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以来，天一直是灰蒙蒙的，雪花却未曾见到一片。
　　 趁着周末歇假，我回了农村老家一趟。
　　 村子还是那个村子，人还是那些人，荒凉凄清。通往县城的公路上，车辆和行人还是稀稀拉拉的。十几年了，改革的春风始终无法吹到这个偏僻的村庄，也无法给这个贫瘠的地方披上新装。
　　 见到了父母，虽然苍老了一些，但身子骨还算硬朗。母亲的腿病偶尔犯了一两次，敷了药也就不疼了。父亲照例在农闲时出去打打零工。
　　 寒暄过后，母亲做饭去了，父亲坐在矮凳上抽烟。
　　 ”爸——”我低低地叫了一声。
　　 “唔？”父亲茫然地抬起头。
　　 “别出去了，在家陪俺妈吧——”
　　 父亲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扭头又继续抽着烟。
　　 “要不，你跟俺妈搬过来跟俺一块儿住吧？”我企盼地望着父亲。
　　 父亲摇摇头，仍就没有说话，而后，猛抽了两口烟，将烟头往烟灰缸里一按，站起身来，背着手出去了。头也没有回。
　　 草草吃过午饭，没事可做。跟父母打声招呼就出门上街转了。
　　 天空更加昏暗起来，似乎可以感觉到有雨丝打在脸上，遂转身准备回去。
　　 谁知，在转身的一霎那，我的心咯噔一下。在一瞥眼之际，一个熟悉但令我害怕的身影，蹒跚地向我走来。我想躲，但腿好像灌了铅，根本无法移动半步。
　　 “唔，回来了。”她走进我身旁极低声地问候着我。
　　 “嗯嗯，回来了。”我支吾着回答。抬眼偷偷地瞟了一眼她。
　　 就是这偷偷的一眼，使我不敢相信，这就是我曾经的二婶。
　　 五十多岁的妇人，头发已经完全斑白，并且可以看出好长时间也没有洗发和梳理了。整个脸庞堆满了皱纹，只有眼睛偶尔闪动一下，知道是一个活物。衣服也好长时间没有洗过了，一股臭味扑鼻而来。裤子的裤腿已经开线了，透出仅剩骨头的小腿来。穿的鞋子已经开胶了，近乎一双拖鞋。颤巍巍的拄着一根两头开裂的竹竿。
　　 我的心里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伟伟，你是个文化人，嗯，嗯，你相信……报应不？”二婶凑近轻轻地问。
　　 我的心噗通一下。报应？真的很难说。说它信，它就信。说它不信，它就不信。
　　 “这个嘛，嗯，我也说不准的，要不……我考虑一下，回头告诉你吧。“
　　 说罢，我转身就往回跑，就如同小时候，在别人家玩的时间久了，父亲提着鞋在后面撵着往家赶。
　　 二婶兀自站在那里，似乎在等着我给他满意的答案。
　　 我一溜烟躲进了自己的屋子，坐在炕沿边，心仍旧在噗通噗通地跳着。
　　 “我这样回答她，她会怎样想呢？”我在心里嘀咕着。
　　 “唉，管她的，反正呆两天就回去了，也可能碰不上她。”我心里安慰着自己。
　　 窗外雨滴声渐渐大了，房檐下也开始滴雨滴了。
　　 晚饭后，我一个人静静地躺在炕上，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今天见到的二婶来。
　　 ……
　　 一个秋风瑟瑟的午后，阵阵的秋风吹起了地面上落下的树叶。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领着个女孩，挨家挨户乞讨着。妇女乌黑的头发很是凌乱，脸色看起来比较红润，上身穿着不合时宜的花布袄，下身穿着宽大的黑色裤子，右手拿着一只缺了口的白瓷碗，左手牵着小女孩。女孩约莫有个十二三岁，头发和脸脏兮兮的，但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却让人喜欢，穿着宽大的白色羽绒服，领口袖口处已经烂开了，腿上穿着别人给的蓝裤子，裤腿盖过了鞋子，拖在地上。
　　 村上的一些好心人见这两人可怜，就拿出家里的蒸馍给她们吃，同时也了解了一下她们的情况。原来，这是母女俩，家里遭了灾，除了她们母女俩外，其余的人都在灾难中死去了。听的人都唏嘘不已，一些人还掉了眼泪。
　　 乡亲们问母女俩有住处吗，她们说没有。刚好村子东头有一间破庙，里面也没有人住，大伙就建议她们母女俩暂时住在那里。一些好心人给送去了被子和褥子，还有人送去了吃的和喝的。
　　 村上有一个我称为二叔的中年人（为什么称为二叔，我一直不明白，反正是我父母让我这样称呼的），三十五六岁，因为腿脚的问题，没有女子愿意跟他，所以一直是个光棍。虽说是一个人，但人很勤快。一间砖瓦房，愣是收拾得干干净净。自己种着三分地，也能满足日常的吃饭问题。
　　 村上的干部们看着讨饭的母女俩，再看着一直打光棍的我二叔，然后一合计，干脆把这俩撮合一下，让住在一起吧。
　　 冬日的早晨，太阳懒洋洋地露出笑脸。二叔门口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着，大门上的红喜字显得格外耀眼。村上的干部们和村民们脸上也笑开了花。二婶经过精心的打扮，显得跟以前判若两人。人漂亮了，风韵了。女儿梅梅也干净了，皮肤很白。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二婶一家将瓦房重新里外粉刷了一遍，也盖了一圈围墙。梅梅也在镇中学上学了，成绩也不错，一直在年级名列前茅。
