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树万树梨花开”。白茫茫的。苏北丰县，三月的林海雪原。
　　 身临其境，方知丰县就是一个梨园的盆景。丰县人告诉我：“梨花，很像丰县的女人”。我陡然一惊，似乎果然觉得这里的梨花秀外慧中，英姿勃发。一秀，一英，很女人的意思。迎面走来一个女人——孙秀英，这位刘邦故里的普通居民，让自己的微笑，在这个季节里平静地绽放。
　　 物质时代，时尚谈女人，于是乎，兰花指拎着红酒杯的小女人容易被当做女人中的极品。我在这里谈孙秀英，一定会被认为不识时务。就像，就像在一个优雅的所在品咖啡，人家在谈咖啡的产地，而我的注意力却集中到了承载咖啡的水。丰县人告诉我：“大街上，孙秀英总是低着头，步履匆匆。”时间早已捆绑了她，她没有机会以共和国普通市民的角色在商场、在晨练队伍里表现自己。她整个的世界就是丰县一隅那个普通的小院，她像个疲惫的陀螺，在忘乎所以地旋转，汗瓣甩开去，一滴，又一滴，如朵朵花瓣儿。
　　 够喧嚣了！人人都以中彩的心态赌博未来，孙秀英却在坚守着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一贯制。她用自己的一条命捍卫着另外三条命：十八年前的一次意外事故，造成丈夫张业泉腰椎以下全部坏死，命运只给了他一张床；精神二级残疾的嫂子芬兰，命运关闭了她作为雌性动物的所有情感信息，包括情欲——抱歉，请原谅我用了一系列动物学的名词；智力二级残疾的侄子“目中无人”，包括伺候了他十多年的伯母孙秀英……
　　 “我以前是种地的，如今面对的一切，我认。”孙秀英说。
　　 这个女人，出人意料地合盘托出了她与大地的关系，大地是啥？那是梨花盛开的地方。我这才注意到，这个年过半百的女人仍保留着被征地农民身上那种与土地有关的淡定和淳朴。他把大地恒定的质地，执拗地带进了城市人的视野。一个市民告诉我：“城市在发展，人人疯了似的求变，而孙秀英却保持了不变。”
　　 这个话题的背后，别有意味了。作为一名作家，我相信孙秀英和社会构成了一个丰饶的话题，其中包涵的所有信息，绝不比丰县的梨花少到哪里去。“孙大姐，面对你，我不知道说啥才好。”我说。
　　 “人活在世上，就那么回事，有啥可说的。”
　　 一句话，让我期冀的所有信息烟消云散。女人，与自己的语言一样具体。
　　 邻居给我提供了这样的信息，不是陈述，而是诘问。当张业泉的肌肉每天需要捶捏按摩，当芬兰不懂得大小便入厕，当侄子手捧大便当泥玩儿，你知道孙秀英该咋做？当正值壮年的丈夫狂躁不安，当烟瘾十足的芬兰终日玩火，当侄子对家人动刀动棒，孙秀英该咋做？当……颇像编入孙秀英生活的程序，我真的无法想象孙秀英应对的种种。我也曾或多或少了解过一些家庭的不幸，感受过生活的阴霾笼罩人性的不堪，听到过人生遭际的悲情诉说。而孙秀英，却是一个无话可说的人。
　　 有个故事，这般流传：20年前，那个梨花初绽的早晨，疯姑娘芬兰和张业泉的眼疾哥哥定了婚。两家很近，不到百米。为了防止芬兰凭直觉摸回娘家，母亲利用一个漆黑的夜晚，拽着芬兰的手，一路走，一路哭，绕县城整整两圈，才拐进了婆家门。这是芬兰有生以来走过的最漫长的道路。健忘，再加上婆家的糖果，芬兰终于永远留下来，第二年，他们的苦果出生了，男人却死于肠癌……
　　 太像传说了！而孙秀英，让这个传说有了根基，扎进了泥土。
　　 孙秀英就这样礼貌而矜持地坐在我的对面。“秦作家，如果没有啥事，我就走啦。这阵，我男人的尿该下来了，下午，还要给芬兰洗头呢。我，一百个忙呢。”
　　 一百个忙，是啥忙？我感到了难以遏止的内疚。是我，毫无原则地侵犯了孙秀英宝贵的时间。我突然就联想到一个中国老百姓最为熟悉的词汇：百忙之中。那一刻，种种拥有“百忙之中”这个专用词的各级大人物，一定满面春风地在主席台上，享受着漂亮女服务员的端茶倒水，一定西装革履地漫步在田间小路上，把马铃薯指导成地瓜，一定像明星一样在荧屏上发表自认为很重要的讲话……
