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世可能是棵树，以至于今生还是不喜搬迁，可如今，连古树都动不动就移栽，人，哪能不搬家？
　　 秋风刚起，河水初凉，离供暖还有一个多月，我就为防寒购买新房。
　　 搬家公司的卡车很大，足以装运全部的家什，却载不走所有的记忆。汽车驶离的刹那，心仿佛被撕掉了一块，人生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老屋，就如同挖树，再怎么小心也会折断一些根须。
　　
　　 五十余年的人生，历经四次搬迁，每次都是拔根的痛楚抵消了住新房的喜悦。曾经的旧居，即使在地面消失，也会顽强的屹立于记忆，如海潮中的礁石，任凭时光之流冲刷，岿然不动。
　　 第一块礁石，在一个大杂院，院子呈U形，院中央是自来水管，我家就在水管的正北面。水管不仅是二十来户人家的水源，也是大院居民聚会点，印象最深的是男女老幼，在罗积极带领下向毛主席像做早请示晚汇报。主席像就挂我家窗户上，正好挡住猫洞。全院男女老幼，只要是能爬下炕的都得参加，每人举着小红本，戴着忠字牌，跟着罗积极一句一句的诵读。而我家那只黄猫，因无法进出也站窗台上嗷嗷的叫。
　　
　　 罗积极是我家的西邻，某单位科长，学毛著积极分子，积极是绰号。罗积极不光是带领大院居民唱语录歌跳忠字舞，他还领着院里的学龄前儿童，捡西瓜皮，拾冰棍筷子，送到他们单位食堂，西瓜皮喂猪，冰棍筷子烧火。送去的时候，还唱歌喊口号。
　　 罗积极背着筐走前面，孩子们按大小个儿排队，一个拽一个后衣襟连成串，稚嫩的嗓音跟着他的公鸭嗓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高呼打倒某某捍卫某某。罗积极让孩子们挺胸抬头迈大步。两只手紧拽前面小朋友后衣襟，再挺胸、再抬头、再甩腿，整个一小鸭子。
　　 罗积极自己积极还逼着老婆进步。他的老婆，是个小脚老太太，见人就问：“吃了吗”，在厕所碰面她也这么问。其实老罗太太并不老，也就是五十来岁，是面相老，白发满头，还缺颗门牙。我妈说，那门牙是罗积极给打掉的。
　　 老罗太太不识字，人特别笨，罗积极教她背主席语录，她总背错，错了就挨打，挨了打也不长进，越打，她越错，罗积极只好罚她跪主席像下认罪。
　　 我妈说，罗积极打老婆，不是因为背语录，是因为他那个远房侄女。那侄女的家好像在偏僻的乡下，常来串亲戚，一住就挺长时间。别看是乡下姑娘，穿着打扮一点不土，模样也挺俊，大高个儿，扎红头绳，兜里总揣个小镜子，没事就照照。我不明白，罗积极为啥会因为她打老婆。
　　 我就问罗家的孩子，比我大三岁的小香。小香说，她也不知道，她挺讨厌这个表姐，因为表姐一来，她就吃不到细粮，白面和大米都给表姐吃了。小香说，她爸和表姐吃小灶，她妈要把饭端进里屋给她爸和表姐吃。
　　 于是我们知道了罗积极和侄女住里屋，老罗太太和四个儿女住外屋。我这么告诉妈妈，我妈突然大声训斥我，不许我胡说，更不许在外面说。
　　 还有一次，老罗太太拿着张信纸来我家，让我爸给看看上面写的什么。是那个侄女的爹写来的信。我爸大声给她念了几句后，突然不念了，把信纸还给她，说你们家的事，别往外张扬。
　　 老罗太太追问，是不是叔伯弟弟要钱，我爸没吭声。
　　 好像，不久后，那个侄女走了。应该是在侄女走后不久，罗积极就被挂了牌子游街。挂牌游街不稀奇，我爸也挂了，也游了。可罗积极跟别人不一样，他的牌子上还有两只鞋。我问妈妈为啥，妈妈瞪了我一眼：“小孩子家，问这干啥？”
　　 没有罗积极的组织领导，我们大院的早请示晚汇报就自生自灭。也不完全是因为没有了罗积极，大院的男人们忙也是原因。男人们都很忙，有的忙着武斗、有的忙着贴大字报、有的忙着抄家，不忙的，都关进“学习班”了。院子里职业女性少，大多是家庭主妇，除了一日三餐，也没啥可向伟大领袖请示和汇报的，家家吃的饭都是大饼子高粱米粥之类，大同小异，实无必要再费劲巴力的排着队朝主席像念叨。
