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准备动身去参加一个宴请，接到个电话，原来是我的忘年交、打了三十年交道的他老兄。他在电话里一再说那天天气不好、没来得及来参加我儿子的婚礼，很是过意不去，今天特意来见我一面。实际上今天的天气也不大好，细雨纷纷。匆忙间我就跟家人打了个招呼，登上了去往他落脚的那个地方的公交车。
　　 三十年前，最初在县文化馆见到了他。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对我而言十分关键的人。所谓关键，有两点，其一，是在他的影响之下，我初步开始学习写诗，再之后才写小说，写散文。其二，同样是在他的影响之下，我开始学着给娃娃们培训写作文。前者让我偶尔能划拉几笔叫诗不叫诗的东西，并陆续见诸县里县外报刊以及厂报，权当给自己充充门面，后者则多少减缓了自家经济状况的捉襟见肘。所以究其缘由，我应该是满怀深情，来怀想与他相识相伴的日子的，应该是充满感恩地把他作为我生命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贵人来对待的。
　　 去之前，我没想到会遇到谁。我是与我们小荷文学社的一个朋友相随去文化馆找老师的，目的就是想询问下有没有老师指导我们这些文学青年进行诸如小说散文诗歌等的文学创作，可以的话，邀请老师到厂里给我们上上课，做做指导。当我们走进文化馆大院，在北面走过一溜正屋，推开挂着写有“文学创作组”字样的牌子的那扇门后，我一眼就看到了一张沧桑的脸，这张脸的主人正坐在一张桌子跟前，手里拿着一本书。看到我们，他就抬起头来，注视着我们。一时间，我以为这是一个来文化馆串门的乡下人。正当我左顾右盼，看屋里还有谁在的时候，他问道：“你们找谁？”
　　 看着这张饱经沧桑、沟壑纵横的面孔，我想起了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朋友说明了我们的来意，他就笑了，说：“呵呵，想搞创作？好事情。嗯，先坐下哇。”不仅仅是长相，就连他说出来的话，也是土腔土调，充满了土坷垃味道。不过，通过这话，无疑就证明了，他就是这个屋子的主人。不知道朋友咋想的，我是忐忑着坐下了。坐下了还好一阵的心猿意马，不清楚眼跟前这个老农民似的人能教我们学会些什么。这种心理一直左右着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直到之后县里的一次文学创作赛事后，我才对他刮目相看。因为他一举获得本次赛事惟一的诗歌一等奖。这个成就十分引人瞩目，不但是我，我们厂文学社的所有人都惊奇不已：“哦，就是那个一脸沟壑的人吗？”“他写的诗歌是一等奖！”……特别的事件造成了特别的氛围，于是，自此之后，一方面，我们去他那里越发勤了，跟他尽量取取经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感觉和他坐在一起，说说话，是一种造化，好像多少能沾些仙气，回头就能写好诗歌似的。这样的心理是奇特的，你没有亲历无法体会。再方面，拿到县里的刊物后，一看到有他的诗歌，必定先睹为快。而往往，每期都有他的诗歌见刊。他有时用的是本名，有时就用笔名，“见力”。最初看到，感觉不像个人的名字，慢慢习惯了，反而意识到一种独到的意思。比起他自己的形象来，这个名字要特立独行多了。要是他自己走在大街上，很平常，你一时半会儿肯定不会把他跟别人区分开，你没法意识到，这个一脸土气的人，就是那个会写诗的而且写诗写得很牛的人。据说他的诗歌，不但发表在了《人民日报》和《山西日报》上，还走出国门，在新加坡、香港等刊物发表。那时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还没回归。总是能从他的诗歌里感受到那种新奇独到，那种充满西方风格的结构和词语运用。他习惯把语序打乱，把词性颠倒，初读出乎意料，慢品击节赞赏。这跟他的外表形貌，更是八竿子也打不着。据此，我更加对自己的先入为主感到尴尬，人真的是不可貌相的。我常常拿自己新写的小诗去找他，他看了就挑刺，这里多余，那里不得劲，这个词换个说法，等等。一旦可以在他主持的小报上露露面了，哪怕是在中缝上，哪怕被他删改得仅仅剩下三五行了，也是十分欢喜的，毕竟，过了他严苛的关了，毕竟，能取得这些微小的成绩，也是不容易的。
