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深秋，我又一次来到上海虹口的山阴路，踏上阳光映照的人行道，似乎多了一份亲切感。梧桐树叶己经微黄，像是涂上了一层金子，闪闪烁烁的亮。风儿微微吹来，摇响了叶子，有几只花鸟争相鸣叫，继而腾起落下。看到这一切，我记忆的翅膀也不由自然飞翔。
　　 上海山阴路，南起四川北路，北至祥德路，长600余米。一百年前，这里是属老宝山县的一块乡间农田。1903年，虹口公共租界越界筑路，于是沿路两侧陆续繁衍出许多支路。山阴是浙江绍兴的别名，这条不起眼的上海路，曾是一处“藏龙卧虎”的地方，据有关统计，在这短短的山阴路上就有名人故居十余处。鲁迅、茅盾、瞿秋白、赵家壁、日本内山完造等国内外文化名人都曾在此居住，这是一处精英会聚的地方，永载史册。
　　 山阴路两旁有早期的花园洋房，也有经翻建或新建的现代房子，它们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的住宅建筑风格。这些风格基本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早期石库门屋；二是以大陆新村为代表的别墅小绿地式住宅；三是以施高塔为代表的公寓住宅；四是以千爱里为代表的花园小区。山阴路的老建筑历史悠久，大多建于1932年前后，这些秀色不一，吸引眼球的住宅，成了一处近代民宅的“博物馆”。
　　 认识山阴路，早年还是从我母亲口中知道的。解放前，我的父母就住在四川北路山阴路附近经商，先后居住在山阴路附近民居、四川北路的虬江路，直到解放前夕才把住房搬到了武进路和海宁路中间的一处住宅区。
　　 早在三十年代初，我父亲是专做禽类生意的，因为信誉好，所以常有一些人前来订货，要求定期送货上门。后来随着山阴路上的房屋增多，送货的人家也陆续增添到十余户，几乎每月二到三次要把宰杀了的新鲜鸡子或鸭子送去。那时，父母只知道送山阴路一带的几个客户的主人是有文化的。所以凡到山阴路这些地方送货，父亲一般是不让伙计去送的，为显示送货人应有的素质和高雅，常由我母亲穿上漂亮的旗袍，坐上黄包车直接送货上门。那时母亲年轻，长得也清秀靓丽，所以送货上门也显得很有都市商人气派，不会受人轻视。
　　 每当母亲的黄包车到达这些人家的门口时，这些房屋的家人或者佣人总是很客气地开门收货，有时还会简单互相问候几句。日子一长，母亲知道他们的主人因为是读书文人，所以生活讲究清静，喜欢住在山阴路这里。母亲送货时不轻易进门，只有到了月底收款结账的时候才会入门收款，然后和主人互相客气地交谈几句。这样地断断续续去山阴路送货，互相有了信任度。直到一九三六年的十月，母亲在送货时才知道，原来这里一位可敬的大文豪鲁迅先生逝世了，而就是这户人家，曾是母亲多次送货上过门的客户，而且给送的新鲜鸡是只要鸡胸脯的肉和腿肉，其它不要，份量照算……母亲记得，有一次，一个年岁较大的女佣告诉她：主人喜欢吃你们的芦花鸡肉，还夸主人生活节俭，春夏时还喜欢吃笋炒咸菜，还有黄花鱼之类的绍兴家乡式小菜……
　　 解放初，父亲突发重病去世，家里一棵大树倒下，生意从此无法再做。那时我才出生几个月，父亲生前的一位朋友看我母亲可怜，就找到我母亲，希望把我过继给香港铁工厂的一位老板，这样就可以得到一笔钱，解决日后生活上的困难，但母亲哭着不肯。为防意外，母亲第二天连夜抱着我，带着我和哥哥姐姐乘小火车回到了故乡……后来，每到农闲季节，母亲总会带着我去上海的老屋走走看看。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母亲在谈到她和父亲在上海的一段经商生活时，回忆就像潮水般的涌动，她竟然要带我去看看他们当年曾经在四川路周围经商和居住过的地方。那是六十年代中的一个夏天，我随母亲沿四川北路向北走了好几个地方，最后来到她走得熟悉不过的那条山阴路。母亲说：“在这里，闭上眼睛也能知道东南西北是什么地方。”
　　 那一天，五十多岁的母亲带我走在山阴路上，一边走，一边听她讲以前经商送货走过的一些地方，随着她的指指点点，我知道了母亲当年送货也不容易。我们走过了母亲当年给鲁迅先生送货上门的地方，接着又来到矛盾先生居住过的地方，母亲笑着对我说：“这家主人和我们是同姓，那时我在月末收款时，有一位先生曾风趣地说‘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母亲还告诉我：“当时山阴路一带有名望的人很多，在这里的洋房和石库门房子居住，当时被誉为是宜居的天堂……”
　　 记得那天我很幼稚地对母亲说：“妈妈，如果你早早生下我，我就可以和你一起看到文学大师，感受感受他们的文学灵气，因为我也很喜欢文学……”
　　 在山阴路，我知道当年很有声望的鲁迅、茅盾、瞿秋白、郭沫若等文学大家和著名文化人士，都先后在这里居住和聚会过，山阴路的许多砖石上都留下了文学家们的脚印，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浸润着他们的文化灵魂。
