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回座吧！”评委像是在安慰我。
　　 “不好意思，我太激动了！”我擦着眼睛里掉出的成串泪珠，走下讲台，还忍不住在座位上抽泣。
　　 这是我在接受省里的一次普通话口试。每人一篇口头作文，题目在主考官手里，每个题目做成一个签（这是那时经常采用的方法）。应试的人抽签，没有选择的余地，就一次，抽完有五分钟的准备时间。我抽到的题目是《难忘的一件事》。这个题目很普通，我小学时的第一篇记叙文就是《一件小事》。上初中后，一件小事的前边，又多出了几个不同的定语：什么“难忘的”“有意义的”“上（放）学路上的”等等。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大同小异而已。然而，随着时光的变迁，岁月的增减，一件小事的内涵也在不断升华，加深。风风雨雨，我刚刚过完三十岁的生日。这三十年里，疾病的折磨，求学路的坎坷，贫穷压得我直不起腰来；难忘的事太多，太多。五分钟的时间，眨眼的功夫，我必须做出决定。就在我走上讲台的一瞬间，父亲在雪地里艰难跋涉的画面，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九九三年的冬天，周末那场突如其来的大雪，下了两天两夜，我被这场大雪困在了学校。我的那身薄薄旳棉衣，怎能抵挡呼啸的北风！宿舍里透骨的寒冷。
　　 那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年，凭我在学校的表现和毕业时的成绩，我完全可以留在市里的某一所学校。可是，我没有留在市里，我来到辽西的偏远山区，在一所农村中学支教。学校距离我家四十多里，学校的宿舍很简单，北方的冬天特别冷。不到十平米的东厢房里，没有暖气，西北风呼啸着，从裂开的木头窗户和门，劈头盖脸地冲进屋里。夜里，只有炕是热的，呼出的气体在被子上结成了霜。我不会忘记，宿舍进门那张办公桌下面，是孩子们给她拿来的包米轴子和松塔；我不会忘记宿舍里，东面的小火炕，还有用来烧炕和做饭的小炉子。
　　 下了雪的天，气温骤降，我的小屋里，像冰窖一样。我上周回家时，以为天气不会突然变化，厚棉衣服没有带来。因为是周末，学校没有学生，也没有其他住宿的老师。我一个人，坐在烧得不是很旺的炉子前，边看书，边不停地搓着手；时不时，站起来，跺跺脚。
　　 转眼又是周一了，偏僻的山区根本就没车。冬天，是北方的农闲季节，人们都在屋里猫冬，没有人会出来，在这一尺多深的大雪里，来来去去。学生当然也不会来上学。冰冷的宿舍，我不能像在家一样，趴在热乎乎的炕头上享受，然后等妈妈做好了早饭再叫我起来吃。我得起来，生着炉子取暖，顺便用父亲给我买的小铝锅熬点粥喝。
　　 煤和引火的柴禾都在宿舍里，我不需要到外边去取。先刷好锅，淘好米，放在一边，然后开始点火生炉子。开始点着火时，总会冒烟，等包米轴子和松塔着到一大半时，开始出现红的炭火，才能往上添煤。否则，没有底火，添煤，煤砸在柴上，不透气不着会满屋子都是烟，开始我吃过这种苦头。今天，我和往常一样，先点着柴禾，开开门，把烟放出去。可就在开门的一刹那，我惊呆了——父亲已经来到学校，正吃力地推着自行车，穿过教室那排房子，走在通往我宿舍的那段，十多米长的上坡路上。嘴里呼出的哈气已经在父亲头上那顶狗皮帽子上和他的眉毛上结成了冰疙瘩；裤腿上沾满了雪，鞋子上也冻了冰；每向前迈一步，都是那么艰难，每拔出一只脚，都是一个深深的脚窝。我急忙放下手里的煤钩子，想走下宿舍门前的台阶，帮父亲一把。父亲喊：“别过来，弄你一鞋壳廊雪，凉着！”我刚刚抬起的脚，又落在了原地。我的眼泪随着脚的落地，流出了眼眶。模糊的泪眼里，我看见父亲艰难地跋涉在山路上的清晰画面。四十多里地的山路，坑坑包包，弯弯曲曲，没有村庄；平时都很少有人从这条山路上走，别说这大雪天。父亲一大早，黑咕隆咚就起来了，母亲装好我的棉衣；父亲连早饭都没吃，生怕来晚了冻坏了女儿。
　　 天蒙蒙亮就开始赶路，父亲一个人推着自行车走在厚厚的积雪上，自行车只不过是他的拐杖；这么大的雪，这么冷的天，他的手一定冻得好疼好疼；每走一步，都要费好大的力气，在这没人走过的雪地上，多少次踩在凸凹不平的石头上，脚下一滑摔倒在路上！可这并不影响父亲赶路，他爬起来并不拍打身上的雪，他知道也许没走几步又摔倒了，哪有那么多时间拍掉身上的雪！
　　 寒冷的冬天，父亲满身披着白霜，那是，他的汗水渗了出来，是他的热心让寒冷的空气驻足。崎岖的山路上，父亲一步一个脚印，把他的热量传递给了洁白如玉的雪，让温暖住进了女儿的心房——这就是圣洁的父爱，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父爱！
　　 “诶呀！这大雪你咋走的？！没摔着吧？”父亲的喊声，被做饭的朱师傅听到，以前父亲给我送东西时和他见过面，他认识父亲。父亲的到来，他先是一惊，然后赶紧去帮父亲推车子。
　　 今天，站在讲台上，父亲雪地里给我送棉衣的一幕幕，像电影一样，再次出现在我眼前，我说不下去了，我的泪不听使唤，像决了堤的河水一样泛滥（我普通话测试的最后结果是，一级甲等。播音员的水平。当然，不是因为父亲的爱感动了评委，是我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