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那个几百户人口的小村庄里，有一处红砖砌成的高墙大院，院子里用栅栏围出一片菜地，里面种满各种蔬菜、花朵。走进院子正中是琉璃瓦红砖的人字形正房，阳光照射在50公分的大眼玻璃窗上，闪闪发光，右边与正房相接成直角的是一溜几间平房。每次经过这个院子，我都会驻足张望。
　　 这个院子是我的同学伟的家，伟是个安静的小男生，瘦长脸，五官生得端正。他爸爸是当时村支部书记，拿工资吃供应粮，家里有电话，是我们所羡慕的。
　　 听妈妈讲，我与伟是第一批计划生育的幸存者。那年，新中国的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掀了起来，政府提出口号：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妈妈怀上我的时候，上面已经有了两个哥哥，伟上面有了一个哥，一个姐。伟与我，在妈妈的肚子里就被定位“计划外生育者”。
　　 那年，村里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听说了妈妈怀孕这件事，便大张旗鼓地把妈妈“请”到村委会，威吓、劝说妈妈做流产。然好话说尽，妈妈却一言不发，最后计划生育主任说：“看来你是要硬到底了，那么就别怪我们动手了！”
　　 这时候妈妈突然说了一句；“让我做掉可以，现在不是提倡村干部、党员带头吗？只要他们带头做，我也做！”
　　 当时领导小组骑虎难下，只好派人把村长媳妇请到了村委会。晚上与我妈关进一间屋子里，送吃送喝，就是不让回家，声称不做流产不能回去。深更半夜，两人商量，“只要一条心，宁死不做，谁也不敢对咱怎么样。”半夜里，我妈撬开房门借着月光一口气跑回家躲了起来。第二天，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发现屋子里只有村长媳妇，碍于情面，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那年，伟与我紧紧相差半个月先后出生。
　　 我们两家住得很近，他们无事闲聊还时常提起这件事，“要不是当初的坚持，怎么会有这两个孩子呢？”我与伟同一年上学，一个班，很自然就走得很近。
　　 那时，伟的爸爸是村干部，家庭条件又好，因办公所用，他们家装上了我们村仅有的一部电话。因为我家亲戚大都在外地，妈妈征求伟家的意见，把他家的电话号码留给了我那些亲戚。只要有我家电话，伟就会一路小跑来喊我：“有你家电话，快去接！”我心里窃喜着与妈妈一前一后地去他家接电话，妈妈在屋内聊天，我与伟在他们的大院儿里玩游戏。
　　 小学阶段的班主任，是年轻的王老师，王老师是伟的姨妈，她总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严厉面孔，我特别怕她，但她对伟特别亲，伟有时候在课堂里会把姨妈叫成妈，顿时会惹得班级里哄堂大笑。王老师也会跟着我们笑起来，我觉得微笑时的王老师特亲切。
　　 为对付冬天的寒冷，老师会在教室里的中央搭建一个铁皮的或者是黄泥漫成的炉子，往里面添加柴禾，从炉子到烟囱之间就用炉筒子来连接。炉筒子是用铁皮做成的，几个炉筒子连接一起，从炉子到烟囱之间要用拐脖把炉筒子连接，这样烟就会顺着炉筒子到达烟囱，飘到屋外。烧热的炉筒子会散发热气，热气烘暖着整间教室，寒冷的冬季，教室里就会很暖和。
　　 而炉子烧的柴禾是每个学生从家里带来的，一个冬天，每个学生的任务一般是5袋子玉米芯。记得小学三年级那年，有一次，王老师提醒我，其他同学都拿了玉米芯，就我还没有带。我有点害怕，第二天早上我对爸妈说：“全班都拿了玉米芯，只有我没有拿，老师说，再不拿就不要上学了。”当时爸妈急着做活，对我说，“明天再说，先去上学吧。”我知道，他们在敷衍我，爸妈的意思是每个人都完成任务，轮到我可能冬天就过去了，那样我们家就不用出了。我站在墙边，双手扯着衣角，小声地抽噎哭泣，不肯上学，脾气暴躁的妈妈说：“哭什么哭，给你交的有学费，还成天要这要那，干脆不上算了！”妈妈说着一甩袖子就出去了，留下独自哭泣的我，最后导致那天我没有上学。
　　 或许是我的哭泣感化了妈妈，亦或许是我的执拗妈妈没办法。第二天，妈妈给我装好一袋子玉米芯去上学，刚到学校门口，就有同学跑来问我：“你妈妈不是不让你上了吗？王老师已经把你的位置换成别人了。”胆小的我一听就哭了，连教室都不敢进了。一堂课后，我背着玉米芯垂头丧气的回家了，把同学告诉我的话对妈妈说了。
