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准备前往江西寻根，突然接到金明忠好友关于《毕节日报》复刊30周年“读者寄语”征集启事。我与毕节报复刊以来的三十年往事，不禁涌上心头！本想立即应征，怎奈宗族修谱审稿在即，只好回复：谢谢不忘我这个老通讯员，拙作下个月中旬一定交卷。
　　 为此，我从江西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查阅我的日记。那是1985年10月28日，星期一，阴，我和刘衍奎、彭裕硕、韩秉明同车到贵阳参加全省“两代会”(记者协会和新闻学会的代表会)，车上就一路讨论如何办报的问题，到贵阳住进贵州日报的招待所，依然不断讨论。白天，衍奎和我作为毕节地区代表出席“两代会”，裕硕外出采购照相器材，秉明在贵州日报学习划版、排版。
　　 作为新闻通讯员，谁不希望本地区有张报纸？当地委决定毕节报复刊，代表了广大读者和通讯员的心愿，我们一直处于高度兴奋之中，关心本地区办报胜于关心参会。3天代表会议期间，除了报告、选举、总结等大会之外，我们都回到招待所来研讨毕节报（后来才改为毕节日报）复刊后的一些业务问题。连时任贵州日报六盘水市记者站站长曾瑜庆老乡，也随时来和我们一起研讨。
　　 衍奎作为筹备毕节报复刊的具体负责人，他知道：划版排版、图片处理只是报纸复刊后的部分业务，人事、经费等重大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他考虑将我和徐本礼等省报、省台的骨干通讯员调到报社去协助他工作，还考虑哪个负责哪个版等具体分工......
　　 省新闻单位的“两代会”于10月31日闭幕。第二天我就和衍奎们同车直抵毕节报社，准备复刊第一期的稿子。到那里我才知道报社成立了，但当时筹备人员的组织人事关系还在原单位，戴淑金是毕节报社正式接收的第一个成员。
　　 后因上级规定调报社的工作人员，户口必须在毕节县城，我们就只好当通讯员了。从此，我的稿子先投毕节报，复刊第一年我就投稿近百篇，不避滥竽充数之嫌，旨在热爱本地区的报纸！通讯员爱毕节报，毕节报更爱通讯员。连年在通讯员中评先选优，调动通讯员的写稿积极性；连年评奖好新闻，促成稿件质量的迅速提高。我第一次获新闻大奖的作品就是毕节报发表的。由毕节报送到全省参评也获重奖；以后由毕节报送到全国参评的也获等级奖！记得我有一篇获一等奖的新闻是张培立编辑的，他也获得编辑奖。他读大学时到大方广播电台实习采编，我们一起采编过。毕节报社发奖那天，他和我携手上台领奖，他十分谦逊地称为“师生同台领大奖”。编辑与通讯员亲密无间，互相支持，齐心办报，遂使毕节报很快自立于全国地市级报之林，其发表的新闻获过全国好新闻奖。我写的《镇长玻板下的座前铭》就是其中之一。
　　 退休之后，我旅居南海之滨，远离故土十多年了，但毕节报（后来的毕节日报）一直关心着我，不时发表我的拙作。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毕节报复刊已到“而立”之年，当时尚不“知天命”的我，而今已近耄耋。当年我们一起商量贵报复刊、同心协力办报的文朋诗友们，走的走了，退的退了，沧桑之感油然而生！
　　 虽然物换星移，时过境迁，然而，我与毕节日报的缘未尽，情弥坚，期盼贵报越办越好，我们再一起庆祝她的不惑与知天命之华诞！
　　 2015年11月30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