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郁葱诗歌直接连通了西方哲学和艺术的脉管，无论是在诗歌精神的承继还是诗歌艺术的汲纳上，都打上了鲜明的西方哲学与艺术的烙印。他的诗歌精神，深受萨特、海德格尔等西方存在主义先哲们的影响，对“存在”充满着狐疑。正是“存在”的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李郁葱整个诗歌世界的“恍惚”。李郁葱诗歌所接受的艺术哺育，则更多地来自于米沃什、叶芝、布罗茨基、阿多尼、金斯堡等诸多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歌大师，呈现出一种迥异于其他诗人的艺术特质。这种异质，一方面使得他的诗歌风格独特，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他的被遮蔽。这种遮蔽，既源自于西方诗歌艺术密码与东方传统审美心理之间的隔阂，又源自于他低调、散淡的生活姿态和价值取向。
　　 诗集《浮世绘》典型地呈现了李郁葱诗歌所独具的一种东方语境中的西方书写特质：一、“查无此人”：精神世界的恍惚；二、“打破藩篱”：超越抒情的智性；三、“幻觉构筑”：灵动飘忽的意象；四、“寻求和谐”：谛听自然的神谕。这是一部探寻现代人精神迷局出口、具有深厚哲学意味的诗集。诗人在一条从“此在”出离、寻找“彼在”的精神流亡之路上跋涉，在他与世界的隐秘关系中流亡，寻找人生与艺术的终极答案。他的诗歌，暗涌着一种强烈的“寻找”意识，浩瀚着一种精神“乡愁”。而“彼在”的蒙昧与虚幻，又常常使得他的灵魂发出的信件，成为一种“查无此人”的“快递”。他的诗歌，真实地呈现了现代人在“此在”与“彼在”间的彷徨与迷茫、寻找与突围。
　　 面对五光十色的世界，李郁葱始终保持着一种疏离和独立的姿态。在他的灵魂深处，回荡着一种声音，那就是对世界、对现实的怀疑。怀疑带来对世界本源与真相的质询和探寻。然而，“我们试图说出这个世界的轮廓，却一次次被更深的迷茫所替代……我试图把它拼装起来，但最后，它依然是一片混乱。”（《后记》）。正是这种“迷茫”与“混乱”，造成了李郁葱诗歌精神世界的“恍惚”。这种“恍惚”，既是外部客观世界呈现的一种“碎片式”幻象，又是诗人精神世界的一种自我矛盾、自我陌生与自我分裂。来路湮灭、前路迷茫，“此在”则是一片“恍惚”。湮灭导致迷茫，迷茫伴生湮灭。湮灭与迷茫既互相撕扯，又互为镜像，进一步加剧了李郁葱诗歌精神世界的“恍惚”。
　　 李郁葱诗歌精神世界的“恍惚”，更多地源自于一种“原我”与“本我”的迷失。这种“原我”与“本我”的被改写、没涂抹乃至被湮灭，才是催生李郁葱诗歌浩瀚的孤独意识与浩渺“乡愁”的主因。李郁葱诗歌充满着一种莫可名状的矛盾感、撕裂感、孤寂感、焦虑感、幻灭感和虚无感，那是一种闪烁着寒光的陡峭的孤独。李郁葱诗歌，是他在纷乱的现实世界中发起的一次声势浩大的出走。他试图寻找一条精神的突围之路，却依然没有找到出口。他的灵魂在“彼在”游荡，而肉身却被“此在”羁绊。“此在”与“彼在”的矛盾，如影随形地纠缠着他的生命。
　　 李郁葱灵魂深处的“乡愁”，主要体现为向来路的漫溯和对远方的追寻。已经逝去的童年、少年和青春时光，在李郁葱的心中，有着“蒙昧的璀璨”（《寒露》）。李郁葱诗歌中，活跃着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那是诗人的“原我”和“本我”，是诗人的来路和归路：“我愿意记起那个人，那个生活在青春里的人”（《废墟》）。李郁葱永远“生活在别处”，他经常“像宿醉里的那个陌生人，他走出自己的身体”（《松林鸟语》），潜入“在另一个时间”的“新鲜之地”（《吾心光明》），或者，把自己投掷于大自然中，谛听神谕。李郁葱诗歌，真实地反映了现代人普遍面临的精神困局：“卧室里的男人，疲倦后有着片刻的出窍”（《寒露》）；“我那片刻的恍惚，像是丢了魂”（《朝圣者》）。“出窍”与“恍惚”，是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日常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的写照。
　　 李郁葱诗歌，打破了抒情的藩篱，扬弃了自恋式抒写以及才华与幻想的挥霍，呈现出一种客观、沉实、厚重、冷静、平和与理性的智性写作特征。以“浮世绘”组诗为例，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李郁葱智性写作的基本面貌。这组书写24节气的诗歌，堪称一幅江南四季的“清明上河图”。整组诗几以“零度写作”的姿态，展示节气的更替，以及它们在大地与人心上飞驰所留下的辙痕，那么客观、冷静，却又那么令人心悸、引人沉思。组诗共22首，缺“夏至”“立冬”两个节气。用诗人自己的话来说，“它并不完整，以24节气为经纬贯穿的这些诗，被我遗忘了两节：或许，这两节表达了我的沉默。现在，在这部诗集中，它依然以缺失的面貌出现。这种缺失，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多么的习以为常”（《后记》）。这种对于缺失所持的坦然接受之态度，本身就是智性写作的必要之义。
