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嗟来之食”源于《礼记·檀弓下》的一则故事：“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以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 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饿者，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於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大意是：齐国发生严重灾荒。富人黔敖熬了粥摆在大路边，用来给路过饥饿的人吃。过了很久，有个饥饿的人用袖子蒙着脸，拖着鞋子，趔趔趄趄地走来。黔敖左手拿着食物，右手端着汤，说道：“喂！（饥民）来吃吧！”那个饥民抬起头瞪大眼睛盯视他，说：“我就是因为不愿意吃带有侮辱性的施舍，才落到这个地步！”于是断然谢绝，最后因为没有吃而饿死了。” 看后觉得那个穷人真有一股‘穷’志气，宁可死也不接受伸手可得的带有讽刺性的施舍。
　　 “嗟来之食”是最明白不过的“宁可丧身，不可失志”的见证！那是代表一个人的“气节”。粗浅地理解这个“气节”隐着两种形式的人，并且隐含两个意念。气，是一个人的度量，或者说是精神的体现。这个精神体现决定他的世界观，决定他的思想动态，因此说“气”是活动的枢纽，没有气的活动，就不能显现一个人的节，更不知道这个人的精神水准。所谓的“节”，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真谛。关于“气节”，朱自清老先生有明确的说法：气和节似乎是两个独立的意念，“气”是活跃的状态；“节”是“消极”的心理反应。从古到今，笔者认为气节是由特定的个人环境或社会环境所表现的。比如在东汉末年出现的“党祸”，那是一次历史上最大的贪污腐败与清正廉洁的运动，是官宦与在野人士的殊死斗争，最后赢者当然是在野人士，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人民大众的“气节”。在抗日战争时期，那些抗日英雄落在敌人手里才能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他们宁死不屈，这个气节已经上升到国际阶段。其实日本鬼子敬佩的就是那些宁死不屈的英雄，东北抗联英雄杨靖宇、赵一曼等就是很好的见证；那么，另一部分贪生怕死的人也随着英雄升入国际领域，在敌人面前不顾做人的尊严，不只失去自身的气节，也失去了国人的尊严，被称作“汉奸”。所谓的汉奸，就是在恶势力面前的妥协和卑躬屈膝地失去做人的“气节”。日本鬼子最鄙视的就是汉奸，因为他们为了生存已经失去了做人的气节，只不过他们为了达到侵略的目的利用那些汉奸而已，最后，汉奸没有利用价值了还是死，只是比英雄们晚死几天，所以说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在“十年动乱”时期，那些“造反派”在“气”上是单一的谬论，疯狂地表现。在“节”上他们是狭隘的思维，不可一世的愚昧，祸国又殃民，最后还是被历史否定；那些“保守派”大部分在“气”上是忍气吞声，能躲则躲，躲不过或遭弹劾或遭下狱或遭“凌迟”。在无奈的情景中他们大都选择自杀，在人格上他们是清高的、保节的，他们永远不会被失节所替代。当然他们是世人称颂的！比如在贪污腐败成风的社会中，仍旧有两种形式的人。一种不顾一切地贪污腐败，不顾自己的前途命运，他们是脱离了做人的“气节”，违背了人心所向的规律，被千夫所指世人唾骂的渣滓。尽管他们的亲人为之付出了不可估量的代价，得到的却是一种历史的审判和人格的耻辱；另一种则是克己的、清正、廉洁者，他们始终保持自己的那份清纯、正直。尽管他们生活是拮据的，但是他们的精神境界是高尚富有的，他们从来不会脱离自己的“气节” 。
　　 由“嗟来之食”想到我国民间流传的谚语：“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足以说明做人的气节。嗟来之食是常有的，细想，那些有意的侮辱性的施舍不是随处可见吗？那些在暗中操盘的贿赂者与受贿者，如癌症病菌一样，在慢慢地侵蚀着一个健康的灵魂与肉体，一旦发现，不仅这个肉体毁坏还践踏了灵魂。只要有一点“嗟来之食”的气节，就不至于“为官三载恶梦五更”，也不至于落个身败名裂，遗恨终生！
　　 有关坚守气节的名人与学说就足够我们学习鉴赏。追溯历史，清朝的郑板桥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他为官数载不失气节。东晋末年大文学家陶渊明，为官清正，却看不惯世俗的混乱而归隐田园，直到去世，他的友人还暗送谥号“靖节”先生；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足以让我们世人秉承；战国时期的左丘明曾说过“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警示名言教育了多少正人君子。这些做人的箴言，在我们中华大地比比皆是，我们不做圣贤，也不失节，只做坚守“气节”的凡人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