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和共和国同龄，而且是建国第二天出生的，父亲一直认为我是家里的福将，当天就给我起了名字叫“敏”。因为在古语考证里，“敏”通“谋”。《中庸》里曾言道：“人道敏政，地道敏树。”我想父亲从小就很重视我，在八个子女中，也只有我跟父亲一样选择当了医生。
　　 小的时候，我经常听大姐给我们讲母亲的故事。
　　 母亲十八岁成婚，嫁给当时已经是医生的父亲。父亲在解放前在国民党开的医院里行医，父亲是孤儿，孑然一身。东北解放前，父亲曾经想着带着母亲和三个孩子去南方，继而跟随着去台湾。母亲却坚决反对，她的父辈和亲人们都在北方，而且是地地道道的东北人，她舍不得离开生养自己的家园。
　　 母亲一直劝导父亲，他不是军人，而且是医生也可以留下来为共产党服务的。母亲那时已经加入了妇女组织，给在前方打仗的士兵们做冬衣和棉鞋，她是妇女队长。母亲的一句“来日方长”，让父亲思讨之后，决定留了下来。后来也真是因为母亲的关系，把父亲曾经的经历漂红了。
　　 我们一家一直生活在一个苏式的大平房里，这间房子还是解放前，国民政府给发放的。解放后，母亲又陆续生了包括我在内的五个孩子，我们组成了一个十个人的大家庭。父亲每天奔忙与医院里，因为当时真的是缺少他这样有资历的医生。母亲则在家里，看着我们一大群孩子。母亲的姐姐（我的三姨）因为家里实在是穷困，把两个表弟也送过来，一并让母亲帮忙带着。那时候，我们在那个大院里是最大的一户人家，十二口人，即使不是计划生育的阶段，我们也是最兴旺的家族了。
　　 因为父亲对我的重视，我在十二岁时就开始管家。母亲的持家教诲我一直延续至今：只要是买回来的东西，就不能浪费掉。
　　 因为家里子女众多，我和大姐，大哥，还有二弟相继去了青年点，去上山下乡支持农业生产去了。二姐因为体质差，和弟弟妹妹们留在了家里。那时候，一个家里有四个孩子支持国家政策，父母是光荣的。母亲虽然文化不高，但是思想觉悟绝对是一流的。正是因为母亲的这些来日方长的做法，让我们心境淡泊，家里也躲过了很多次灾祸。
　　 母亲送我们下乡时，一直嘱咐着大姐，让他们照看好我们几个。“来日方长，我们很快会相聚的。”母亲在关键时刻总是很乐观。
　　
　　 二
　　 我是适应农村生活最快的一个。
　　 大姐经常笑话我：“我看小三就是种地的料儿。”话虽然是这么说，在兵团里，我长得最矮，但是最能干，就连村里的老村长都对我赞不绝口。“这丫头，干起活来有模有样的。你看她插秧的姿势，像个干过多年的“老把式”。这妹子，谁家娶了去，一定是持家的好手。”
　　 两个弟弟很不服气，可是他们空有力气，干活却很凌乱。我们是虎林的这个农场最后一批知青了，政策在变，好多南方的知青都开始办理返城手续了。
　　 那一天，兵团的主任找到我。“梁敏，我们想送你学习医学，兵团给了两个名额，大家第一个就推荐了你。”老团长说话很和气，一直笑眯眯的。
　　 “团长，是真的吗？那我姐姐和弟弟们能有机会去学习吗？”我情绪有点激动，说话也有一些语无伦次。
　　 “哪能都有这样的机会呢？再说了，这个需要大队和兵团一起推荐的。你也不用担心，知青点儿要取消了，他们应该很快会返城了。你去读书，毕业以后不一定能分配回省城的，要服从安排的。”团长说话总是离不开原则。
　　 “放心吧，团长。我父亲教会我云淡风轻，母亲最常说的话就是来日方长，而我现在学会了随遇而安。我棒吧，全部是成语，呵呵。”团长有手点着我的头，笑了。
　　 念着回家的日子，就感觉时间过得真快。大姐带我们去了一趟虎林的山里，我们在这生活了两年（大姐呆的时间长一些），还没事仔细看过这里的山山水水，现在就要返城了。
　　 离农场不远处，有一座山，叫完达山。我们的兵团是离山区最近的，这里山明水秀，一到夏天，漫山遍野的小野花，黄灿灿的，特别好看。往山里走，这里就是交通比别的兵团差一些。母亲之所有给我们选了一个艰苦的地方，就是为了可以提个要求，能让我们几个分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大姐是第一个下乡的，她在这里呆了三年半的时间，那时候母亲很担心大姐，怕她在山里找婆家，每隔一段时间，母亲就会写信，总是在信里千叮咛万嘱咐的。
　　 大姐性格有些柔弱，母亲的担心却是多余的，大姐是没有勇气留下来的。
　　 那一日，我们陪着大姐一起去了竹青哥家，跟他道别。大姐眼里有泪，却缺少了一种坚定，竹青哥笑的时候，那笑容多了几分无奈与凄凉。我那时候就觉得大姐会忘了竹青哥吗？以后会不会更幸福？竹青哥虽然生活在大山里，但是却是一表人才，为人老实憨厚，是种地的好手，年纪轻轻已经是村长的候选者了。
