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历史，注定要记住这个日子。
　　 是夜，一声枪响，一个王朝从马背上栽倒下来，寿终正寝；一个崭新的时代，随之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从此，山呼万岁的阿谀声，在中国大地上消失了；跪拜叩头的奴才相，在中国大地上消失了；金口玉言予杀予夺的特权，也在中国大地上消失了。
　　 中国，在此时，已经呈现出一种新生的迹象。
　　 天下为公，天下姓公，也自这一天开始，深入北国江南、长城内外。皇帝、皇权、封建王朝，也自这一天始，如鬼魅见到白日一般，龟缩在紫禁城一隅，不久，就扫地出门。
　　 武昌起义，理所当然地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供后人瞻仰，供后人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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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义，有生者，就有死者；有英雄，也会有鬼雄。英雄，已在历史的欢呼声中，走向历史的深处。鬼雄，却默默独行，至今很少有人提起。
　　 广州起义，留下七十二烈士，埋葬黄花岗，合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孙中山桂林督师时，慨国难未了，先烈先行，谈及黄花岗烈士死难事，慨然叹息道：“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并将其与武昌起义并列。
　　 其实，细说起来，广州起义犹如一天之中的早晨，武昌起义则是一天之中的上午；广州起义犹如小说的开端，武昌起义则是小说的高潮。
　　 广州起义，固然悲壮，让人言之泪下，摧肝沥胆。武昌起义，在轰轰烈烈中，亦不缺乏悲壮慷慨之气。只不过，这悲壮之气，很快就被迅即到来的巨大胜利所遮盖。
　　 中山先生在谈及武昌起义时，仍谈到广州起义曰：“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是的，武昌起义，是广州起义的高潮，广州起义的延续，有其激发作用。但是，我们更不能忘记，武昌起义，更有其前夜烈士死难的激励，烈士血的召唤，和烈士英勇赴死的鼓舞。
　　 武昌起义，尤为悲壮的是，他的领导者，在理想破灭时，奔走呼号，毫不屈服，最终以身试弹、甘愿赴死，血祭辛亥。其壮烈，其豪迈，真可以上追古人，后激来者。
　　 就这一方面来说，武昌起义的健儿，真是生无愧于英雄的称号，死无怍于鬼雄的称谓。
　　
　　 3
　　 至今，武昌有彭刘杨路，有三烈士亭，乃民国所建。武昌起义八十年后，武昌人民，又在武昌阅马场树起彭刘杨三人雕像，让他们矗立在大江之畔，接受古城百姓的瞻仰，也让他们矗立于他们曾为之流血奋斗过的地方，看东方风来，满眼春色。
　　 这三个人，就是武昌起义前夜，为革命殉难的彭楚藩、刘复基和杨宏胜。
　　 三人死时，都很年轻，二十出头三十不到。然而，他们都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心，都有临难不惧、慷慨赴死的志气。
　　 生时，他们是同志。死后，在那个世界，如果真有魂灵，他们的英灵，一定也会是朋友吧。
　　 他们是一同被捕的，也是同一天殉难的，前后相差不过几个小时。
　　 彭楚藩当时是起义总指挥部军事筹备人员，刘复基是起义总指挥部的常驻军事筹备员。而杨宏胜，则是传递起义情报工作的，兼运弹药。
　　 他们被捕的时间，都是十月九日。
　　 彭楚藩和刘复基被捕于十月九日晚，地点在起义总指挥部。当时，他们坚守在那儿，等待起义号炮。可是，就在这时，由于汉口出事，军警已经掌握了起义动向，赶到起义总指挥部，来抓捕他们。刘复基为了掩护战友，只身冲出来，向敌人投弹，可惜炸弹未响，自己被捕。彭楚藩身穿宪兵衣服，本可以趁乱逃脱，可是，面对战友遇险，他没有走，而是选择了留下来。
　　 至于杨宏胜，被捕的时间要比彭刘二人早五个小时。他是在运送炸弹时，被敌人发现，在搏斗中负伤被捕。
　　 抓到彭刘杨三人后，清军当夜就开始了审问。
　　 审问的过程，是充满传奇性的。
　　 当时的审问官，叫铁忠，他的妹夫清阿是宪兵营营长。他一看彭楚藩穿着宪兵服，心里害怕，“如彭坐罪，恐不利清阿”，所以有心开脱彭楚藩道：“你是去抓革命党的宪兵，怎么把你也抓来了？”然后，眨着眼，给彭楚藩暗示，只要顺势一应，就算过关。可是，彭楚藩却仰头哈哈大笑道：“没有抓错，我就是革命党人！”然后慷慨陈词，历数清人罪恶，述说革命宗旨，并对铁忠道：“我既参加反清革命，早将生死置之度外。”
　　 至于刘复基，面对敌人的审问，除陈述革命宗旨外，只有一句话：“要杀便杀，不必多问！”
　　 彭刘之后，受审的是杨宏胜。他虽在搏斗中被炸伤，可是，面对铁忠审讯，仍辞色不改道：“你们要问我的同党，我现在告诉你们，除了你们这些狗奴才，全中国四万万同胞都是革命党！”
　　 三条铮铮铁汉，使得对方无计可施，当晚即将他们杀害。三人死时，已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黎明。他们死后，再过十多个小时，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可是，在革命前夜，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看到革命成功。正是他们的死，极大地激励了生者。十月十日起义，首先由工程营发动，他们高呼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虽三烈，覆清必楚；三烈在前，我们在后”的口号，将大清龙旗践踏在地，敲响了清朝的丧钟，也敲响了三千年封建制的丧钟。
