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哥曹建钢是一个地道的武汉市民，中等身材，不修边幅，属过去街头巷尾常见的那种夏天搬竹床睡马路边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在2012年端午节那天，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实现了他人生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从武汉长江大桥武昌桥面跳入长江，以这种极端方式告别他曾热爱却痛苦的这个社会，结束了他曾向往却难堪的人生之路。
　　 小哥出生在武昌的司门口后长街，因赶上大炼钢铁，曾经是全国劳模、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父亲，给他取了个响亮的名字：“建钢”，表现了那一代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意识和时代的自豪感。小哥从小很聪明，会画画、会弹琴，也算是个有理想有才干的小帅哥。小哥下过乡，后返城到武汉一家集体企业的家俱厂工作，他工作勤恳，年年被评为先进。可社会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只适应那种按部就班的生活，只想像他的父辈一样本本份份体面地当一辈子他引以为豪的工人。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所在的企业改制了，实行了买断。他同千千万万下岗的工人一样似断了线的风筝，失望地徘徊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没有了组织的依靠，没有了生活的来源，更没有了曾经的工人阶级的自豪与尊严。
　　 小哥下岗时40来岁，一个本分老实的社会底层工人且人到中年，不可能寻求到新的职业。为了养家糊口，他便在自家门口的平台上摆了两个台球桌，打球的人每盘给他两、三元，他用这些钱弥补家用。不管是三伏酷暑还是寒冬腊月，只要一声“老曹”，他都会迅疾跑过去为别人摆台子---那怕是端着饭碗。他的服务态度好，日子勉强过得去，日复一日，这便成了他生活收入的全部。
　　 小哥兄妹五人他排老三，上有哥姐下有妹妹两个，他育有一女刚刚大学毕业，表面看应该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然而，社会温暖的阳光没能照到社会底层的他，家庭应有的温暖也因生活的压力和艰辛的付出与他渐行渐远。他的父母年大体弱，特别是父亲曹德华虽是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的特等劳模，但因为是大集体工人身份，所以退休后待遇也很低。痴呆的老人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地幻觉：“刚才×××给我打了电话，要落实我的待遇……”。七、八十岁的两个老人与小哥全家居住在一起，吃喝拉撒全部由他们负责。他爱人本是农村人，落实政策进城也没工作，为生计在外打工三班倒，大部分时间都由小哥一个人照料，做饭、洗衣、擦身子。特别是老人病了，从三层楼平台背到医院，那份艰辛是常人难以理解的。“久病床前无孝子”，可小哥做到了。小哥出事后，大哥曾回家照顾老人两天，一天早餐，老年痴呆父亲端起大哥买的早点，吃了一口就说“这不是建钢买的”，可见小哥的照料是何等的细致入微。
　　 小哥默默奉献，无怨无悔并没有得到其他兄弟姐妹理解，因他们没有时间照顾老人，或多或少出了一些钱给小哥，他们去看望老人时总是无端地指责小哥，说这没做好那没有做到位，小哥总是默默地承受，也不作任何辩解。由于长期的生活不顺和压抑，小哥似乎有些抑郁。同时，他又患了较严重的前列腺炎，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压力折磨着他的身体与意志。我有时去看他，以前我们在一起时常谈谈心、下下棋，他的棋艺在街房邻居是有名的好，我们经常博弈半天，“棋”乐融融。后来他似乎再没有情趣和闲心了，总是有些对生活愤愤不平。出事前的一、两个月，我从他那木纳的表情和呆滞的目光中再也找不到他曾经年轻的理想与对生活的美好向往了。
　　 我不知道小哥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决意跳进长江的，不过从公安局的监控录像中可以看出：他上午九点半就离家，在他从小生长的司门口一直转悠到中午一点半左右才决定毅然一跳。我想他是热爱生活的、难舍亲人的、也是眷恋生命的，可是他最终还是跳了。庄子说“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我想他是心死了，心若死，人就失去了灵魂，无所谓理想，无所谓热爱，一切都变成了灰色，痛苦与压抑缠身，心就痛，心就碎，人也麻木。心死是无可奈何的花落去……。
　　 三年了，我一直在想：小哥选择了“端午节”那天跳江，他是否想到了二千多年前的屈原？想到了汨罗江？想到了人们对舍身取义的号哭？或许他正是想用这种方式向我们控诉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