　　 竹青哥的家靠近完达山的山脚了，村庄不大，都是一些泥草房，远远看过去，有点东倒西歪的。不过，山里的空气清新，家家户户的屋顶都飘着一层层的烟雾，走进陵水村，就像进入了世外桃源一般。
　　 我们吃着竹青哥拿手的野猪肉炖粉条，香喷喷的，让我们一直没有停下来，狼吞虎咽的。这是我们在兵团的最后一天，我在半山坡上摘了一把小野花，竹青哥帮我编织了一个小花环戴在头上，我高兴地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
　　 午饭后，竹青哥把我们分别送到了火车站，姐姐和弟弟们返城了，我赶去另一个城市的医学院读书，我成了最后一批兵团培养选送的大学生。
　　
　　 三
　　 我们的家在母亲的指挥下，经历了社会几经变革，都是平安度过的。父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没有因为曾经的身份而遭到批斗，这都因为母亲懂得放弃，懂得来日方长。
　　 我们是第一批搬离苏式大院的，虽然有万般的不舍，但是母亲一直坚持着。我们在我最小的妹妹出生后的第一年，早在文革前，已经搬到了最不显眼的城市的东郊。母亲在那里选了一处比较宽敞的、带着几百米大院的房子，房间多，活动场所也大，只不过房间的设施大不如从前了。房间里没有了洗手间和室内厕所，这让我们埋怨了母亲很久。
　　 当浩浩荡荡的运动向我们奔来时，我们才感受到住在老屋的温暖，它的平凡，让我们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体会到了一种难得的平静与安乐。母亲送我们四个孩子下乡，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举动，她含着泪送走我们，也是含着泪又把姐姐和弟弟们接了回去。
　　 我能够被选送上大学成了父亲最大的安慰，每次收到父亲的信，都是满满的祝福和鼓励。透过父亲刚毅的笔记，我能看到他脸上的欣慰，毕竟我成了八个孩子中，唯一的一个继承了他的职业的孩子。每次接到父亲的信，我都会比平时更努力地去学习。我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对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我的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的。
　　 最后的假期，我和母亲商量分配去向的问题。母亲很平静地对我说：“分配到哪就去哪？好好工作，来日方长。”在母亲的话里，我虽听不出什么起伏，但也总能第一时间平复我内心的波澜。父亲是学者，他关心的是我的技术和作为医者的一个心态，让我知道治病救人的宗旨。
　　 大家都在因为毕业分配工作困扰时，我却在安静地读书。导师问我想去什么科室工作时，我毫不犹豫地说了“外科”。老师很吃惊，外科基本是男人的世界。老师大笑着，看着我这个个头不高的倔强的小丫头，语重心长地说道：“毕业去大庆吧，我有个同学，医术非常好，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在北京毕业却分到了大庆的医院，不过她会是一个好师长的。”
　　 “真的吗？老师，我可以去吗？”我当时只想去学习怎么当个好医生，忘记了大庆离家里还有一段距离。
　　 “你很不错，再说大家都想回省城，我可以帮忙推荐一下的。不过，她是妇科的主任啊。”看得出来，老师对她同学的才华很认可的。
　　 回到宿舍，大家都在讨论着自己的分配去向问题，我却拿着妇产科学的教课书躺在床上。
　　 “老四，你这么淡定是要回省城了吗？”大姐刘淑芳走了过来，顺手拿走了我的书。
　　 “不回去了，我想去大庆。”
　　 “傻了呀，你干嘛不回去，你家在省城，比我们有条件。我还想去省城试试呢？”二姐孙波也来凑一句。
　　 “那里有一个很好的老师，业务会进步很快吧。反正我答应了。”我对我未来的工作充满了信心。
　　 “唉，这个小四思维有点不对头啊！怎么也应该回家啊！”大姐二姐摇着头，走开了。
　　
　　 四
　　 日子过得很快，因为七十年代初期，各个医院都很缺少医资，我们的派遣证很快就发了下来。我拿着派遣证，打好包裹，先回家了。