　　 这样的好日子没有持续几年，二叔在一次检查中查出患了癌症，已经进入了晚期。
　　 一个昏暗阴沉的早晨，二叔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在了炕上。母女俩哭得撕心裂肺。家里的顶梁柱倒了，但日子还得要过。
　　 埋了二叔后，二婶看上去老了许多。乌黑的发丝间增添了许多的白发，额头上也出现了些许的皱纹。
　　 梅梅渐渐长大了，出落得跟一朵白莲一般，正如她的名字一样，像梅花一样冰清玉洁。女儿虽然俊俏美丽，但并不像富家千金一样养尊处优，而是常常在工作之余，帮着母亲在地里干活。村里人都夸二婶有个好女儿，真是有福份啊。二婶心中自是很高兴的。
　　 这天傍晚时分，天色渐渐暗淡下来了。梅梅下班经过镇政府门口，刚好镇党委书记骑着车子出来，碰到了梅梅。
　　 “哎，小梅，这么晚了才下班呀。”
　　 “哦，叔，单位刚才让加了一会儿班，所以这会儿才回家。”
　　 “来，我送你一程吧，晚上路上人少，一个女娃走着不安全。”
　　 梅子犹豫了一下，然后就坐上了车子。
　　 走了一段路程，书记看看周围没有人。突然将车子停下来，转过身子，色迷迷地将梅梅从头到脚瞄了一遍。
　　 “身材真好，脸蛋真漂亮啊，嘿嘿嘿。”
　　 “叔，你……你……你要干什么呀！！”梅梅惊恐地望着书记，脚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却。
　　 但还没等小梅转身，书记就扑上去用一只手捂住小梅的嘴巴，另一只手搂着小梅的腰，使劲一抬，小梅两脚离地了。书记抱着小梅向旁边的菜地里走去。
　　 书记强暴完小梅，正在提着裤子，小梅躺在地上掩面哭泣着。
　　 一道手电筒光照在了书记的脸上，书记本能地用胳膊遮挡光线。那人一看是书记，丢了手电筒就跑掉了……
　　 二婶已经做好了饭——两碗小米稀饭，一盘腌咸菜，两个蒸馍。二婶抬头看看窗外，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怎么还不回来呀？”二婶心里嘀咕着。然后站起身来，开始在屋里来回转悠着，眼睛时不时地望一下门口。
　　 突然，一个人影快步的冲进门里，闯进屋来。
　　 “他婶子，不……不……不好了，你……你……你女儿，遭……遭……遭人……强……强暴了……”来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什么？！他叔，你说什么，梅，梅怎么啦，梅怎么啦！”二婶紧紧地抓住他叔的衣袖。
　　 “别……别……别问了，快！快！跟我走。”
　　 来人顾不上喝口水就拉着二婶往外跑。
　　 两人一路小跑来到了菜地里。书记已经不见了。而小梅却永远地躺在了那里。
　　 二婶看到小梅尸身后，还没来得及哭泣，就瘫软在了地上，昏死了过去。
　　 夜很长很长，夜很黑很黑，夜很静很静，也是那么可怕。
　　 二婶醒来后，就开始哭泣，开始流泪，嘴里不停地喊着女儿的名字。乡亲们也来安慰，也来规劝，但二婶仍旧是哭泣，仍旧是流泪。后来乡亲们也就不去安慰和规劝了。
　　 第四天一大早，二婶穿了一身白大褂，头上缠着白纱巾，要到镇政府找书记去，要为女儿报仇。村民们赶快把二婶拦住了。
　　 “他婶子，别去了，咱们老百姓弄不过人家的，自古以来民就没有赢过官的。”
　　 “是啊，是啊，别去了……”村民们附和着说。
　　 二婶看着村民们恳求的眼光，没有说一句话，转身慢慢地回去了。
　　 我听到这件事后，立即赶到二婶家里，拍着胸脯向二婶保证，一定会给梅梅姐讨个说法，一定会让党委书记绳之以法的。
　　 回到家里以后，我立即写了一份举报材料，然后复印成几份，分别投给了省市相关部门。我还到当地派出所举报了党委书记的暴行，派出所让我等候消息。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举报材料就如同泥牛入海一样，没有一点动静了。派出所也没有和我联系过，更没有找过二婶。
　　 几个月后，二婶不见了。听人说是上北京去了，要找中央领导反映。谁知道呢，既然她去了，我也就不操这个心了。
　　 去年春节前的一天，天空下着零星的雪花，庄稼地里、路面上、房顶上、树枝上，都覆盖上了一层薄雪。二婶就是这一天回来的。头发白了近一半，也很凌乱。脸色看上去苍老多了，眼里放出无助的目光。衣服和裤子也破了。变化最大的莫过于拄了一根竹竿。
　　 那年春节回家，我呆了三天就走了，怕碰到我的二婶，更怕她问起我给她的许诺。
　　 我只是多读了一些书，腹中有点墨水而已。
　　 ……
　　 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的中午了。我吃过午饭后，就匆匆地告别了父母，乘上开往西安的火车。在火车上，我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说二婶死了。死在了那间破庙里。手里紧紧攥着一份举报信，而这份举报信就是我给写的。
　　 我握着电话的手，僵硬地举着，眼光不知望着哪里，就这样僵硬着……
　　 2015年11月17日作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