立宪，必为之在中国实现而努力，若我的事业成功，愿先生帮助我；先生主民族革命，若先生事成，我将尽其自己的主张，竭诚帮助先生。”
　　 我揣测，即使杨度成功，孙中山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主张转而帮助杨度的。而杨度，最后的确是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在立宪失败之后，转而援助孙中山。由此看，杨度的襟怀非常坦荡，处暗室而不欺，心底非常清白，可以让人一目了然，一下子看到他的内心。不管当初立场如何，如果在现实中能立足于中国的，大概就是适合于中国的。既然适合于中国，那么遵循适者生存的科学原理，他自然要自动淘汰自己不适合中国的那一套学说，转而向适合者靠拢，以达曲线救国的目的。
　　 当年师事王闿运，欲传承其帝王之学时，王闿运曾说：我这里有三种学问可供选择，一曰功名之学，是为功名而求学，功名是登堂入室的最终目的，学问不过是敲门砖。从事这门学问，不必深究圣贤精义，不必身体力行做人之真理，功名到手，砖石尽弃，只需遵循权利场的潜规则即可……诗文之学，乃以探求古今为学为人之真谛而设。或穷毕生之精力治一经一史，辨证纠误，烛幽发微；或登群籍之巅峰，揽历代之得失，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或发胸中之郁积，吟世间之真情；或记一时之颖悟，启百代之心扉。总之，其学不以力行为终极，而以立言为本职……至于帝王之学，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主干，以先秦诸子为枝，以汉魏诗文为叶，通孔孟之道，达孙吴之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集古往今来一切真才实学于一身，然后登名山大川以恢宏气概，访民间疾苦以充实胸臆……并告诫他，帝王之学风险太大，不如功名之学来得稳当，不如诗文之学来得清高，历史上有过许多惨痛教训，如商鞅、王安石等，用心良苦，却都没有好下场。恩师此番言语，并没有动摇杨度从事帝王之学的决心，他毅然作答：若能成就一番大事业，虽不得善终，亦无怨无悔。
　　 以杨度一贯怀抱天下的胸襟气度，以杨度早年对帝王之学的揣摩体会，以杨度多年以来对中国国情及君主立宪的研究、探讨与摸索，他之主张君主立宪并非草率之举，亦非盲目之举，他的政治主张是严谨的，经过严密考证的，本应是可行的，理性的，但时事乖违，让这书斋里苦苦求索、苦苦探寻的真知灼见遇上不理性的时局，不理性的辅佐对象，于是，理性在专制与野蛮面前不得不缴械投降，俯首称臣。正可谓，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杨度曾说，予仍坚主君宪主义不变，中国之宪政，一败于前清，再败于洪宪，三败于张勋……予于君宪三败之后，自谓对国家、对主义忠矣，可以已矣！
　　 耿耿之心，苍天可鉴！
　　 虽然杨度拥戴袁氏为帝之举受人非议良多，但仔细考之，杨度一直是为着心中欲为贤相的初衷而努力，欲觅非常之人，成就非常之业，心底无私，原本无可非议。后留学日本，深研各国宪政，知今是而昨非，力推君主立宪。清末慈禧假作预备立宪，实则推诿拖延；民初政府首脑几易，遂知君主立宪之不可行。转而支持孙中山，又经周恩来的引荐，晚年走上地下革命之道。他的几次蜕变，只看到表面现象的时人目之为首鼠两端，反复无常，没有持守。但是，从头至尾，杨度并没有玩弄权术，失信于人、陷害他人等等不良行为，可谓坦荡君子，有名士风范。并且他屡遭打击，不放弃为国为民的初衷，内里有一股湘乡子弟不肯服输的烈性，正是一种根本上的持守。这股子不屈不挠的劲儿，显得可爱至极。
　　 二号人物——张之洞。张之洞敢说敢做，大刀阔斧，一生可圈可点之处颇多，可看作一部自然生成的“香帅传奇”。他有许多不同于常人的怪癖，比如起居无节。“人无癖不可交”，由此可看出他不仅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令人敬仰的成功儒臣，更是一位食人间烟火的常人，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丧妻之痛，使他延迟奔赴梦寐以求的封疆大吏之任；丧妾之痛，使他久久反思自己平素忙于公务、忽略伴侣的过失。这些，都让他更有人情味儿，让人能够在情感上亲近他。