　　 回首，历史又过了半个世纪，当我又一次沐浴着秋天的阳光走进山阴路的时候，我的心情又一次激荡起来，面对那些名人居住过的房屋建筑，面对那些己经被有关部门认定并保护和挂牌的名人故居，不禁又一次回忆当年和母亲一起游览的经历，觉得又有了另一番风味，因为这里的部分老建筑，原来和我们家的经商生意有过一段相识的缘份，我们家曾为他们的生活增添过营养的菜肴。是的，山阴路虽然不长，但她却给上海留下了一块别样的文化宝地，特别是名人故居，看了触景生情，留下更多的思考。
　　 说到山阴路上居住过的名人，鲁迅就是其中之一。山阴路132弄9号的大陆新村，有一幢红色砖墙的三层单开间楼房带小院的房子，1933年4月，著名作家鲁迅和夫人许广平就搬入此居住。鲁迅当年在上海的身份是自由撰稿人，靠稿费和编辑书刊生活。鲁迅和许广平在此除了编辑《译文》杂志，还翻译《死魂灵》、《表》等作品，不仅写了许多战斗性的杂文，还为文学和文艺界人士做了许多善事益事，令人难以忘怀。
　　 走进鲁迅先生故居大门，迎面就是一个小花园。踏上台阶，就是会客室。室内中间摆着西式餐桌。西墙放着先生存放书的书橱，还有当年的手摇留声机和瞿秋白先生转赠给鲁迅的工作台。餐室里面有八仙桌，圆坐椅。西墙角是一张双层碗橱和四只圆凳，东墙放着的是衣帽架。这些普通的生活用具，反映了当时鲁迅全家的生活状况。鲁迅先生还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他生前善于帮助人。在鲁迅留存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多次捐款做善事的记录，真是爱心融融。
　　 二楼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朝南的窗下放着书桌和陈旧的藤椅，看到这些，就会想起当年鲁迅先生身伏书桌，在这里拉上窗帘勤奋写作杂文反击黑恶势力的铮铮铁骨故事，他的文章如匕首插进敌人的心脏。在这幢楼下，曾经有特务和密探在下面迂回监视，但鲁迅先生不怕，他拉上窗帘坚持写作，展示了他的硬骨头精神！靠东墙是一张黑铁床，床上摆放着薄棉被、印花枕头，这是先生睡觉休息的地方。二楼的后间是储藏书的地方……三楼前间是鲁迅先生的儿子海婴和保姆的卧室。相传先生中年得子，非常疼爱海婴。为了让海婴睡得舒服，把自己的大床让给儿子睡。三楼后间是客房，这里曾经掩护和接待过当年被通缉和追捕的瞿秋白、冯雪峰等人士，是左翼作家们的避难处。
　　 1936年，鲁迅重病缠身，最后倒在这张铁床上不幸逝世，终年56岁。如今，那张老式的梳妆台上还挂着一个旧时的日历牌，日历撕到了1936年10月19日，台上闹钟的指针对着5点25分，这些珍贵的物件，成为山阴路故居永恒的纪念。
　　 山阴路133弄的东照里12号就是瞿秋白的故居。1932年初，瞿秋白的生活处境十分危险，由于受到当局的通辑和追捕，经常转移住处。鲁迅先生知道后，于1933年3月，通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夫人租到了今东照里12号的一间亭子间，这是一幢三层的联排别墅，住在上面的亭子间比较安全，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十分感动地住了进去。一月后，鲁迅也迁居到大陆新村，两家近在咫尺，彼此往来密切。在瞿秋白居住山阴路的三个月里，鲁迅几乎天天要去看望他，给予生活上的关心。瞿秋白在这里完成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写作，可以这么说，当时这间屋成为了瞿秋白和鲁迅深厚友谊的见证。此屋虽小，但历史意义深远。
　　 位于山阴路132弄6号的是矛盾先生的旧居，茅盾先生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现代著名文学家、社会活动家。这是一幢坐北朝南、红砖红瓦、三层砖木结构的建筑。整幢楼的建筑面积约171平方米。1927年8月，茅盾与夫人孔德祉一起从武汉经牯岭回到上海，因通缉在身，他在上海朋友们的帮助下，秘密入住景云里11号〔今东横浜路35弄11号甲〕的三楼。1927年，他在上海首次用“茅盾”的笔名写作，出版了《幻灭》、《动摇》、《追求》三部中篇小说，从此声誉鹊起。1928年2月，他听从陈望道的建议，离开景云里东渡日本，他住过的三楼就让给了左翼诗人和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居住。
