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岁的大妈去世的时候老家来人，两位堂姐说我跟我父亲长得特别像，连言行举止都跟我父亲一样，心中有种莫名的骄傲，在我心里一直没有跟别人道出过这样的话题，从不敢跟父亲相比，他是我一生都只能仰视的人。
　　 父亲是个一呼百应的人，官不大，是个小小的船队长，盐南战役中驾着小船、冒着炮火支前、火线入党。在我幼小的印象中父亲是个性格刚强的硬汉，在他的身边有种绝对的安全感，但同时也是个脾气火爆的人，对家人十分严厉，稍有不顺就会发脾气，因而对他是既爱又惧怕。
　　 我的童年是被笼头扣大的，父亲经常会到县城开会，参加各种活动，只要是有时间，只要是他高兴，我都能享受到特殊的待遇，就是牵着他的手，骑在他脖子上去县城看样板戏，十大样板戏一个不拉，闲时他也会哼上几句。我是个乖巧的孩子，在他面前绝不敢有一点出格行为，我在他的庇护下度过童年的生活。后来他把我送到爷爷身边，住在马房，从此我较长时间地离开父亲到学校去上学。
　　 小学时最开心的事就是父亲能回来开会，他会带我去吃食堂，会议结束每次都一定有一个会餐，那可比我过节还强，我总是按时站在他的身后，一桌子的大人们都会夹菜给我，直吃到我肚大腰圆、打着饱膈方才罢休。
　　 脱离父亲的视线后我便不再是个安分的孩子，有一次放学后我在麦田边上回爷爷的马房，一边走一边翻着跟头，还一个人做出些怪模怪样的动作来，浑身上下沾了一身泥土。突然左边的一只耳朵被人拧住了，裂着嘴一看，父亲好似从天而降，好不尴尬。就这样，少不了一顿严厉的训斥。
　　 在上小学期间我是个被人歧视的人，县城的学生总爱叫我们这些水上职工子女为“水鸭子”，有一次老师统计有哪些学生的父母是党员身份，我一下子把小手举得高高的，这一举动让所有小朋友都大吃了一惊，从此沾上党员父亲的光，我的地位也相应得到了提高，一些小朋友还主动找我一起玩，他们不再觉得跟我一起有失他们城里人的身份了。
　　 初二的时候二哥去当兵，看到小时一起的伙伴们不少都开始分配工作了，我初中毕业后也想早点一起参加工作，但二哥再三交代让我继续学业。经大嫂联系，我来到乡下继续读初三。第二学期上了一半出了件意外事故：上午第二节课间到食堂送饭盒去蒸，上课铃响起来的我便快速往教室跑，从厕所里猛地跑出一个小学生，正好撞在我怀里，头重重地摔在地上，当场不省人事，我赶紧把他抱起来冲向小河对面的大队医务室，医生查看了一下就叫赶紧转院，看着这小孩子被拖拉机送走，我的魂也吓掉了。正在这时父亲来了，自我上学之后他从没到学校看过我，应该说是父子连心吧，后来他说是有种预感，所以就立即动身跟人家借了辆自行车过来看我了。他先是跟学校沟通了一下，了解了一下情况，然后来到我的宿舍，我以为这次他肯定要大发雷霆了，但他却表现得那样慈祥，只是说“只要你不是跟学生打架的就好，这是意外，人家有什么损失我们理应负起责任，你也别有太大的精神负担，该上课还是继续上课，需要钱的时候跟我说”。
　　 高中毕业以后作为上升劳力我正式步入社会，参加分配，单位几千名职工子女中只有我一名高中学历，算是单位的宝贝，加上我先前名声在外，领导格外开恩，工作尽我挑，我思虑了一下，决定到学校做老师，我就是觉得老师是一份高尚的职业，会让父亲有面子，事实上，自我做了老师之后，父亲的性情也有所变化，比以前和善许多，也很少训斥下属和同事们了，我用我第一个月拿的工资买了一条华新香烟来孝敬父亲，父亲的表情变化不大，但我能看出他那微微流露出的自豪和满足，他总喜爱将这包烟在有人的时候发给别人抽，还会顺便跟人家说上一句：这是我家小六子买给我的。我知道，他这是在跟人家表明对儿子表示满意的意思，我也为自己已经成长得到父亲的认可而感到开心。
　　 在哥哥姐姐中我排行靠后，父亲碰到事情只和大哥二哥商量，永远没有我的份，大哥去世后二哥就是他的参谋，在他眼中我永远就是个孩子。