　　 我风尘仆仆回到家时，正是盛夏时节。父亲去医院做手术，母亲在庭院里看着姐姐家的小外甥女。我读书四年，大姐已经结婚育子了，对方是橡胶厂的工人，家庭环境一般，但是人比较老实。大姐一直很骄傲，因为她长得最像父亲，大大的眼睛，梳着两条粗粗的大辫子，那是时代是一个素装美女了。可是，她返城时，年龄已经大了。母亲着急她的亲事，怕她成为那届下乡归来的剩女，托了好几个同事才找到这么一个合适的女婿，没等我假期就结了婚，第二年就有了小外甥女。
　　 小丫头很是精灵可爱，母亲叫她管我叫三姨，她挥舞着小手让我抱，嘴里喊着“三姨”，脆生生的很是招人喜欢。进了屋我就帮母亲看着孩子，看着她择菜做饭，每次做起家务，母亲总是很有规矩，而且一丝不苟。
　　 “敏啊，你想好了，去大庆啊？”母亲在灶台边翻着炒勺，回头问着我。
　　 “嗯，我决定了，去大庆，投奔那个秦老师去。”我语气比较坚定。
　　 “嗯，也好。就是离家远点，不过来日方长啊！”母亲一铲子一铲子往外盛着炒好的茄子丝，一边若有所思地说道。
　　 听了母亲的话，我知道父亲一定是支持我的决定的，我在信里已经写的很明白，我是为了更好的学习技术，当一个合格的医生。
　　 父亲回来时，已经是深夜了。我捧着一本书，在灯光下等着他。
　　 “敏儿，怎么还不睡啊？今天刚到家，不累啊！”父亲一进屋就发现我的房间的灯亮着，直接走了进来。
　　 “爸爸，我在等你呢。我在家能休息十五天，想去你的医院去见习一下，你看行不行？”我个性比较直爽，从来不会说想念或者拖沓的话。
　　 “我觉得可以，明天我和院长打个招呼吧。不过，敏儿，你可想好了，这可是最后的假期了，以后就得每天在医院里，想不呆着都不行了。”父亲笑得很疲惫，我知道一个外科医生很辛苦的。
　　 “没事的，爸爸。你先去睡觉吧，我们明天聊。”
　　 父亲回了房间，我却在劳累中失眠了。想着时间真快，转眼间，我已经二十四岁了，再过十五天，我就是一名真正的医生了。我的心情是复杂的、快乐的……
　　
　　 五
　　 在家的时间总是觉得过得飞快，父亲还没来得及夸我，我已经到了去报到的时间了。我整理了简单的行李，再次离开家，奔往我工作的地方。
　　 到了医院报到时，我才知道，我是唯一一名分配到这里的医生。这家医院在大庆地区应该是比较规模的了，门诊部和住院处是分立的，而且都是整齐的楼房。门诊部和住院处的中间是一个上千米的大广场，院子里做了几个花坛，种了一些北方常见的野花，红的、黄的、粉的，色彩缤纷，这在当时，已经是不错的庭院景色了。
　　 秦主任因为接到了老师的信件，直接去医务处接我。当她主动介绍自己时，我在悄悄地观察着她。齐耳的短发，干净历练，说话很干脆，带着一些京腔。
　　 “小梁吧，我是秦瑶，欢迎你来。”
　　 “秦老师，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我们对话比较简单，都是惜字如金的人。
　　 秦主任带我去宿舍，安顿好了以后才离开。走之前，我们再次显示出对话的共性，简单，明快。
　　 “小梁，要不要调整一下再上班？”
　　 “不用吧，我想明天就去。”
　　 “那好吧，妇产科在五楼，我在办公室等你。”
　　 第二天，我就到五楼的妇产科来报道了。病区走廊里静悄悄的，偶尔传来几声婴儿的啼哭特别的悦耳动听，那一刻，我在想，或许，我不再冷漠，我是喜欢孩子的。
　　 办公室在走廊的尽头，白色的门框，白色的门，还有就是白色的窗帘和围墙。七十年代的医院，你一进医院，几乎看不到另一种颜色，只有医院的楼顶部有有一个红十字的标志特别的显眼。
　　 秦主任的介绍依旧简单，我静静地听着夜班医生和护士的交班，长长的，足足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才恍然大悟，怪不得老师让我来大庆，原来这个医院是真的很大，从病员的数量就可以看出来了，比我实习过的医院的病人都多出一倍。我忐忑的心再跟着秦主任查房时，开始变得规律，用老师的话讲，我是进入状态比较迅速的。
　　 一天下来，我就知道，整个病区有床位48张，单独的房间只有一个，那是重症抢救室。洗手间在病区的中间部位，办公室和休息室在病区的两侧，一个房间里有六张床位，几乎没有空缺。可以看出，每天的医护人员都很忙碌。
　　 我在病区连续工作了一周，终于把整个科室的病员结构和同事们工作的特点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秦主任看着我每天在不停地做着记录，眼里有了几分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