　　 武昌三烈士，终于可以含笑九泉了。
　　 为母亲而死的，是孝子。
　　 为国家而死的大忠大孝之人，我们称之为烈士。
　　
　　 4
　　 武昌起义前夜，有烈士的鲜血做铺垫，从而旗帜招展，军号飞扬，遍地黄花灿烂。武昌起义之后，仍有武昌起义的勇士，为了共和，为了维护革命果实，奔走呼号，辗转漂泊，流尽自己最后一滴血，奏响革命悲壮的余音。
　　 其人，当首推蒋翊武先生。
　　 武昌起义爆发，当时的军事指挥员，是名闻海内的黄兴。由于诸多原因，后来，黄兴辞职不干，一时，武昌军民，群龙无首。此时，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革命元勋蒋翊武先生。是年，先生二十六岁，以一副年轻的肩膀，挑起武昌保卫战的重担
　　 蒋先生担任代司令的时间很短，从是年十一月十八日到十二月六日，期间只有短短十八天。可是，这短短的十八天，所取的历史作用是巨大的。首先，在北洋军的猛烈进攻下，他成功地组织了武昌保卫战，抵挡住了敌人凶残的进攻；其次，这十八天，为各省独立赢得了时间；再次，这十八天，使武昌起义的胜利成果得以巩固、扩大。
　　 辛亥革命成功，蒋翊武先生其功实在不小。
　　 十二月六日，南北议和，蒋先生光明磊落，毫不恋栈权位，依然上缴代司令印信，甘愿做一介民国百姓。当时和后来的民国，有兵就有权势，就吆五喝六，置国家利益、民族兴亡于不顾的人，数不胜数。
　　 和他们相比，蒋翊武先生可算是功成不居的一代英杰。在民国初年，他傲立于争权夺利的官场之外，一枝独秀，卓然如一朵夏日的荷，亭亭于碧波之上，洁净高雅，不蔓不枝。
　　 我曾有幸见到过蒋翊武先生的照片。
　　 照片上的蒋先生，眉眼如剑，目视远方，有一种雄毅慷慨之气，让人怀疑，古之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可是，蒋先生又不仅仅是一个侠士，他更是一个将军，指挥千军，叱咤风云。同时，他还是一个温文儒雅的书生，能吟诗，能著文，算的一个“上马杀贼，下马著文书“的人。他留传下来的诗不多，有两首绝命诗，是在被袁世凯的走狗杀害前吟诵的，一首曰：“当年豪气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嗟我寂冤终无了，空余虏剑作寒鸣。”另一首道：“斩断尘根感晚秋，中原无主倍增愁！是谁支得江山住？只余有哀逐水流。”诗里，有对国事江河日下的忧伤，有视死如归的慷慨，也有对袁氏绝不屈服的坚强。
　　 民国古诗，写得最好的，当属苏曼殊。可是，蒋先生军旅之余，所歌咏的诗句，艺术上绝不亚于苏曼殊，且其中充满慷慨之气，悲壮之情，如壮士击剑，勇士赴死，又是曼殊所没有的。
　　 蒋翊武先生临刑前，豪迈如常，漫步走向刑场，对着所有观刑人，大声演讲起革命道理，以至于百姓落泪，士兵低头。行刑排长见势不妙，从后面开枪，杀害了蒋先生。
　　 先生死时，乃一九一三年十月，距辛亥革命，刚过去不到两年。是年，先生二十八岁，正当英年。
　　 再过七年，孙中山先生来到蒋先生临难处祭拜，亲笔书写：“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以志纪念。
　　 先生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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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昌起义，已经过去整整百年。百年中，离开的，是英雄们的生命，和他们的脚步声。但是，侧耳倾听，我们时时还能听到他们的振臂高呼声，和他们朗朗的大笑声。
　　 武昌首义后，有一联，最能表达后世对先烈们的赞颂和推崇之情，挽联曰：古来胜负本寻常，但使锄异族，拯同胞，光复旧山河，炮雨枪林甘一死；人生修短原有数，以此励军心，愤兵志，竖成新世界，英雄浩魄足千秋。
　　 这话，说尽了烈士们心中所想。
　　 是的，烈士们发难，不为升官，不为发财，他们目的很简单，为了自由，民主，为了国家的富强。
　　 刘复基临刑高呼：“同胞速起，还我河山！”
　　 彭楚藩则希望“愿速吾死，以激天下义士之心，以拯斯民”。
　　 他们也有父母，也有儿女，也有亲情。蒋翊武先生临刑前，念念不忘的，是给遗腹子取名。刘复基起义前，回了趟湖北乡下，最后看望了一次母亲，跪地洒泪道：“母亲大人，儿为国事奔忙，恐怕日后会有好长时间不能探望您，望您原谅孩儿的不孝！”然后依依惜别。
　　 彭楚藩身后，留下一女。
　　 杨宏胜死时，他的儿子出生刚刚三天。
　　 他们的儿女私情，由此看来，更超越常人。可是，最终，他们义无反顾地抛妻别子，是因为，他们有大忠大孝在，这就是为国。是国家忧难，促使他们抛弃个人私亲，选择了捐躯赴难。
　　 回望百年，武昌起义让我们知道，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日子里，确确实实有一群华夏儿女，为了国家的兴盛，甘愿英勇赴死，流血殒身；为了民族的富强，不惜舍身就戳，临刑无悔。
　　 华夏民族从远古走来，历经磨难，跌而复起，屹立不倒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批热血壮士，舍身犯险，九死一生。他们，是华夏民族真正的脊梁，真正的万里长城。
　　 武昌起义，是历史的一座永远的纪念碑。
　　 武昌起义的烈士，更是人格意义上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亿万斯年，屹立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