　　 李郁葱诗歌的艺术谱系是属于西方诗学的。他主师西方诗歌诸大师们，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歌艺术，已经与他的生命及诗歌水乳交融在一起，成为了他生命与诗歌中的血液。他的诗歌，无论是形式的建筑、内容的措辞、细节的铺陈，还是意象的创设、节奏的律动、意义的着附，都与中国诗歌传统规范大异其趣，呈现出鲜明的主观性、逻辑性、抽象性、模糊性、叙事性、音乐性、反讽性和即兴性，具有强烈的实验色彩。在李郁葱诗歌的河床中，飘浮着“原野”“恍惚”“歧路”“孤独”“黑暗”“废墟”等诸多后工业时代的词汇，湍急奔腾着一条意象流。他的诗歌，以一种在幻觉中构筑意象的结构艺术，迥异于其他诗人。李郁葱诗歌中的意象，纷至沓来，让人目不暇接，却很少滞留，而是贴着文字快速跳跃、滑翔，呈现出一种灵动飘忽、难以捕捉的特性。
　　 唯美长诗《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诗人对“梁祝”爱情传奇所作的全新诠释。这首近150行的诗歌，叙写了在一场“命运掀起的小小的风暴”中，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相互照见”“约定把我们彼此的生命渗透”，以及他们惊天地、泣鬼神的亘古情殇。诗歌不断变换视角，分别以祝英台和梁山伯的口吻，倾述彼此灵魂的相认。这首诗最慑人心魄之处在于，它不仅以爱的深情展示了爱的美好、以爱的悲剧展示了爱的虚幻，更以爱的情色展示了真实的生命、以爱的翱翔展示了爱的不朽。诗意的升华带来的是思想的升华。诗歌在意象的创设上，同样体现了李郁葱诗歌在幻觉中构筑和灵动飘忽的特点，整首长诗，意象如梦幻般绚美、如繁花般明灭、如绸缎般飘拂、如江水般涌动，织就一幅斑斓隽永的意象长卷。
　　 李郁葱诗歌注重对自然的探索，在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书写中，谛听大自然的神谕，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人与世界的和谐。他的绝大部分诗歌，都以自然为书写对象，在自然中寻找生活的启迪。对自然母题的书写，是李郁葱诗歌的一大特色。李郁葱诗歌对自然的书写，极富表现力。如组诗“浮世绘”，就非常细腻、精准地传达出了节气变换在天地之间引发的隐秘气浪。这些诗歌，不仅描绘了节令的更迭、天地的秘奥，更传达了一种灵魂的乡愁、一种生命的忧伤。李郁葱诗歌对自然的钟情，更是为了寻找一种神谕、寻找一个精神突围的出口。诗集第五部分“远方，还有远方”中的诗歌，是诗人西藏之旅的成果。在那信仰的高地、灵魂的高地，诗人获得了神启：“我需要一种仰望，在忙碌的生活中，我需要一次飞翔”（《鹰》）……
　　 诗歌《转经轮》是李郁葱诗歌关于信仰叙事的一首代表作：“转动，一个小的世界。我们把握中的，咫尺之间，它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把世界带在身上，把那重量和虚无，把那浩淼的灵魂，依附在这，这小小转动中的宁静”“这陡峭的摇动，或者比世界更加真实，它企及我们的孤独，或者，它就是孤独”。在这虔诚、静穆的转动中，诗人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带入到了生命深处、信仰深处和真理深处，与生命、信仰和真理零距离对话，接受了一次圣洁的灵魂洗礼，短暂地找到了与自己、与自然、与世界的和谐。然而，“当转动，一个目不暇接的舞台，徐徐展开如八角街外的游人，它丈量我们的世界：那么高，又那么低，我们进入，但终究是一个旁观者，我们转动，听不到风的声音”。诗歌把俗世与信仰的尖锐对立，冷峻地裸呈于读者眼前。
　　 李郁葱诗歌具有一种不可复制性。这种不可复制性，不仅源于它所独具的东方语境中的西方书写特质，也源于他对世界所进行的反思和批判。“习惯于这样的沉浸，或者，被他们所代替。这些尖叫和狂热，在灯光的真实和人群的虚幻中，他们挥舞——，敷衍出那被传递的热情，，被相互传染，相互证明，他们的热情，几乎不用肯定，他们把脸庞隐藏在摇晃的双手里，这些，就是他们，当一个成为无数个，或者，他们就是一个”（《粉丝或观看者》）；“在不经意中，我们看见另一个自己”（《乞讨者》）……诸如此类的诗句，不仅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更闪烁着一种反思与批判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