　　 不光是仪式没了，院子里的人也渐渐稀少，先是哥哥姐姐们下乡，然后又开始一家一家的下放，很快就轮到我们家。
　　 我们家不是五七战士下放劳动，是黑五类遣送原籍。我那时还不懂什么叫遣送，只听妈妈说要搬家。
　　 可能预料到今后的生活会缺吃少穿 爸爸找朋友帮忙，用劈柴里挑出的木板，钉了两个巨大的木箱，将能带的都带上了，唯独，我心爱的黄猫无处安放。
　　 懵懵懂懂的童年，跟黄猫一起消失。长大后我曾跟父母提起那些搞不懂的事，爸妈说我记错了，很多事我都记错，包括老屋的位置、院子的格局。于是，记忆就成了一团暮霭，一朵云雾，只剩窗台上立着的猫，连猫也成了黄白的一个毛团，不甚分明，就在窗玻璃上的猫洞前，又像是在进屋又像是在出，一如那些往事，模糊、神秘，好似发生过，又好像从未存在。
　　
　　 第二块礁石在唐山乡下，三间房，东西屋，中间是灶膛，一口大铁锅旁一个水缸。东屋住人，西屋存粮食。水缸曾被我偷偷的养鱼。粮食是秋天从生产队分的，主要是地瓜和苞米，一个冬天就基本吃光。春天是最困难的季节，青黄不接，除了生产队干部，家家户户都要用糠麸和野菜蒸菜饼子。我吃过很多种野菜，感觉都没有榆树钱儿槐树花好吃。
　　 我那时已经是小学生，邻家姐姐淑芝比我大六岁，竟然跟我同班，她念了一年多，就不念了，跟社员们一起下地干农活，挣工分。
　　 淑芝长得瘦小，根本不像比我大六岁的。她总是饿，逮住吃的不要命。我亲眼见她跳下猪圈，从黑乎乎的猪粪中捡了一个地瓜，在衣襟上擦了擦，就咔嚓咔嚓的吃进肚。
　　 淑芝家穷，她爸没的早，寡妇妈好不容易把她兄妹拉扯大，她哥都快三十了，还是光棍。
　　 我爸在院子里栽了棵梨树，春天，雪白的梨花缀满枝头。我爸说，三年后这树就能结果，到时候我们就有梨吃了。到乡下后我就没吃过水果，都忘记了梨是什么滋味，爸爸的话让我开始掐指计算梨树挂果的日子，淑芝跟我一起算。
　　 那年夏天，浭水河上游冲下来具女尸，听说是因为家里给定的亲事不随心跳的河。
　　 女尸都泡胀了，大队书记让村里一个老光棍用张破席子裹了，放河沿儿等家人来领。
　　 泡胀的女尸很吓人，女人们都远远的看。胆小的我，只看见一卷破席子。
　　 那几天村里街谈巷议都是关于河中女尸，我们几个半大丫头在一起讨论那女的为啥要跳河。淑芝突然冒出一句：“我也想跳河。”
　　 我傻傻的瞪着她，不明白为啥。后来，听姐姐说，淑芝的妈要用她给她哥换亲。对象都找好了，就是南村的一个哑巴。
　　 整个夏天，我都在担心淑芝会跳河，其实我的担心很多余，淑芝会狗刨，跳河也淹不死。而且，直到出嫁，她也没跳。
　　 淑芝是在秋天出嫁的，我家梨树该挂果却没挂。她说，她这辈子是吃不到我家的梨了。我就说，等结梨，我给你摘几个送南村去。
　　 淑芝嫁给哑巴，然后闹离婚，没离成，然后就偷人，被哑巴往死里揍，然后不敢偷了，给哑巴生了两个儿子。
　　 我也没吃到那梨树的果实。没等梨树挂果，父亲就平反，我们全家返城。这次搬家，能留下的都尽量给亲戚邻居留下，梨树更不可能带上。
　　 回城后很多年，每当公园梨花盛开，我都想起老屋，想起那棵梨树，想知道它是否挂了果。
　　 没跳河的淑芝死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她嫁人后的故事，是我前几年回老家听说的。
　　 我是在2010年，摘梨的时节回乡探亲。进了村寻找老屋，转来转去的找不到。打听后方知，地震后，村庄未在原址重建，看似还是原来的村落，其实已经面目全非。房子都没了踪影，更别提梨树。
　　 找不到回家的路，只好冲着大约的方向拍张照，背后的屋舍密密匝匝，我的心却空空落落。老屋院子里的梨树，永远定格于满枝如雪。
　　
　　 第三块礁石是满洲国时的日本人所建，房子非常的小巧，走廊窄的仅容一人通过，可是有朱红色的地板和抽水马桶，而且房前房后都有小院。
　　 入住前，听前房主说邻居是悍妇，我们就决定不与其来往，重新扎篱笆，改院门的方向，她家朝西我家朝东，井水不犯河水。