　　 “作为女人，您……觉得这样的日子，意义在哪里？”
　　 明知道这是一个可耻的问题，但我必须让自己可耻下去。这个时代动辄会把意义拎出来，何况，历史给这片神奇的土地发酵了许多足以牵扯“意义”的理由，这里与鲁、豫、皖毗邻。抬望眼，波光粼粼的微山湖会让我们想到“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侧耳听，似闻当年苏北女人推着木轮车奔赴淮海战场的轱辘声……
　　 孙秀英“百忙”去了，我没有资格挽留她。我最终选择利用那个梨花飘香的下午，主动走进她的家园：中阳里古丰社区。我见到了病榻上的张业泉，耳聪目明的张业泉和我握了手，说：“握你这个天津人的手，让我知道，外边的世界还是很大的。”孙秀英告诉我，家庭刚刚屡遭不幸那阵，她真是不想活了。尽管有关部门给予了一些帮助，但这样的日子绝不是她少女时代所憧憬的。包括丈夫在内的许多人，都劝慰她趁早改嫁，她一口回绝。她曾一度通过报纸、电视寻找这个社会的精神支撑，但宣教和现实总是相去甚远，迷茫中，她最终选择了耶稣，她告诉丈夫：“千万别为我的付出而内疚，是主，让你活下去的。”床头，一本快要翻烂了的《圣经》，平静而安详。
　　 “健全人就得陪残疾人，他们在我手里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好活。”
　　 回味这句话的时候，我躺在天津柔软的沙发上。各大媒体正在报道几天前发生在韩国海域的一次重大沉船事件，300多名前往济州岛旅游的中学生被大海吞没，劫后余生的校监依然选择了上吊自杀，他的遗言大致是这样的：“我没有信心一个人活下去，是我筹划了这次修学旅行，所有责任都在于我，请将我的骨灰撒在事发海域，在阴间继续当他们的老师。”同样的事故——我指20年前发生在共和国克拉玛依市的那次大火，288个孩子在盛典中灰飞烟灭，却诞生了“让领导先走”的惊世名言，“火葬场”的组织者们，据说至今为自己小小的处分耿耿于怀。而孙秀英，一个丰县女人，一个中国女人的心声，却跨越万水千山，与韩国校监的绝笔异曲同工，遥相呼应。
　　 孙秀英的话，和这两次事件构成了一个难得一见的倒三角。
　　 倒三角毕竟是三角，几何学上，它是那么稳定，然而倒三角却又是脆弱的，它的现实支点毕竟有限。一旦坍塌，会瞬间沦落成废墟吗？
　　 我心头一颤。据说在丰县像孙秀英这样的女人很多，同行的作家蒋建伟给我一份资料，大标题很醒目：有情有义丰县人。我认真翻阅了一下，女人的名字几乎过半：李影、张玲兴、李笑笑、朱琼、侯立晴、谢淑华、张秀美……她们是一个个孙秀英，但她们又都是自己，她们——丰县女人。
　　 十字街头，一个穿蓝色运动衣的女人的背影吸引了我。她两手夸张地甩来甩去，显胖的身子毫无原则地左摇右晃。她时而驻足，貌似行家一样观察地摊上的小商品，时而挺胸抬头，俨然一位得胜的将军。人群熙熙攘攘，人们似乎早已习惯了这个女人的存在。宽容，或戒备，是人们的第一反应。
　　 “芬兰，回家吧，有新糖果呢。”孙秀英喊。
　　 芬兰僵硬地扭了一下头，又一意孤行。对人间的呼唤，她置若罔闻。
　　 孙秀英叹口气：“只有夜深了，饿了，困了，才会回来的。”
　　 一般是凌晨前后吧，孙秀英要站在院中央当“交警”，指挥芬兰和傻侄子进入各自的房间休息，否则，“狭路相逢”母子俩必然厮打在一起，石头、瓦片、铲子都是进攻对方的武器……孙秀英是全城第一个最晚进入梦乡的女人。
　　 她说：“他们仨都睡了，我才睡得香。”
　　 一定是丰县梨花沁人心脾的芬芳，在女人的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