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党同龄的女院士》于本刊发表不久，获悉在科研战线上屡获功勋的女院士黄翠芬于8月9日与世长辞。我们向这位伟大女性表达深切怀念的同时，还向她内敛、低调、亲和、富有超前意识的高贵品质致以崇高的敬意。
　　
　　 与党同龄的女院士
　　
　　 作者：江永红
　　
　　 1959：第一枚军功章
　　
　　 眼泪是情感的标志物，有时苦，有时“甜”。
　　 1959年国庆大阅兵，黄翠芬流的是“甜”泪。这一年，是她回国第9年，参军第5年。她是戴着她的第一枚军功章前来观礼的。与她后来荣获的诸多荣誉相比，这枚军功章是等级最低的，但她却格外珍视。
　　 1954年，她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从抗美援朝战争的卫勤总结中，她看到气性坏疽是造成伤员截肢和死亡的重要原因，亟待研究免疫措施，便选择了这个课题。气性坏疽是由伤口感染了破伤风菌、脓毒菌、水肿菌、产气荚膜菌引起的，前三种国内已有可作免疫预防用的类毒素，而产气荚膜菌的免疫难题尚未攻克。黄翠芬与庄汉澜、王明道等经过4年努力，搞出了产气荚膜菌疫苗，为过渡到生产工艺打下了坚实基础。研究室因此荣立集体二等功，她本人荣立三等功。
　　 国庆10周年大阅兵所展示的武器装备如今早已进了博物馆，却给世界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新中国已经具备了制造现代兵器的能力。受阅的火炮大多是国产的，歼5飞机是国产的，而59式坦克则是首次公开亮相。看到这些，黄翠芬落泪了。曾经饱受凌辱的祖国啊！我们终于有了自己制造的飞机、坦克和大炮！
　　 此前，她只见过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枪炮和屠刀。1940年她被广州岭南大学化学系录取，因广州被日军占领，学校暂借香港大学的校舍上课，可不久香港也沦陷了。日军占领香港后放假3天，放任官兵烧杀抢掠。躲在舅舅家里的她从暗处亲眼看到，日本兵的脖子上挂满抢来的金银首饰。几个日军带着抢来的鸡鸭鱼肉闯进她舅舅家，命令立即给他们做饭，其中一个军官模样的家伙挥起还沾着血迹的军刀，“啪啦”把桌子砍掉一块。好在他舅父懂点日语，一面虚与委蛇，一面让表兄给他们刮胡子，总算稳住了这伙暴徒。等他们吃饱喝足后离开，藏在房间角落瑟瑟发抖的她才躲过一劫。此后她逃出香港，途经澳门，躲过日军的上十次搜查，终于跋涉至粤北坪石，借读于避难于此的中山大学理学院。大学毕业后，她来到重庆，在中央卫生实验院流行病微生物研究所工作。研究所由美国顾问当家，所有的研究成果都要拿到美国检验。1945年重庆霍乱大流行，城里遍地尸体来不及掩埋。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束手无策。在绝望中，她通过未婚夫周廷冲结识了他们人生领路人——中共地下党员计苏华。从此，他们的人生就与党紧紧联系在一起
　　 当时，他们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奔赴“远方”（重庆地下工作者为掩特务耳目，用以指代延安），二是考奖学金出国。他们选择了前者，可计苏华却劝他们出国留学，并说这是“远方”的意见。原来他秘密请示了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副主席，周恩来高瞻远瞩，已经在考虑为建设新中国准备人才了。这件事给她以终身教益，那就是任何时候都要朝前看，不能只盯着脚下。于是，他们先后获得英、美奖学金，在海外分获博士、硕士学位。他们在美国结婚，计苏华是他们的证婚人。他是受党的委派临时到美国来做留学生工作的。从他那里，他们知道了国内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做好了随时回国的准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的声音传到了美国，黄翠芬夫妇立即从波士顿赶到旧金山，准备乘船回国，然而美国政府对新中国实行严密封锁，不让高级知识分子回到中国。