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收拾换季的衣服。从床底下的柜子里，将冬天的衣服取出来，将夏天的衣服放进去，这是一个很繁重的工作，但是我的心是欢喜的，因为大衣柜的顶框里，有一个小皮箱，那里面有我一些不值钱，但让我感到很温馨的“宝贝”。
　　 小皮箱很乖巧地躺在大衣柜的顶框上，一年四季，它都被关在柜子里，永无天日似地在黑暗中期待它的主人打开柜子，可是它的主人——我，一年中也就两次才打开柜子，初冬和初夏的某一天，衣柜子才被打开，这时的小皮箱，才能见天日，它在季节交替的日光下，依旧是光亮光亮的很漂亮。我将床下的衣服，堆放在床上，才将大衣柜里的衣服叠整齐，放进床下的柜子里，然后将床上的衣服，该挂的挂起来，该叠整齐放在柜子的，叠起来放好。将这些一家子人的衣物收拾好，我已经大汗淋漓了，搬了一个小凳子，坐在小皮箱的前面，一边休息，一边打开小皮箱；随着箱子被打开，一股暖阳般的温情，在心中冉冉升起。
　　 小皮箱里那些纪念品，在别人眼里就是一堆破烂，却是我的宝贝，因为，我清楚知道这些小玩意，每一件里面都蕴藏着一段情义，是我的念想，也是我护士生涯的一个见证。
　　 放在小皮箱最上面的是我的胸牌，照片上的我，穿着印有空军某某医院的白大褂，头上戴着洁白的燕尾帽，一头柔黑的短发，忽隐忽现地藏在燕尾帽下面，一双被美容医生朋友当试验品割成双眼皮的眼睛，炯炯有神。那时候年轻，白里透红的皮肤，一抹浅笑挂在嘴角，不是很漂亮的容颜，充满自信和“慈善”的样子，显得很精干。胸牌上第一个栏目是我的姓名，第二个栏目外三科护士，第三栏目是医院的编号和专业特长。
　　 在这张胸牌的下面，很安静地躺在一个红绒布的盒子，打开这个小盒子，里面有两枚1997年香港回归的纪念章。看到这两枚纪念章的时候，一位病人感激的笑容，就出现在我的眼前，他是我护理过无数个病危病人中的一员。我现在能清晰地记得，这位病人是急性坏死性胰腺炎，住进我们科室的重症监护室。当时，病人生命垂危，从门诊急诊室直接去手术室做手术抢救过来的。在病人还没有从手术室出来之前，护长就安排我去上特护，我刚下夜班，这样没有休息就要上班，等于是连轴转，我心里多少有些不高兴。你想，一夜没睡地上班，好不容易下班了，又要去重症监护室上班，这种事情，谁遇上了都会不高兴的。再说了，护理工作原本就是高危的，有句话说得好：医护人员一只脚在医院，一只脚在法院。从而证明了医护工作是人命关天，不能有半点马虎。我虽然不高兴，但是科室里人手不够，还是同意了。
　　 在病人还没有从手术室来科室之前，这段空隙中，我躺在护休室的床上稍做休息，很快，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大概是九点钟，我被一个实习护士叫醒了，说病人马上就从手术室下来了，让我们做好接病人的准备。
　　 我一骨碌爬起来，戴上护士帽，穿上白大褂，边走边扣白大褂的扣子，到了护士站，手术医师已经在那儿等我了，他给我交代了护理事项，和要准备的抢救器材，就去下医嘱了。
　　 我穿上无菌护理服，走进重症监护室。重症监护室里设备都很齐全，我按照医师的交代准备着，这时，病人被手术室的护士和麻醉师推进重症监护室，我们进行了常规的交接班之后，这位生命垂危的病人，就由我来护理了，我给病人上了呼吸机、心电监护仪，病人身上插在腹腔引流管、尿管等好几处管路，三组液体，就等于说病人身上挂满了瓶瓶罐罐。
　　 特级护理，要求每隔十五分钟，要有一次生命体征的记录，半个小时要翻身一次，在病人生命体征不稳定的时候，几乎是一两分钟一次记录，随时观察，随时做好抢救准备。
　　 病人一米八的个子，有90多公斤，加上他身上好几处都插着引流管，压根就不可能给他翻身，我只能将双手塞在他的背下，使出很大劲才能微微托起他的后背，这样空气流通，病人会舒服好多，也起到翻身的作用，为了有效果，我只能用力托起，每一次坚持十几分钟，感觉到病人的后背干爽了，才抽出我酸痛的双臂，再给他活动四肢，用消毒的毛巾垫在他的肩膀下，隔一会换一个位置，这样病人更舒服一点，也不会压出褥疮来。每次，舒服病人了，我却是大汗淋漓，为了减少病人的感染，在重症监护室里上班时间，我都很少喝水，口渴了也忍到下班，这样就减少自己出重症监护室的几率，我们都知道，病人术后感染很麻烦的，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护理工作很重要，为了让病人能早日康复，在护理上，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需要注意，包括护理人员自身。