　　 张之洞早先曾为京城清流派人物，身为并无实权的低级小京官，不畏权要，敢于弹劾大员，直陈时弊。其奏疏晓畅痛快，切中肯綮，为一时之美谈。
　　 在俄国侵占我伊犁，崇厚与俄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际，张之洞屡上条陈，坚定不移地促成清政府废除该约，另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赴俄洽谈，重新拟定《伊犁条约》。
　　 面对外国列强的侵略，他是主战派，与当时以朝中重权在握的帝师翁同龢及红极一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他从山西巡抚任上，一步步做起，禁种鸦片，整顿积弊已久的吏治，大力扶持地方教育；至两广总督，他大力加强海防，致使本有觊觎之心的法国军队不敢在两广沿海轻举妄动，转而从福建马尾下手。法军声东击西，东南水路侵占台湾，为牵制清政府注意力，西南陆路攻入中国藩属越南，侵占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张之洞奏疏指出：援台惟有急越，请争越以争全局。张之洞奏请朝廷加封黑旗军首领刘永福，敦请老将冯子材出山，大败法军，创造了镇南关大捷的神话。但是，朝廷下令撤军，不可乘胜追击，主和派又占上风，决意求和。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无不气沮心塞，扼腕愤恨！虽胜犹败！情何以堪？张之洞接连上疏暂缓撤兵，竟遭李鸿章痛斥。在广州，他兴办广雅书院，聘朱一新为主讲。至湖广总督并数次署理两江，筹建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等，扶持整顿书院，大建新式学堂，派遣留日学生等，作出一系列兴利除弊、贻福后世的善举。
　　 张之洞的恩师胡林翼被长江江面上耀武扬威的法国军舰活活气杀，留下足以令人警醒的一句话：洋人可恨，但洋人的枪炮可爱。张之洞牢记此语，遂大兴洋务，大办教育，以弥补中国的不足。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张之洞万万没想到，正是他的开明思想，为两湖、两广培养出了大批的仁人志士，让原本效忠清室的他，不期然地间接变成了满清政权的掘墓人。黄兴就曾表明，他要感谢他的老师张之洞，感谢他的汉阳铁厂为革命提供了大量的“汉阳造”。
　　 “戊戌六君子”中，也有半数与张之洞关系密切：谭嗣同，其父曾以同僚之谊，请求张之洞指点引导谭嗣同，谭嗣同多次以晚辈身份造访张之洞，张之洞曾数次当面表示自己对谭嗣同的赏识之意；杨锐，是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的弟子，随张之洞赴山西、两广、湖广，多年充任幕僚，受张之洞影响颇大，为张之洞得意门生，由张之洞保举入京；杨深秀，是张之洞在山西整顿吏治时发现的人才，后被张之洞保举入京。
　　 张之洞为筹募兴办洋务的资金，听从幕僚建议，自造铜元，以一当十，引发当地经济危机。身为重要幕僚之一的辜鸿铭因多年留洋欧洲的经历，见多识广，当时就指出此举不可行，会引发通货膨胀。可惜张之洞没有听从辜鸿铭的意见。虽然如此，张之洞毕竟清流出身，一身清正之气，直干云天，造钱万万，他不曾私取毫厘，不曾像其他官吏一样，大置田宅，囤积财物。又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况为封疆大吏几十载乎？又曰：湖广熟，天下足。岂有多年的湖广总督自身未“足”乎？张之洞在这方面，任谁都是无可指摘的。他身前身后，两袖清风。早年任四川学政，几年后奉诏归京，四川藩司给他一笔银子，说这本是学政应得惯例，张之洞力辞不受，嘱托转赠四川书院。有一年署理两江，在年终的养廉银未到之时，小妾犯愁家里剩下的百十两银子如何撑过得去这个年？借，张之洞不肯，怕别人知道，正给了要巴结的人以可乘之机；他就想了个以空箱子装满石块盖上督府大印的妙计，到当铺典来八百两银钱。试思清白如许，旷世之下，能有几人？