　　 后来就常常往他这里跑了。有时候我一个人，有时候则我们好几人。不过说实话，每次见到他，总是很矛盾。是一种不见时想见、见了又怕见的感觉。想见是因为他会写诗，而我那时候对诗歌的写法纯粹不懂，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写诗。对诗歌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初中课本上那些肤浅简单的概念上。怕见呢，是因为，一开始他给我的印象就不太好，不是他相貌的问题，相貌那是浅表的，我再怎么意想不到，也能理解，但他老是强调“钱”这个东东，就使我这个初涉社会的青年打翻了五味瓶。他有时候就跟我们掏心窝子，说，钱这东西，有用时候就得用，你不用就是害。该花钱时候就得花钱，花上钱才能挣下钱。比如要在上头发表作品，你给编辑花上钱试试看，看他给你发表不！要不就请他吃上顿饭。你说甚，编辑不喝酒？那吃肉吧？肉也不吃？那吃鸡蛋吧？总有他吃的吧？听他这么说，我就忍不住想，莫非你那外头发表的，都是走人情走来的？这样说来，还有什么意思！他不管我的想法，一个劲说，钱，钱，钱，一口一个钱，我听了心里很是不得劲儿。当然了，从内心里，谁也不讨厌钱，我也不例外，虽然我仅仅是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涉世未深，心胸间一股豪气，觊觎着冲天一搏的鸿雁之志，但是要叫我说实话不待见钱，也是不现实的。不过再待见，也不好意思口口声声把钱放在第一位，何况我们也是认识不久，关系并不铁，我还算是他的学生吧，像他这样，以一种充满铜臭气味的态度来走进我们的生活，我还真是不太适应，于是不自觉就采取了回避迂回的态度，来对应他的过分和极端。日子长了我就知道，其实他并不是个喜欢心里算计的人，只是他比较率性而已，喜欢说真话而已。何况，他的家境也促使他不会像其他人那样说话做事。他是从乡村学校调到县文化馆的，沾了他会写诗的光。老婆还在村里种地，孩子们也跟着在村里上学。他自身的一切还保留着那份纯天然状态，好像还是在村里一样。也许见了社会上人，他会穿戴起厚厚的盔甲，但是见到我们，他就把自己的真实面孔回归到天然状态，让人看到了他的本来面貌，使得一切都貌似自然而然，不生硬，不刻意。虽然看上去俗气了些，市侩了些，让人心里不悦了些，但毕竟是久经生活磨砺后的真知灼见。一般人谁愿意跟你个毛头小子说道这些？可惜当年我年纪轻，不懂。及至之后懂了，方明白他的坦诚与朴质，但我们已经因为彼此的生计问题远隔一方，各忙各的了，实在没有机会好好叙谈叙谈。
　　 大约是三四年之后，他离开了县文化馆，只身跑到外面，忙。据说是给某些报纸跑稿，比如说某报需要什么什么稿，他就专门找到相应的人——相关部门责任人，相关厂矿老板，说花上多少钱，给你宣传报道下，你是想上照片多少钱，上一个版面多少钱，多少字多少钱，等等等等，不同的版面不同的费用，当然也就是不同的报道效应。过去有俗话说好酒不怕巷子深，如今喊好酒也得勤吆喝。一旦吆喝成功，他就有了赚头。利润看他跟人家商讨的结果。所以他这吆喝的门道挺火，用他的话说就是挺吃香。但是其中的辛苦自不待言。因为他得骑上自己的大架子自行车，成天风里雨里跑，说不准就落脚到哪里，而且社会上三教九流无奇不有，他是什么人也得跟人家打交道。遇上再远点的地方，就得坐公交打的，远天远地跑。凭借他的两条腿，凭借他的三寸不烂之舌，事实上老天爷还是挺呵护这个勤快人的，他用这门“手艺”，养活了老婆，养大了儿女，在村里盖起了新房，给儿子娶过了媳妇……这些不是断断续续在偶然的电话里听他絮叨，就是不经意间听别人说起。他一再鼓动我说，其他就不说了，起码能养活了你，任凭你走到哪里也是好烟管够，好茶饭招待。所以他竭力建议我不用给人打工了，跟上他一道吃香的喝辣的去，但是我犹豫了。我深知，他这个“手艺”不仅仅需要吃苦，更需要个人能力。而生性木讷、头脑迟滞、不善言辞的我，肯定是赚不了这个钱的，所以一直没有敢应承。自己得对自己有足够的认识才行。有的路适合人家走，但不一定适合自己走。当然，适合自己走的路，也不一定适合其他人走。世上的事情，总是客观辩证的。
　　 去年有一天，他打电话问我咋样给刊物杂志通过邮箱投稿。原来他一直是通过邮寄自己手写的稿子投稿的，这些年顾了生计，他早不写诗歌了。近两年儿子继承他的事业，而且做得比他更大，跑到了京城，忙的是网上的生意，赚的钱越来越多，他也身体原因，跑不动了，这样他便闲下了身子，诗心就又活了，就又拿起笔来，却没想到人家现在是一般不要邮寄稿，以电子稿为主了。他一再跟我说他跟不上时代了，被时代淘汰了。我在电话里说道了一番，他半懂不懂的，我就问，你在哪里？他说医院。我吓了一跳，再问知道是他老婆身体染恙住了本市的一家医院。于是我顺路买上一点心意，去医院看望，一并解决了他的投稿问题。前不久他从乡下的家里再次电话我，说投的稿人家说格式不对。我反复说明，也不知他听明白没。他说要再去县城一趟，因为原稿还在人家电脑上。我才知道他是在县城找那打字复印的店帮忙打字并投出去的，他自己不会用电脑，更不会上网。看来他离开这个时代确实够远了，更有些老牛走在柏油路上的感觉。不过听起来，壮心不已，还是应该给他点赞的。
　　 他的大名，我们这里文化圈中的人都知道。出于礼貌，起初，我一般叫他老师；近年见了面，就直呼其老兄。他也乐呵呵地答应了。
　　 一边杂七乱八想着，一边就看到，车窗外，细雨里，他老兄仰着脸站那儿候着。那张脸，还是沟壑纵横、沧桑历尽的模样，就是越发瘦削了些。我走下车，跑了几步，一把攥住他的手，瞅着他的脸，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