　　 这个病人在重症监护室里待了三天，我护理了他两天，不敢说是精心护理，但一定是尽心尽力护理了，医护工作是一个良心活，我觉得护理工作应该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自己良心，对得起自己的那份薪水，这应该是个自律的标准。病人进了普通病房之后，就让家人送了我这一对香港回归的纪念币。其他护士也有，只是一人一个，唯独我是两个。
　　 这其实是一个违反规定的事情，我们是不应该“受贿”的，但是，当时的那种情景，不收下也不行，病人在妻子的搀扶下，再三地推让，那份感激之情是真的。
　　 有时，我看到许多医患纠纷，我觉得双方都有很大的责任。只要我们医护人员自身尽职尽责，那份辛苦终会有个温馨的回报的，这回报不是物质上的。
　　 那一串五颜六色的千纸鹤，也安静地躺在皮箱里，千纸鹤的颜色，已经不鲜艳了，时间让它们褪色了。但是，小女孩的笑脸，在我心里永远不会褪色。
　　 小女孩和我结缘，是因为我的母亲，那年初冬，我母亲下公交车的时候，被公交车拉倒了，摔成第四腰椎骨折。母亲不认识字，也就没有找公交车的麻烦，为了照顾母亲方便，她住进了我们医院。在我们医院，脑外和骨科是一个病区，属于外一科。我母亲因为是腰椎骨折，只能躺在床上静养，已经是外一科的老病号了，我在下班之后，也只能待在医院里，人常说：有妈的地方就是家，妈在医院，医院也是家里。
　　 我记得小女孩来的时候，已经昏迷不醒，然后就紧急手术抢救，手术很成功，孩子获救了，从重症监护室里出来。因为家里的经济拘谨，只能住像我母亲这样的普通病房了。小女孩在父母的拥护下，被推进母亲的病房里，和我母亲成了邻床病友了。
　　 小女孩三四岁的样子，一对大花眼水汪汪的，镶在圆圆的脸上，充满了灵气。因为做了开颅手术，头上包着纱布，胳膊也是粉碎性骨折。小女孩只能静静地躺在床上，不哭不闹。随着病情一天一天的好转，小女孩被父母轮流抱起来，她安静地睁大眼睛四处看看。可能由于惊吓，由于疼痛，小女孩不敢动，看见有穿白大褂的进来，她将脸埋进妈妈或者爸爸的怀里，等这些人走了，她安静地看着四周，看着窗外，她真的很乖巧，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她的吵闹。
　　 她每天都被父母抱去吸高压氧。高压氧舱里，氧气稀薄，不吸氧的人待在那里面很难受，一般都是爸爸抱着小女孩去治疗。有好几次，我看见爸爸抱着小女孩，从高压氧舱里出来，脸色很难看，她年轻的妈妈在外面等着，看见他们父女俩出来，妈妈就接过小女孩，抱着径直往病房走，等小女孩被妈妈抱着走远了，爸爸才找一个垃圾桶呕吐一番，吐完之后，他脸色更苍白了，慢慢地去小花园的长椅子上坐一会。
　　 有时，孩子睡着了，年轻的爸爸妈妈，将头埋在孩子的被子，偷偷地哭一顿，以释放下他们的压力，他们每顿只给小女孩买一点饭，然后他们就吃一点馒头，到了晚上，爸爸就在走廊上坐一晚上，困极了就靠着墙睡一会。
　　 我上夜班的时候，就把我的陪护床让给他，看着他们好长时间都不吃饭，我把给母亲定的医院里的盒饭给他们，虽然他们感激我和母亲，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样做是不足挂齿的。
　　 后来，我们知道，小女孩是跟着邻家家的小哥哥去村小学玩，男孩子都打乒乓球，她刚和乒乓球台子一般高，农村的乒乓球台子是用砖头垒成四条腿，砖头也没有用水泥固定，砖头腿子是活的，上面放一张水泥板。小女孩看着小哥哥打乒乓球，无聊了，就钻进乒乓球台的底下玩了。悲剧发生了。不知怎么搞的，乒乓球台子倒了，塌下来砸在小女孩的身上。
　　 慢慢的，小女孩和我也熟悉了，有时我穿着白大褂进来，她也不会将脸藏起来，浅浅的一笑。我下班了，她就会和我玩耍。在她出院的时候，她将这一串千纸鹤给我，我送他们去公交车站，看着他们一家人终于走出心中阴霾。我的心里暖洋洋的，默默地祝福他们全家幸福安康！快乐美满！
　　 箱子里还有一双洗得干干净净的白帆布护士鞋，虽然它已经非常旧了，也有腐烂了的倾向。它伴随着我走完短暂的七年护士生涯，是我对那份工作的真心见证，它更多的见证了生命的坚强和脆弱。