移民局百般刁难，不给签证。先是要他们补交2000美元所得税，可拿奖学金出国的人哪有所得税之说？又哪来这么多钱？周廷冲在麻省总医院李普曼教授（后获1953年诺贝尔医学奖）的实验室做过博士后，李普曼是犹太人，在二战中深受颠沛之苦，听说后感到十分气愤，愿为他们交被勒索的所得税，该给签证了吧？不，中国大陆不能去，去香港、新加坡可以，但必须证明你们在当地有亲属。黄翠芬的表姐在香港，他们想转道香港回大陆，移民局官员要电话求证，索要了20美元，结果却硬说香港查无此人。签证无望，他们不得已选择了“偷渡”。一艘货船的船长收了他们一人500美元（客轮船票为160美元），答应让他们上船，但有言在先，如被移民局查出，他概不负责。如此这般，他们冒险登上了这艘货船，在海上飘泊了56天，终至天津大沽口外。此前，他们的人生领路人计苏华已获知鸿雁归来的消息，一趟一趟地前往大沽口等候，终于在4月底将他们盼到。因当时货轮不能靠岸，上下船只能用小艇接驳。计苏华冒着狂风在天黑前赶到船上，他们相拥而泣，彻夜长谈。祖国啊！我终于回到了你的怀抱！
　　 黄翠芬起初被安排在山东医学院（山大前身）任教，后被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于上海，1958年迁北京）流行病与微生物研究所免疫室，从此与军事医学结下不解之缘。能够为国家为军队做一点事了，心情就像小孩子第一次做事受到妈妈夸奖那样兴奋。阅兵式上，看着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黄翠芬抚今追昔，心里充满了阳光。
　　
　　 1984：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时隔25年后，1984年国庆大阅兵，黄翠芬又登上了观礼台。这一次，她是作为中央军委授予的“模范科技工作者”被邀请的。
　　 如果说1959年大阅兵时，她还是一个崭露头角的科技新兵，现在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家了。63岁的她献给祖国的礼物是一面医学防护盾牌，后在1987年获得了全国科技进步一等奖。今非昔比，但站在观礼台上的她仍然是饱含热泪。
　　 这面医学防护盾牌，是在远离首都的一条山沟沟里完成的。生活条件差，比生活条件更差的是她所处的精神环境：丈夫周廷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发配到西北放羊，她也因“海外关系复杂”受到审查，一家六口天各一方……然而，战友们从未听到她一句怨言，而从她的身上懂得了什么叫赤心报国，什么叫矢志不渝。对于所受磨难，她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只字未提。据曾经帮助她整理回忆文章的同志讲，初稿中写了她一家在“文革”遭罪的情况，却被她全部删去。
　　 “文革”让她失去了很多，但她从未失去过信心。有两件事至今让同事们津津乐道，佩服不已。
　　 第一件事，考虑到当时的研究人员大多在大学里学的是俄语，而俄语的文献较少，她便在山沟沟里顶风办起了夜间英语学习班。真是，人家正抓你“海外关系复杂”的辫子呢！再说，当时“学习无用论”甚嚣尘上，学了英语又有什么用？她一个人一个人地动员，说得最多的两句话是：“国家总是要发展科技的，而科技文献毕竟大多是用英文写成的。”没课本，她用她那台老式的英文打字机亲自打印教材，油印后发给大家，从一个个字母一个个单词教起。中途有人打退堂鼓了，因为白天经常要参加重体力劳动，累得骨头都快散架，晚上就懒得来上课了。发现谁缺课了，她总是三番五次地去说服，直到他重新回到课堂为止。老实说，许多人是被她感动了才回来的，因为年过半百的她和大家一样参加劳动，就连打扫厕所也不例外，她比年轻人更累，不来上课实在对不起她。
