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很小，不过300米；很窄，不过六小步。往北数，右首第三个门就是我的家。门，很小，很矮，很温馨。
　　 正午时分，阳光满满地挤进小小的胡同。身上暖融融的，心里暖洋洋的。屋脊上的鸟儿嘤嘤地鸣着，出墙的红杏淡淡地香着，梧桐花则让你嗅到了甜甜的……
　　 公元1964年5月26（农历）半夜子时，我在这条胡同里发出了第一声啼哭。我的身影什么时间出现在胡同里，母亲也记不清了；我的脚印什么时间开始留在胡同里，我也记不清了。往事，就像刮过胡同的风，留下的痕迹很难找寻。
　　 但我知道，我在这胡同里穿梭了17个春秋，17个春秋里，有时候一路歌声，有时候一路哭泣。胡同的路也就是泥土路，时不时的还有砖头瓦块，绊一下脚尖，硌一下脚跟，是经常的事儿。我的额头上至今留有疤痕，那是蹒跚学步的时候，经常跌倒，每次都磕破同一个地方。每次母亲都疼得埋怨照顾我的小姑姑，小姑姑很伤心，扔下我就跑了，母亲抱着我直流泪。现在也经常看着我的额头，说起当年的事儿。
　　 出了门，往南走，是上学寻梦的路。朝阳铺满胡同西墙的时候，我擦净嘴角的饭粒儿，急匆匆往学校赶。我第一个书包，是母亲用一条毛巾对折缝起来的，里面装了一块缺了一个角的石板，几只长短不齐的石笔。我扛着一只木头箱子，高高兴兴从小胡同走进了小学堂。爹妈只有一句嘱咐的话：好好学，将来挣工资吃国家粮。
　　 每年，我都捧着鲜艳的奖状从胡同里招摇而过。妈妈兴高采烈地把奖状贴在墙上，端量半天。写满风霜的脸上，似有一阵温暖的风儿拂过，掠起了幸福的微澜，好像看到了儿子的美好未来。
　　 出了门，往北走，是挖菜割草的路。夕阳铺满胡同东墙的时候，我拎着柳条筐走进了山野。家里的猪，是需要我们挖野菜喂养的；家里的长毛兔，是需要我们割青草伺候的。我们的油盐酱醋，我们的新衣学费，是需要这些猪啊兔啊奉献的。晚学回来，挖菜割草几乎是我们的不二选择。
　　 山里穷啊，连草都不多。满载而归的时候，我会在胡同里昂首阔步，唱着不成调的小曲。篮子里发虚，我心里也发虚。瞅着爹妈没看见，赶忙把野菜或青草塞给兔子，以蒙混过关。常常是，爹妈指责一顿，我羞愧半天。
　　 “梆梆梆”，卖豆腐的来了。富人吃鱼肉，穷人吃豆腐。豆腐馇白菜，是妈妈的看家好菜。母亲没有钱，黄豆是有的，虽然黄豆来得也不容易，那是母亲从豆秸里扒拉出来的。母亲端着小瓢，跟卖豆腐的讨价还价，半天功夫，买豆腐的多给了手指大的一块儿，母亲也很灿烂地回家了。
　　 胡同中部，有一个加了盖棚的地方，我们叫“过道”。骄阳似火的时候，是纳凉避暑的好去处。风从胡同的南头吹过来，把过道里的溽热送到胡同的北头。父亲有时把门板卸下来，躺在上面，歇息一下疲惫的身体。
　　 母亲在过道里做的最多的活计，除了缝补衣衫，就是钩花、织花边。只要庄稼地没活计了，母亲就拿起钩针，钩出精美的图案，或者拿起一个个小棒槌，编起了团花锦簇的花边。胳膊酸了，揉一揉；腰疼了，捶一捶。一串串秀美的织品从母亲的手中流出，流向了别人的身上，打扮着别人的生活。后来，读到“为他人作嫁衣裳”，就想到了母亲。
　　 我最喜欢的是，站在过道里，看潇潇细雨。细雨打湿了胡同两边青色的墙砖，颜色变深，就有了温润的感觉；墙头上的鸡毛草在风雨中摇曳着，似乎在书写着柔软的梦想。屋檐下，燕子们探出脑袋，叽叽喳喳，唱着我听不懂的歌儿。
　　 后来阅读戴望舒的《雨巷》，很难理解诗人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哀愁与哀怨。下着细雨的巷子，在我看来，温馨，润朗，充满了诗情，写满了画意。透过疏疏朗朗的雨线，看到远处朦胧的青山，想象着山后美丽的景色，渐渐幻化出各种各样的未来。
　　 胡同里秉承着“自扫门前雪”的传统，故而，胡同里基本不存在脏乱差的现象。攥一把比我还长的扫帚，将落叶枯草掠动，将碎石土块驱赶。沙土地面上，便留下了轻轻浅浅、细细碎碎的扫帚痕，在和煦的阳光映照下格外清晰，格外柔顺。
　　 这些痕迹，比不上中国画粗细疏密的线条，但我还是认为，这就是我的绘画。我绘出的是干净，是素净。当人们在这些线条上踏出脚印的时候，也就有了新的生活。
　　 小时候的雪特别大，扫雪就成了冬晨男子汉们的必修课。父亲从来不肯把我从温暖的被窝里叫出来，总是一个人在院子里“呼哧呼哧”地扫着。当我鼓足勇气爬出被窝的时候，父亲已经开始扫胡同的雪了。
　　 我赶紧在洁白的雪地，踏出一长串欢快的脚印。我喜欢听着脚底下“咯吱咯吱”的吟唱，就像聆听天籁，聆听心灵。
　　 父亲摇了摇头，笑了笑。我知道，父亲的脚印，都留在了田地里了。岁月的风尘一次次掩埋着父亲艰苦的脚印，父亲又一次次踩下去，踩出了春夏秋冬，踩出了枝头的新绿，踩出了春暖花开。
　　 十七岁那年，父亲把家里的五百块钱一分一分地盘算了三个夜晚，最后一咬牙，对母亲说：“盖房子，儿子转眼就大了，没房子怎么娶媳妇？”
　　 于是，我们离开了那条小胡同。每当路过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就看一眼，看阳光依旧温暖地铺满，小胡同依然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