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中郎，即：袁宏道，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湖北公安人。这位仁兄（恕我这样称呼）虽然官职不大，但是其“七辞其官”并在文学、佛学上取得辉煌成就却让人感慨颇多，深受启迪。
　　 袁中郎跟历朝历代学子一样，从小苦读经书，发奋成才成人，曾有“谁不乐作官”、“少时望官如望仙”的感叹！所以，在他不懈努力下，明万历十六年（1588）中了举人，万历二十年（1592）中了进士，万历二十三年（1595）在他二十八岁时，终于出任了吴县县令。此时的他春风得意，壮志凌云，特别兴奋，他在给家乡好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弟已令吴中矣。吴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长，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说法，石有长老。……”意思是说，这下我来吴县当县令，不光吴县的老百姓有了个好领导，连湖泊山水都有了好主人，茶酒也有了好知已。表达了袁中郎想一展才华、为民办事，而且还能顺便享受当地的美景、美食，吟诗作赋的天真想法。
　　 袁中郎为官确实很卖力，得到了祖籍苏州人、当朝首辅大学士申时行的赞扬，说吴县“二百年来，无此令矣！”对袁中郎“德能勤绩廉”给予了充分肯定，预示着年轻的县处级干部袁宏道，一定会继续发达，前程无限。据清代钱牧斋《列朝诗集小传》载，吴县“县繁难治”，中郎却“能以廉静理”，着实是一个好县令。
　　 然而，一年后，袁宏道却发现当官不是那么回事，认为“官实能害我性命”。他在《燕京别大哥三哥》和他在散文里表达了这种心情：“白马望吴门，惨淡无边际。畏路如畏虎，猜官如猜谜。长兄见老成，劝予勉为吏。”
　　 于是，他要辞官，而且态度坚决，义无返顾。第一次他给上级写报告，说自已病了，祖母要回北方，他自己终是林莽中人，希望使他“得早还乡里，虽死之日，扰生之年”。第二次报告他是进一步的发誓，如辞呈所说，“一字若欺，神明殛之”。第三次报告，他说，若能允许他，那真是“天高地厚，恩岂有极”。第四次报告，他有些愤慨了，一面给领导戴高帽子说，若许他辞官，那么以后生命，都算是领导所赐；一面表示自已的决心，宁愿抱头逃遁，革去官职，也不愿意“粹死他乡，作无依之馁鬼”。第五次报告，他进一步的说，东西都整理好了，只等领导批示。第六次的报告，是下了最后的决心，准备逃走。在报告中他写到：“职此时如釜中之鱼，欲活不能，欲死不可，展转以思，惟有逃遁而走，可以保全驱耳。这样的说陈，也依然没有结果。于是，中郎只得再写第七份报告，改变策略，干脆地说，实在不行，我只好把官印交到您的府上了。
　　 经过这样的九牛二虎之力，中郎总算把县令辞掉。辞掉县官的袁中郎此时无比的快活，他写信给聂化南道：“败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一个“少时望官如望仙”且“二百年来，无此令矣！”的才子、好官，如何变成视当官为“铁网”，“铜枷”，“刀山剑树”的呢？
　　 读了袁中郎的尺牍四卷，你会发现这样几点：一是袁中郎厌恶官场的丑态。在许多书信中，他透露出这种痛苦：“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意思是，没想到自己堂堂一个县太爷，想为老百姓服务的，可官场规矩实在黑暗，要求自己要有一幅奴才般的贱骨，妓女般的笑脸，搜刮百姓的心肠，媒婆般的花言巧语，一天里装神弄鬼，好象演戏一样，对人忽冷忽热的，完全是打摆子的意思，不是戏子做不了官。二是袁中郎心力交瘁苦不堪言。袁中郎干工作可算卖力，他察灾情、兴水利、搞旅游、抓农垦。然而，要当好一个县官光苦干还不行，他说：“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陈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唯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避无地，难矣！难矣！”意思是说:吴县是全国最繁华、富裕的地方，官僚多，迎来送往多，比起其他地方负担更重。尤其是闲是非也多，整天让人提心吊胆、惶惶不安，让人趋避不及，逃避无地。简此是“直如吞熊胆，通身是苦矣”。
　　 总之，在一年之后，袁宏道如被缚的山中猿猴，锁在笼中，焦急欲死，终至大病。他对别人说，我不得不为自己预备“墓文”。三是袁中郎有真才实学不屑作官。袁中郎是一个文学家，喜欢谈禅。做官，没有了想象中的浪漫，更不能做“豪客”，做“幽人”，做“游客”，所以他在信中写道：“人生几日耳，长林丰草，何所不适？……故竟归去来兮宁乞食而不悔耳。”辞官后的袁中郎先游祖国的名山大川，“无一日不游，无一游不乐，无一刻不谭，无一谭不畅”。其间，他以叙引、序、尺牍、游记和传记为载体，高唱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创作了大量集思想性与艺术性一体的作品，在中国散文史中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在晚明诗歌、散文领域中，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史称“公安派”、又谓“公安三杰”，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隆，是这一派的领袖。他过着悠哉游哉的生活，在老家栽了许多株柳树，在堂上题写了“柳浪”之匾。高卧柳浪湖上的袁中郎，过着他在《与友人》信里所说的“实参究，广诵读，多会人”，终日蔽长林而啸傲水石。他潜心钻研佛学，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底的时侯，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写成了中华佛学史上不朽的名著《西方合论》。明代四大高僧之一，被尊为净土宗祖师的藕益大师很重视这部见地透彻的著作，将其选入筛选标准极为严格的《净土十要》刊行。
　　 袁中郎辞官给我们的启示：一是并非人人都适合做官。做官固然是历朝历代人们追求的目标，因为，读书－－做官－－发财，是封建制度下经久不衰生财之道。然用现代人的话说：“有命赚钱，还要有命花钱，”如果你如袁中郎一样，“职才识迂疏，终是林莽中人”，喜做“豪客”、“幽人”、“游客”，不愿做“戏子”，那你最好别做官，因为，如此睿智的袁中郎最后也弄得“面如烟，骨如系，肘如戟”，感叹“官实能害我性命”，你我又如何呢？！二是要走适合自已的人生路。袁中郎性情豪迈、才气横流，如果是个视官如命之徒，他很可能就“以性命殉官爵”了。但是他选择了辞官，而且是“七辞其官”，走了适合自己的人生之路。官场少了一个“仕路中人”，社会却多了一个“国子博士”、“时代文豪”。是袁中郎之幸也是历史之幸！三是辞官不是“辞世”。对于袁中郎来说，辞官只是他主动转移人生战场的一种手段，寻找实现人生价值的另一种方式，辞官后的袁中郎在文学、佛学上的造诣足以说明了这一点。相比现代少数辞官者或消沉、或去当“董事长”，似乎又高明纯洁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