　　 第二件事发生在1976年，在当时简直是石破天惊。一天，她把一份讲基因重组的英文文献交给时任科技处参谋的陈添弥，说让大家都看一看。看了干啥？她要搞基因工程讲座。虽然早在1953年西方就发现了基因DNA的双螺旋结构，但当时在我国，这些却曾经是被批判的东西。建国初期什么都“一边倒”，科技上也只认“苏联老大哥”，生物学只教米丘林学说，连生物工程是啥都不知道。你黄翠芬搞基因工程讲座，啥意思嘛？就一个意思：生物工程是发展方向，不学习就会落后。她通俗地解释生物工程，比如疫苗，过去是用细菌灭活的方法，灭掉毒性，保留抗体，这是被动抵抗死疫苗，作用有限；而运用基因克隆技术制造的疫苗，是主动进攻的活疫苗。她只是阐述她的观点，从不和人争辩。有人跟着她学开了，有人疑疑惑惑，有人还是一个劲地反对。
　　 当春风吹拂，国门打开时，许多人要走留学之路，却被不懂英语这道门槛挡住，而那些当年跟着黄翠芬在山沟里学英语的人，不仅能顺利出国，有的已学成归来了。“春江水暖鸭先知”，百花开时争春迟。黄翠芬把他们从山沟里送出去，在北京迎接他们回来。就靠这些人，1979年底在北京筹建起全军第一个分子遗传学实验室，迈开了在生物工程领域攻坚的步伐。
　　 这步伐不像行进的受阅队伍那样，或铿锵或轰鸣，而几乎是静悄悄的，只有那昼夜蜂鸣的低温箱在为他们吟唱，于一开一关中记录着他们的进展和战果。
　　 1982年，比利时著名的生物化学科学家香川教授来黄翠芬的实验室参观。他看到的是一座破旧的小楼，恒温室设在楼梯底下的狭小空间里，隔热层用的是一道道棉帘。他惊呆了，但更让他吃惊的是：“想不到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能在如此简陋的实验室开展。”他不知道的是，这座楼早已“超期服役”。黄翠芬的实验室刚成立时，没编制，没编制就没房子，她等不及，说服领导，把危楼改成实验室。后来获得的两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一个二等奖，最基本的研究成果，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在黄翠芬来参加国庆观礼前不久，她的实验室与另一实验室合并，正式成立了生物工程研究所。告别“危楼”时，许多人是那样的依依难舍，因为它是一个见证，一个符号。从山沟到危楼，黄翠芬带领大家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为国分忧，什么叫发奋图强。
　　
　　 1999-2009：获奖无数更带出一个团队
　　
　　 1999年的国庆大阅兵又被称为世纪大阅兵，是建国以来受阅方阵最多、军兵种最全的一次。人民军队的前进步伐始终踩着党和国家的鼓点，国富兵强如同水涨船高。这一次走上观礼台，78岁的她献给祖国的生日礼物也是水涨船高的见证：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三个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科技进步从“春耕”到“秋收”，少说也得十几年，要靠一个团队、几个团队共同努力，而不能指望一个“武林高手”的单打独斗。
　　 在“老太太”的回忆录中，连当年曾帮她装修危楼的管理科长徐之兴和管理员徐长林的功劳也记上了；谈到科研时，主语大多用“我们”，而极少用“我”，除非“我说”，或“我和XXX一起”。
　　 黄翠芬的团队获奖丰硕，所获奖项不论她署名与否，大家都习惯把她的功劳摆在前面。要不是“老太太”眼光敏锐，确定方向和选题，哪有今天啊？这话“老太太”不爱听。“主要工作是你们做的，不应该扯到我的身上。”乙肝诊断试剂盒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报奖时有人提出她应署名，因为她是决策者，在关键阶段又是她指挥所有人员暂停手头工作，集中火力攻关。黄翠芬说：关键技术的突破是马贤凯研究小组做的，他署名第一当之无愧。那把您署在后面该可以吧？“不行！如果谁做了有点参与选题和组织的工作就署名，那不合适。”
　　 《幼畜大肠菌腹泻基因工程多价疫苗》是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工程疫苗，获199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黄翠芬是第一完成人。她给祖国带来的生日礼物虽然不便公开展示，但同样在接受检阅。
