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我写了许多关于父亲的文字，不知为什么，每每想起父亲，我的笔下就不由自主地文如泉涌，欲罢不能。
　　 人们形容父母恩深时，常常用“父母是天”、“父爱如山”，而在我的眼里，我的父亲则像一本厚厚的书，内容丰富，让我久读久新、掩卷难忘……
　　 的确，我的父亲是本书，其中许多情节，颇具传奇色彩。
　　 据我村一位和父亲共事几十年的老伯回忆：他第一次见到我父亲，是在小镇的街上，父亲身着长袍，腰系一根绳子，手里擎着一管一米长的旱烟袋，老长老长的头发，一副江湖好汉的派头，就像后来电视剧中武林大侠的形象。那时，我的父亲只有十六七岁，独自一人，千里迢迢从山东徒步来到晋南，给人家做雇工勉强糊口。当时全国解放了，农民有了自己的田产，在衣食方面，已经有了保障，而他家中尚有年迈的老母，既不是为生计所迫，他却抛家别母漂泊受罪，难道还怀有什么雄心大志？这让后来认识他的人，自始至终都琢磨不透。
　　 在共和国最艰难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曾修过铁路、下过煤窑。但是，磨难对于刚强坚毅的父亲，只能是一种助长、锤炼。他修铁路时，所在之处的晋北金沙滩，正是当年满门忠烈杨家将浴血奋战的地方。沉默寡言的父亲，多次给我们讲述那里的风土人情，以及自己那段经历，自豪之感溢于言表。可见，父亲喜欢英雄、崇拜英雄，也许想成为英雄。艰苦的磨练，使他性格刚烈，喜欢打抱不平，加之他乐施好善，他身边常常聚集着一群忠实的拥戴者，因为关键时刻，他敢于替朋友说话，甚至两肋插刀，同时，也能为他们出谋划策、排忧解难。所以，父亲的人缘很好，在人们心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我记事起，不论朋友、亲戚、还是乡亲，都很尊重他。邻村有一些父亲的同乡，他们同宗长辈，白胡子都一尺多长了，但他们有什么疑难事情，却总是爱找父亲商量。
　　 有一次，家族发生内讧，械斗一触即发，危急时刻，他们把父亲请去了，父亲去了一声不吭，站在中间，冷冷地注视着他们双方，他们立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软了下来。我那时小，我怎么也想象不到，父亲的威信为什么那么高？我记得小时候去赶集，那时还在供销社食品公司，我用两毛钱去买甜瓜，站柜台的是一位中年男子，他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便给我拿几个甜瓜，没要我一分钱。他是从模样看出了我和父亲的相像之处。不过，我还记得大集体时，我们家有几棵自留柿子树，每当秋天采摘时，早被父亲那些所谓的朋友们抢摘一空，最后还打发人给我家捎话：告诉我父亲，我们家的柿子，他们替我们收了。
　　 许多年过去了，父亲也早已去世了，对于父亲，我们只能运用逻辑思维，去追寻父亲当年的行为轨迹，如今想起来，父亲又像一部情感小说中的主人公，有那么多感人的故事情节。
　　 父亲在晋北修铁路时，有一个河南民工老郝，妻子去世了，急需一笔钱，可是，当时那些做工的都是临时工，来自天南海北，居无定所，聚散无常，谁都不敢轻易借给他钱。无奈之下，他慕名找到了在另一个班里的我父亲。父亲二话没说，把准备往家寄的工资，全部借给了他，让他尽快回家处理后事。好长时间过去了，老郝杳无音信，同班的工友都讥笑父亲说：“老郝肯定不来了，你的钱保准肉包子打狗了。”父亲只是谈谈一笑。一直到来年春天，老郝才回来了，原来他家发生了大变故，妻子得病去世，留下年幼的儿子和年迈的父母，百事缠身。他是埋葬了妻子，在乡邻地撮合下，又重新找了一个老伴，安排好家里的所有事情，才急急忙忙赶到工地。老郝后来对我父亲说：“就凭你借我钱的那份情，我也要回来，就是不干了，也要跟你告别。”他发了工资后，很快还清了我父亲的借款，而他们也成了终生的知己朋友。
　　 老郝后来做了司务长，母亲常常回忆：在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每次父亲探家，老郝都想法让父亲带回来一些白馒头，那时的白馒头，真是比金子还值钱啊！就在他们都回乡做了农民，我们俩家还像亲戚一样，你来我往了一辈子，直到他们去世了，老郝的姑娘，还千里迢迢从河南专程来我家看望我母亲……
　　 父亲有一个秉性，就是无论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都从来不炫耀自己，从来不当作资本在人们面前张扬。在全国上下轰轰烈烈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有一次，父亲去参观大寨，被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拍进了新闻简报。当时，新闻简报很火爆的，有段顺口溜这样说：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中国的电影新闻简报。可见新闻简报在当时中国的知名度了。冬天的时候，镇上的放映队在我们邻村放电影，父亲的镜头，偶尔被邻居一个小姑娘认出来了，人山人海大喊大叫，大伙才知道。须知，在那样的形势下，时兴的是政治至上，能在电影上面露露脸，公社书记、县委书记也没有那份荣幸，那可是一种巨大的政治资本啊！一直到被人们认出来，传遍了四乡八村，父亲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包括我母亲。