　　 三号人物，曾国藩。曾国藩说的都是仁义道德，做的都是理学文章，但他那一套是准备好的，像演戏一样，拉上布景，运用道具，自己粉墨登场，演出一场自己决定流传后世的精彩剧目。说穿了，是假的。一页一页翻看下来，我发现，那一切都是不真实的。这让我想到一个高中生空间里发的食堂美食图片，看起来样样都好，令人馋涎欲滴，旁注：假的！都是假的！
　　 王闿运评价曾国藩，若是曾国藩不那么热衷功名，本可以在学问方面有所建树。他实在是一个玩弄权术、心机颇深的政客。就说出山不出山吧，巡抚来函请他，他心中想的不是当前局势急不急，而是暗想，区区一个巡抚出面请他，他就出山，未免掉价；圣旨下到，他在暗自得意。这与杨度的以天下安危为己任，不以祸福避趋之的行为大不相同。他的每一步，都要处心积虑为自己着想。按捺不住得意，准备出山，转而又害怕母丧期间不守制遭物议，暗示来访者说服其父，以“忠孝不能两全”之由，命其不必为母守制，方才堂而皇之走马上任。真是能算计。这处处算计，不磊落，与杨度、张之洞相差远矣；再说曾国藩“曾剃头”的绰号，他奉行“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的准则，手下冤魂不计其数。令人发指的是，一次，在行刑之前，手下亲信已经告知曾国藩，已查明所捕之人无辜，曾国藩为了不推翻定案，明知其冤，依旧杀无赦。攻打太平军之际，曾国藩获知太平军将领韦俊爱下棋，派亲信康福拿着一副前朝国宝——“云子”去策反，向韦俊保证不杀降军，但功成之后，曾国藩出尔反尔，以下棋之名诱韦俊携“云子”入，借不服朝廷裁军之令为由，杀之，并成功收回宝贝“云子”。出尔反尔，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与杨度、张之洞相差远矣；家眷没有随行，人送一少女做小妾，青春少艾，性格温顺，服侍起卧，口不多言，深得曾国藩欢心。小妾一朝病死，后院传来痛哭之声，曾国藩为表现自已不以女人为意的“大丈夫”情怀，在厅堂客人知趣告辞之时，矫情用力挽留客人陪他下棋。其有心乎？其有情乎？其不虚伪乎？这无情无义，与杨度、张之洞相差远矣；湘军所到之处，抢掠百姓，闭目不见；每逢攻城掠池，金银财宝便一船船往家乡运送，以其弟曾国荃为最，他不是不知道，却并不干涉，竟然还好意思标榜廉洁。说的难听一点，有句话叫做：既当婊子，又立牌坊。这与杨度、张之洞相差远矣……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因此，我觉得曾国藩实乃无情无义、虚伪矫情、善于玩弄权术的劣吏，没有真气，没有人味儿，他所写的那些冠冕堂皇的文字，都是留给后人看的，为他赚取一个好名声罢了，其人其行，实无足取，可说是皮里阳秋、言行不一、心机颇深的伪君子。
　　 康福自从曾国藩回乡奔母丧伊始就一直追随左右，是曾国藩的救命恩人，也是曾国藩的心腹。攻入天京后，湘军另一将领欲占头功，对同一阵营的康福下了毒手。湘军一窝蜂地涌入天王府抢劫金银财宝，有谁还在意康福的死活？康福最后还是被敌营中身为太平军将领的弟弟手下的人救走，隐姓埋名，渔樵耕作度日。
　　 攻陷天京，曾国藩向朝廷奏请封功时，并未提及康福。而康福，通过养伤时的反思，感觉弟弟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自己追随曾国藩是一个错误。尤其是功成之后，卸磨杀驴，诱骗韦俊，借韦俊之死杀一儆百之举，自己不仁不义不说，还陷康福于不仁不义，实在让人心寒。人命，在曾国藩手里，算得了什么，随时可以充作他达成目标的一个工具。因此，在曾国荃无意中得知康福下落，探访康福未遇，留给康福的儿子一条贵重的狐狸毛皮围巾后，康福为表明自己与曾氏兄弟恩断义绝，分道扬镳，特意造访曾国藩，索回原本属于自己的那副“云子”，奉还九帅那条贵重的围巾。
　　 曾国藩只知有君，不知有民，因此才会毫无同情心，滥杀无辜。曾国藩爱好围棋，岂不知人生如棋，自己正是那黑白两色的棋子之一，任当政者摆布？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处理，激起民愤，被斥为“卖国贼”。
　　 就修平治天下而言，曾国藩无疑是成功的典范。但就单纯一个人来讲，他的虚伪、言而无信等，实在让人无法恭维。
　　 三部书，要我说，《杨度》一书好看，《张之洞》一书还好，但照《杨度》一书，已有差距，《曾国藩》一书平庸，引不起我太多兴趣；三个人，要我说，杨度可爱，张之洞可敬，曾国藩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