　　 2009年国庆，黄翠芬又一次站在了观礼台上。暮年的她又一次止不住泪水涟涟。从第一次到这一次，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人民共和国走过了60年的强国之路。这次阅兵所展示的武器装备最全，全部是国产的。老实说，作为一个分子遗传学家，她分不清飞机、坦克的型号，但作为世纪老人，她见证了祖国凤凰涅磐般的艰辛和逆风冲天的豪迈。祖国，我为你骄傲！
　　 在这次大阅兵中，卫生勤务车首次出现在受阅队伍中。它“满载”着全军卫生战线献给祖国的生日礼物，应该也包括黄翠芬的一份。
　　 从1999到2009，她荣获了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九五”全军重大成果奖、被国务院评为“侨界十杰”，被总后评为“一代名师”，当选“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百位先进模范人物”，等等。她非常珍惜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却不知道把获奖证书、奖杯放到哪儿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在筹备为她庆祝90寿辰和从事科研工作60周年时，决定出一本纪念册。施庆国博士负责搜集资料，有关科研的情况，13项主要成果，论文发在哪儿，资料放在哪里，她记得清清楚楚，一找一个准；可问她获奖证书放在哪里，她一脸茫然。在她客厅的墙上，挂的多是与同事、学生、家人、友人的合影，只有一个镜框里别着四枚军功章，一枚一级英模奖章、两枚二等功章、一枚三等功章。这是她孙子周熙宇所为。他在美国求学，房间里挂的是五星红旗，设定的手机铃声是中国国歌。回国探亲时，他把奶奶的军功章翻腾出来，一定要挂在墙上，说“这是对我们后辈的一种激励。”这次，施庆国为找到她的获奖证书，在她家翻箱倒柜整整一周也没有找全，最后只好根据档案记载，列出了她18个二等功和二等奖以上的奖项。
　　 有句网络流行语：“神马都是浮云”。如果“神马”指名利，“老太太”会赞成，但她还是欣赏那句老话：“视名利如粪土，视事业重于山。”一个八九十岁的人了，她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没日没夜地做实验了，写论文了，但她觉得，自己的事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兴旺。怎么讲？她这次献给祖国的生日礼物，是一个战斗在“后基因时代”的科研团队，正如日中天。
　　 2001年人类基因组全序列被破译，黄翠芬意识到，一个“后基因组时代”开始了！我们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是的。杨晓、叶棋龙，等等，就是她率领的“后基因组时代”的攻坚团队。他们各领风骚，又团结如一。雏凤新于老凤声，“老太太”眼中有泪，心里开花。
　　 她在自传中只说带出了8个博士、3个博士后。不对吧？报考您的博士生就几十个呀！“报考我的人是不少，但主要靠第二导师带，不能都算在我名下。”不过，这一点她是拗不过大家了。她不幸两次患癌症，都坚强地挺过来了，而到医院来探望的学生络绎不绝，有不少是专程从美国、欧洲飞回来的，有的带来了自己研发的新药，有的甚至只曾有一面之交。医生护士说，您来住院，让我们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桃李满天下。每到春节前，会在家里举行师生、同事团聚会。她亲自下厨，作出丰盛的粤菜和西式菜肴，和葡萄酒、饮料摆在桌子上，二三十人，济济一堂，各人自助，边吃边聊，无所不谈，无所顾忌，沉浸在浓浓的家庭气氛中。
　　 在以后的获奖项目和论文的署名中，也许再也找不到黄翠芬的名字了，但她还是这个团队的“老帅”，或者说是一个不会因时光流淌而逝去精神象征。有学生问她，您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回答是：“能为国家做点事，看到你们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