　　 我们小时候，有一个愿望：长大以后，也和父亲一样，在社会上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去拥有许多贴心朋友。真的，对于我们来说，父亲与人为善、睦邻友善，那时确是我们心中暗自热崇的楷模，几十年以后想起，虽然有一种儿时稚嫩的感觉，却也包含着一种说不出感慨和敬服。
　　 父亲一生思想坚定，政治性强，遇事善思考，讲原则，尤其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从不随波逐流，也不会模棱两可、稀里糊涂。四清时，我们镇上住过一个部队工作队，是中央派下来的，带队的赵政委，是一个将军。父亲坚定的立场、果断的作风、吃苦耐劳的精神，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劳动和实践中，赵政委把父亲作为一个依靠和培养的对象，亲自介绍他入了党，做了村干部，就是分别以后，他们还是好同志好朋友，彼此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和长期的革命友谊。一九七八年的时候，赵政委在去世之际，还念念不忘在一起相处过的父亲等人，委托部队在晋南换防的孙建华师长，专程看望我父亲。我记得清清楚楚，孙师长那么大的官，和我父亲并肩站在雪地里，手拉着手，问寒问暖，情景十分令人感动。
　　 有一年，我父亲做干部时，一个公社领导想托我父亲的关系，把他在远处的家属落户在我们村里，可是，对于人多地少的乡下人来说，几乎人人都反对。我记得，有一次，那个领导利用下乡检查工作的间隙，趁我父亲不在时，偷偷给我家留了一些钱，首先想让我父亲同意，二是让我父亲去做别人的工作，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打点打点。父亲得知后，二话没说，连夜把钱给他退了回去，而在后来召开的社员大会上，根据政策，力排众议，顶住压力，一分钱不要，硬是把那位干部的全家，落户到了我们村。后来，那个人被提拔成镇长，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里，给我们村办了许多好事，包括我大哥参军，推荐我出去工作。如今他已经退休住在镇上，只要和我家人见了面，总会紧紧握手问候，招呼我们去他家坐坐，另外还要叹息一番父亲的早逝。
　　 在我的印象里，对于一些坏人坏事和不正之风，父亲不留情面，从不姑息，而是坚决斗争。在当年他做村干部时，遇到的太多了，我常常看到母亲哭哭啼啼，埋怨父亲，父亲从来不反驳，只是一声不吭，但从不屈服，不为所动。
　　 每年麦收之际，龙口夺食，父亲就特别忙。白天下地割麦，晚上还要到地里或场院四处巡察，害怕出一丁点的差乱。有一天夜里，一个喜欢刁钻的社员，趁看管麦垛的方便，往家偷了一袋子粮食，恰好被我父亲看到了，父亲义正辞严地批评了他，责令他马上把粮食送回集体仓库，并决定第二天利用敲钟上工之际，就这件事专门召集一个社员大会。偷麦子那人在村里是一个大家族，我们村二百多口人，他家就占了一大半，那人的父亲也当着干部，和我父亲搭班子好几任了，晚上找我父亲，想让我父亲看在他老脸上高抬贵手，说开了批斗会，政治影响不好，耽误年轻人参军入党找对象。父亲不仅毫不客气地予以拒绝，而且连他一起批评，原定的社员大会照开不误，大庭广众让那人作了检讨。
　　 然而，父亲绝不是冷血动物，他善辩是非，既会化解矛盾，又能正确处理各种问题，只要他认为对的，他都会坚决去做。所以，父亲做的很多事，就是有些人被父亲得罪了，但私下里，他也会默认，乃至称赞父亲。
　　 早些年，我们村有个地主分子，为人忠厚老实，孩子多，又背着坏分子的帽子，家庭特别困难，在全村人眼里，都属于斗争对象，担茅粪、扫大街，但是我父亲处处保护他，照顾他。在我的印象中，他们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在我们家窑洞里，他们吸着烟，一坐就是半夜，他的老婆常常帮我母亲做饭做衣服、纺棉花，有时还替我母亲带孩子，处得像姐妹一样。也许，在当时的形势下，在别人的眼中，父亲是党员干部，和这样的人拉拉扯扯套近乎，似乎没有立场，也不可思议吧。
　　 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用我们晋南土话说，就是哪里的黄土不埋人？父亲一生中，经历过无数的苦难与打击，他从不怨天忧人，只是藏在心底，默默忍受。但是，我却不止一次地听到，寡言少语的父亲，念叨自己的老母亲——我的奶奶。也许，他这一生最愧对的，就是他的母亲了吧？我父亲从小就离开山东故乡和亲人，后来也很少回老家。他最后一次回去时，我奶奶已经病入膏盲，不久于人世。父亲却因为村里事情又多又忙，打电报催他，他无奈，只得匆匆返回山西，真是生没有养老，死时也不能送终。他原本是划算着，等母亲去世三周年时举家回去，搞个仪式热热闹闹地纪念一下，表达表达对母亲的愧欠，可是，三年后，又因为多事缠身走不开，老家的事情，只得让我堂兄弟们代办了。
　　 这也许就是我那坚强的父亲一生留下的最大遗憾。
　　 ……
　　 时至今日，我怎么也弄不明白，父亲没有读过一天书，他不仅可以讲出许多大道理，而且字也写得很好，我弟兄几个，小时候都把父亲的签名，作为帖子来模仿。
　　 王羲之是古代一个大书法家，皇帝曾经问他的字为什么写得好，王羲之回答说：“因为我心正。”
　　 噢！现在我想通了，父亲一生都在用他的高尚的人格和言行，书写着一本人生的教科书。
　　 的确，在我们这些儿女眼里，父亲是一本书，读之不完，享之不尽。
　　 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完人，值得我们的子孙后辈们永远怀念和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