　　 1933年4月，茅盾化名“沈明甫”，迁至山阴路大陆新村3弄9号（即现在的29号）。这是一幢三层坐北朝南的红砖红瓦砖木结构的住宅。从入住至1935年，茅盾在这里与鲁迅一起编写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草鞋脚》，并创办了《译文》杂志。期间茅盾还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大量的杂文。1946年3月，茅盾夫妇从香港返沪，重新又入住大陆新村，不过不是原先的3弄9号，而是与鲁迅同弄的6号。同年7月，他起草致国际人权协会的电文，抗议特务杀害进步人士李公朴、闻一多。12月茅盾夫妇应邀到苏联访问，访问返沪后又在此完成了他的著名的《苏联见闻录》一书。茅盾先生在三四十年代时先后三次入住山阴路，这是他艰苦斗争生活的写照。这楼，就是一幢革命的楼。
　　 靠近四川北路的山阴路2弄，是一条名叫千爱里的里弄。当时，鲁迅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先生就住在3号里。内山完造是在1913年28岁到达上海的，他是受日本基督教会大阪大学眼药总店参天堂的派遣，来中国当药品推销员的。1916年内山完造回日本和相爱的恋人美喜子结婚后，就带着夫人美喜子重返上海。他俩先在虹口北四川路的现118弄魏盛里租屋寓居，为了挣钱贴补家用，就在住所的楼下开了一家小书店，取名“内山书店”，专门出售一些有关宗教、医药和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集。随着书店的生意日益红火，内山也逐渐在这一带地区闻名。1929年，书店迁到山阴路。不久，内山辞掉了推销药品的工作，专心致志经营他的书店业务，业余时间开始从事写作。接着，他的寓所也从四川北路的魏盛里迁到了山阴路的千爱里。
　　 千爱里3号的“内山完造书店”，这是一幢坐北朝南的新式里弄花园洋房，砖木结构的假三层。在这幢小巧精致的寓所里，当年内山完造通过他的书店，在这里与诸多中国左翼作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多次掩护鲁迅于危难之中；除了帮助鲁迅先生售书和避难外，1928年2月，他还帮助正受通缉的郭沫若去了日本；1930年4月，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遭到通缉追捕，他也在内山帮助下避居书店多日。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次日，日军横行霸道开进上海租界。一周后的凌晨5时，鲁迅先生夫人许广平在她的寓所被捕，被强行关押在北四川路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后又转送到汪伪的特务机关杀人魔窟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
　　 日本人逮捕许广平的目的，就是想从她身上了解活跃在上海文化界的左翼文化名人的名单。他们妄想从一个女人身上打开缺口，将进步的上海左翼文化人一网打尽。但日本人机关算尽，竹篮打水一场空。在狱中，日本人先后用了哄骗、欺诈、恐吓、脱衣等凌辱手段逼许广平开口，但许广平丝毫不妥协，敌人又改用打骂、罚饿、拷打以至电刑等酷刑。许广平依然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她说：“身体可以死去，灵魂却要健康地活着”。她以勇敢和坚毅的精神传承了鲁迅先生的硬骨头精神，使当时留在上海的进步文化人士，没有一位因她的被捕而受到牵连的。表现了一个东方文学女性的不屈与坚强。许广平的被捕，使内山完造先生非常着急，他想尽办法进行周旋担保，后来日本人找不到真凭实据，不得不在关押了76天后，以内山完造的名义把她保释了。郑振铎先生称颂许广平是“中华儿女们最圣洁的典型”。据介绍：原开明书店的经理章血琛、总编夏丐尊先后遭受被捕，也是经内山完造先生营救获释的。
　　 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书籍大多被查禁，由于内山书店受治外法权的庇护，因此成了左翼书籍的发行处。鲁迅著作及左翼作品大多在这里出售。鲁迅先生除创作外，喜欢和倡导木刻艺术。在这里，内山完造曾三次协助鲁迅举行木刻展及开办木刻讲习班。1925年11月，内山完造先生第一本随笔集《活生生的中国》出版，鲁迅先生为其作序，内山称其为“天下最好的馈赠”。可见他们之间的友谊情深！1936年10月，鲁迅病逝，他发起募集“鲁迅文学奖”，并被聘为《大鲁迅全集》编辑部顾问。抗战时期，他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至1944年，内山又撰写了《上海漫画》、《上海夜话》、《上海风行》、《上海霖语》等书。他经营的内山书店，成为了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为此，内山先生多次受到日本军特机关查询，但内山先生坚持不懈，一直寓居到抗战结束。1947年12月8日，他被遣返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