　　 父亲从苗圃要了些剪掉的树枝扎篱笆，全家上阵干得热热闹闹，邻居主妇抱着孩子，冷冷的看着，她不说话，我们也假装没看见她。
　　 如果没有那个意外事件，也许我们和隔壁就这么老死不相往来。可是，篱笆扎好没几天，隔壁就发生火灾。
　　 那天，父亲感冒没去上班，有同事来看望，他送客人出门时，突然发现隔壁的窗子冒出浓烟。
　　 原来是邻居主妇离家时没熄火炉，炕烧得太热燃着了被褥，等我爸踹开房门，火苗已经窜起来。滚滚浓烟，把闻讯赶回家的女主人吓得不知所措。是我爸拎着大水桶冲进去，迎着火舌猛泼。
　　 消防车赶到时，火苗已经被我爸的几桶水浇灭。
　　 那天晚上，隔壁女主人抱着孩子过来致谢。我爸说，为了救火，踩倒篱笆，等弄到树枝再修理。邻居说，不用修了，没有篱笆，咱们两家来往才方便。她还说，我们扎篱笆时她就看出这家人良善，因为我们没按原来的界限扎，而是让出半米宽。
　　 没了篱笆的两家人相处的如同一家。我们叫她阿姨，她的三个小孩叫我姐姐。倒下的篱笆也非常的奇怪，竟然在第二年春天，发芽吐绿，长成小树丛。树丛那边的院子一片荒芜，我家院子里的草莓就毫无顾忌的爬过去，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带小孩子们采草莓是我住在那里时的一大乐事。
　　 我们两家的草莓被推土机铲平碾碎。我家没回迁，阿姨家也没有。虽然在同一座城市，渐渐的也失去了联系。不知阿姨家现在还种不种草莓，三个小孩也都该是青壮年了，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像儿时那样爱吃草莓，吃草莓时会不会想起我，想起老屋。
　　
　　 第四块礁石，是砖石结构的楼房，九十多平，厨房卫生间都很狭窄，也没装修。但是有管道煤气，又安装了浴盆，离医院市场公园都很近。父母和我就十分满足，一住就是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邻居换了一批又一批，我家却一直舍不得搬走。母亲在这房子辞世，外甥女在这房子长大。每个角落都留下记忆，每个橱柜，都储满感情。
　　 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虽然墙皮脱落，水管生锈，门窗松动，家具霉朽，我却依然难舍难弃。
　　 可是老房子供暖一年不如一年，老父亲已经年过九旬，再经不起一点风寒，为保老人安全过冬，不得不倾一生之积蓄，购置新居。忍痛整理物品，二十六年里的酸甜苦辣都被翻腾出来。
　　 床箱里掏出没开包装的防褥疮床垫，那是给卧床多年的母亲备用的。
　　 抽屉最深处垫着一张发黄的纸片，那是外甥女小学时的成绩单。
　　 角落里一个纸盒，里面满满都是二十年前的贺卡。
　　 积满尘土的衣柜顶上，厚厚的一摞，是我中学的作文簿。
　　 门厅那幅卷了边的字画，是父亲七十大寿所做，
　　 卧室墙角歪歪扭扭的涂鸦，是外甥女用蜡笔所画。
　　 沙发缝隙竟然夹着一小照片，上面扎羊角辫的小丫头分明是我三岁时的模样。
　　 旧衣服上面留着母亲缝的针脚，旧相册里有我少年的容颜，旧磁带里有逝去亲人的声音，旧光盘里有久别远离的朋友笑貌。
　　 这一切，都是没用的东西，可是，怎么抛舍？如何丢弃？老屋承载的记忆，能否保存？搬家，就是这么让人纠结。
　　 可世事不由人，纵有千般不舍，万种难离，家还是要搬，房还是得换，卡车还是载着我，别了老屋。
　　 人搬走，心却留下，不时，还要回去看看。虽然房子已经易主，不能再进屋，就站楼下，远远看一眼，寒冬里的心，也会有温暖荡漾成一泓春水。可是，终将有一天，小区要动迁，老屋，会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回归于尘土。
　　 如同许多往事，老屋，注定只能留在记忆里。如同旧时光，只能怀想，无法再见。
　　 老屋，你是我永远的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