　　 “走，妈带你去，我倒要看看，谁敢说不让上，还没有王法了呢！”我像受了无尽的委屈的小绵羊，低着头背着一袋子玉米芯，跟着妈妈朝学校走去。
　　 站在教室门口，妈妈与老师说着话，我偷偷朝教室里张望，我的座位上确实已经有人了。一会儿，王老师对教室内喊了一声：“哪个同学的座位是一个人？”我看见伟站起来走出来，帮我把玉米芯提到教室里并对老师说：“让她坐我这吧，我的座位空的。”
　　 “那也好，先坐那去吧。”老师指着指座位说。
　　 我默默地跟着伟坐到了他的座位上，充满感激地望着他。多年后，没有人知道，当初伟的那个小小举动，温暖了我整个少年以至于成年以后的漫长岁月。那些年的漂泊岁月里，无数次在梦中回到这个小学，梦到童年的玩伴---伟。
　　 小学4年级时，班里转来一个女生，叫伊晓妍。父亲是一个画家，她们家原是在城市里，算是见过世面的人。至于为什么举家搬到这里，我不得而知。她们全家一来，就住到了伟家的大院子里的那一溜四间的偏房。
　　 晓妍长的圆润，莹白，穿着我们没有见过的衣服。王老师把她打量了又打量，那眼神里，是对美的欣赏。她把她安排在教室的第一排，我们看向黑板的时候，目光中要落在她的身上，落了又落。
　　 我当时跟一个叫超的女生同桌，她是我的发小、邻居，关系一直不错。晓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加入到我们中间来，我们成了形影不离的三个人。从那后，我就经常去晓妍家里玩，我喜欢晓妍的美丽，喜欢看她爸爸作画，更喜欢伟家的大院子。
　　 一天，三个女生合计着照张照片留念。当时冬天，我还记得是借晓妍的一条军绿裤子，棉袄领子是妈妈用毛线织的一道红一道绿的假领子。我们选的背景是伟家房子的窗台边，秋日的阳光下，大丽花开得正艳，三个女生倚窗而站，笑得一团花似的。
　　 我的这张照片后来去了哪里，我竟不甚了了。
　　 然，命运却对我们三个有着不同的际遇。
　　 我落榜后，没有选择复读，去了外地，直接参加了工作，工作之余自修大学课程，自学课程毕业后，辗转又换了一份文案工作，选择一辈子与书、与文字为伴。
　　 晓妍在我们那个小学只读了一年，五年级时她家又搬到了镇上，我曾怂恿着一群女生跑去看过她一次，晓妍还是那般美丽，笑着迎送着我们，后来听说他爸爸在镇上中学做美术老师，至此后，再无相见。
　　 超学习成绩一直很好，顺风顺水的考上了高中，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然多年后，命运之神竟让她成了我的嫂子。
　　 小学阶段，我们都喜欢玩一种丢手绢的游戏，游戏前，准备几块手绢，然后大家推选一个丢手绢的人，其余的人围成一个大圆圈蹲下。游戏开始，被推选为丢手绢的人沿着圆圈外行走。丢手绢的人要不知不觉地将手绢丢在其中一人的身后，被丢了手绢的人要迅速发现自己身后的手绢，然后迅速起身追逐丢手绢的人，丢手绢的人沿着圆圈奔跑，跑到被丢手绢人的位置时蹲下，如被抓住，则要表演一个节目，可表演跳舞、歌谣、讲故事等，也可以指派别的同学，待你完成节目。
　　 都是十多岁的孩子，最有表演欲了，都想“花”落在自己背后。那一次，手绢恰巧轮在了伟的手里，他悄无声息地丢在了我的身后，在我还没有发现时，伟第二圈就逮住我了。
　　 “逮住你了吧，表演吧。”伟兴奋地站在我面前。
　　 那一刻，我的脸瞬间红到了脖子跟，扭捏着不知如何是好。一群同学哄的一声大笑起来，并连声催促：“表演，表演，表演……”我站在那固执地不肯表演，心里像藏只小兔子蹦蹦乱跳。这时候，上课铃响了，游戏结束了。
　　 课后，伟走到我跟前，很委屈地问我：“你怎么不表演呢？我这是给你争取机会呢！”我望着他，红着脸跑开了，留下他愣愣地站在那里。
　　 那些年不管是在课后，还是在月光下的麦场里玩一些游戏，如撞拐、捉迷藏、丢沙包等，只要与伟在同一个战线，无论输赢，心里都是窃喜的。
　　 一群欢呼声中突然出现了我父亲的名字，我一惊回头看，是伟喊出来的。此时，他还洋洋自得地望着我。那一刻，不知为什么？我只觉得鼻子一酸，眼泪瞬间流出，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快速地骑在了前面，一群欢呼声留在了我的背后……
　　 时光如水，那些儿时的伙伴，早已各奔东西、散落天涯，他们的音容笑貌让我深深地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