　　 生死离别在医院里是最常见的事情了，第一次在医院里见到死亡，是我在呼吸科实习的时候，这个患者是一个五十岁出头的男人，他肺气肿，我不知道他住院有多么长的时间了，我在呼吸科实习一个月，他都在，我至今还记得他的那双手，因为每天要给他输液体，为了能“一针见血”，我很注意每位患者的手，我在实习阶段就有了职业病，每天大量输液，都是我们实习护士扎针，当然了有些患者非常好，看见实习护士，就伸出手来，还会说：放心扎吧，熟能生巧，多练习就好了。有些患者看见实习护士，就害怕了，不让扎，非要等老护士来。我们六七个实习的跟一位老师，老师只负责盯住学生，不要挂错液体，一般情况下，都让我们这些实习的给患者扎针。
　　 这位肺气肿的患者，全身都浮肿着，因为呼吸困难，缺氧的皮肤黑红，看不见血管，给他扎针，都是靠用手摸血管，每次他都很大方地伸出手，让我们扎针。可是，他的血管看不见，没有一个人愿意给他扎针，我觉得越是高难度的，越是能练出技术来。于是，我每天都给他扎针，我已经掌握了给他扎针的窍门，每次都是一针见血，他那间病房的人，给我起了一个外号：胖丫头。后来整个病区都叫胖丫头，说我扎针最好，有扎不进去的，都找我。大家纳闷，我为什么扎针这么好，常言说得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也是不断地练习，没事的时候，就自己摸自己的血管，去感觉，我将输液管里灌满水，埋在海绵里，用手去摸，去感觉，练习扎针，将一条输液管子扎得密密麻麻的，多练才能一针见血呀！
　　 那是深冬的一天，我依旧给这个肺气肿的患者扎好针，他对我说谢谢！我冲他微微一笑，就跟着“大部队”出了他们的病房，当我们将所有患者的液体输好，刚回到护士站，他老婆在走廊上大声哭喊着，等我们跑过去，他面色灰白，呼吸、心跳都停止了，为了让家属心里好受些，我们还是做了抢救，心肺复苏也无效，医生宣布死亡。我当时吓傻了，现在也记不清那次抢救的过程了。
　　 死亡来得太快了，我哭得和死者家属一样的。
　　 还有一个小男孩临死前的情景，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小男孩十二三岁孩的样子，是省级重点中学的尖子生，学习相当好，男孩是班长，在同学们打群架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去阻止这场恶战，结果他被打红眼的同学，打成了颅内大面积出血，到医院抢救，做了开颅手术，因为出血面积大，这个年轻的生命危在旦夕。医院特别重视，将每个科室的护理精英抽出来，成立了一个特护组，其中就有我。我感到骄傲，这证明我的技术在医院也是出类拔萃的，可是，整个护理过程中是最虐心的。因为，他在脑外科的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三天三夜，最后还是走了。在这个三天三夜里，我只给他上了一个特护班。他的头包裹在纱布里，看不清脸，紧闭的双眼，露在白色纱布的中间，高挺的鹰钩鼻，左鼻翼上有一个痣，双唇泛着已经变淡的本色，这是一个很漂亮的男孩子。孩子的气管切开，呼吸机插在气管里，头上有引流管，全身插满各种管路，这些管路像一张蜘蛛网，将孩子一米六七的身躯网在病床中间，让人看得非常揪心。
　　 这是个很痛心的事实，让我们这些看惯死亡的人也受不了，更何况是孩子的家属呢！他们父母已经住院观察，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还有学校的领导老师和许多孩子的家长，将病区外大厅拥堵得水泄不通，大家都在为孩子祈祷，可是，没能留住孩子走向死亡的脚步，他还是走了……
　　 生命，活着是一种高贵，死亡更是一种高贵。我们应该去尊重这种高贵的生命历程，将眼泪化成微笑，去感怀我们生命中出现的人和事，哪怕是一次擦肩而过的邂逅，我们都应该去珍惜，就像我的小皮箱一样，不管我的生活多么的颠沛流离，但是它一直被我保存着，在我闲暇的时候，将它取出来，打开它，也就打开了一段记忆，这段“白衣天使”的生命历程，让我更加珍惜生命，珍惜生命里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