　　 1986年的5月，家人们的脸色变得严峻起来，大姐偷偷地在哭，他们告诉我，父亲病了，要去南通肿瘤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经商定，由二哥、大姐、妈妈和我一同陪父亲去南通平潮医院。临走前我到教室跟学生们做了一番交代，让他们在我离开大丰的这几天要跟以往一样。在跟学生们话别的同时好象马上就要失去父亲，看着一班学生脸色跟我一样的严肃，伤感顿起，眼泪不自觉就流了出来，结果是这情绪象受到传染一样，全班同学都在擦眼泪，几个女学生已哭出声来，没有一个人掩饰自己的眼泪，师生之间的情谊在这一刻得到印证，那情景让人一生难忘。
　　 父亲在南通平潮医院的诊断结果为肺癌，大姐得到最终确诊的确诊消息当场昏厥。
　　 父亲回大丰住院期间我却因个人生活问题被迫离校，原本让父亲为之骄傲的儿子却在这关键之时扫了父亲的面子，这样的变故无疑是给了病重的父亲当头一棒。但父亲却没一声责怪，只是叮嘱我这样几句话：今后在工作中一定要多听领导和师傅的话，凡事要分清是非，多做事多吃苦。
　　 父亲病重期间我有机会常近距离的跟他在一起，聊些家常，并对我今后的去向问题发表他自己的观点，同时将自己的打算细说给他听，尽管他的文化有限，但我知道他心里亮着呢。
　　 三爷去世的时候我陪同父亲去老家秦南，老家的人都很尊重他，尽管他已病重，但只要他在场，所有大小事务族都要尊重他的意见，他永远都挺拔的身躯和特有的气质有着一种强力的磁场效应，所到之处都有数十名族人陪伴，也都知道这将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站，无不暗自垂泪。
　　 我搀扶着父亲，尽量让他少动、多休息，他知道从此不可能再回老家，总想四处再走走、再看看，他一直是仇氏家族人心目中的能人，也都因他而骄傲。临别，他到爷爷的坟前看了一下，独自一个人不知说了些什么，我们能猜出个大概，却不敢多想。
　　 父亲死于病痛，最后一天下午他不住地喊着头疼，我还去请了医生，医生感到无能为力，这是恶性细胞转移到头部所致。到了晚上九点多便离世了，最后一句话是问大叔在不在身边，我突然感到，父亲再是英雄也需要情感的依赖、亲情的陪伴。
　　 他是一名优秀的党员，凡事总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最后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得到一面党旗，因为他自己感到他的一生无愧于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经了解得知，县团级以上级别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我们不忍告诉他有这样的规定，只是答应他，并买了一面崭新的党旗，临别的时候悄悄放在他的身边。
　　 看着父亲最后的面容我欲哭无泪，但事后我却会在唱歌的时候泪流满面：
　　 “你曾经轻轻牵着我的手，走过草地，跨过山坡，你说那青山永远挺立，流水它永远无尽头。人生是一场血泪的战斗，不要向失败低头，哦，爸爸，你不要走的匆匆，来不及告诉我来不及告诉我你就走，生存的条件就是要忍受，经得起现实折磨，为何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牵不到你的手？”
　　 四年后我换了新的岗位，领导就是父亲的徒弟，人走茶凉，我不仅没能得到任何的眷顾，就连最起码的公平都没有得到，在那个嘴上喊着“知识就是生产力”的年代我被压制在一线做工人八年之久。工作之余我常默默哼着父亲的这首歌，没有悲伤，只有不断地努力，期望有一天事业有成能告慰父亲，不管多久也得让他泉下有知：儿子是一个让他骄傲的人。
　　 父亲走了，在当年这棵轰然倒下的大树护佑下他的灵魂和精神开始生根发芽，父亲得到了新生，一棵棵年轻的树正在成长着，大树倒了，根须还在，且如今早已树叶繁茂、硕果累累、生机勃勃。
　　 无论在我失意还是有所成就时总是那么地渴望着能再牵一回父亲的手，因为我在他眼里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