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穆旦的人生不是从一九四二年参加远征军入缅开始，但入缅后经历的大溃败和野人山之“炼狱”，无疑改变了他的人生认识和生命体验；更吊诡的是，它占卜式地成为笼罩他一生的无法抹去的阴影：一方面，他一直在撤退，试图从“野人山”以及那个年代的阴影中撤退，但是回首一看已无处可撤。另一方面，他一直在远征，那颗诗的灵魂昼无归依，只能潜行于夜晚和类似地下室的暗处彷徨。
　　 事实上，一个学养深厚的现代诗人，当他为了国家的命运将一介血肉之躯拧在战争机器上，却发现个人与这个机器之间的深层龃龉和内心的孤独与颤栗。若干年后，当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因国家意识形态而蒙受污垢，连他的孤独也灰暗得辨不出颜色了。七十多年后，读诗人写于入缅前后的诗和晚年的诗，我听到了它们在两个年代的沟壑彼此对撞、互为因果的回声。我捡拾了几块回声的碎片——几个弹壳似的关键词，感觉它们仍在那儿静静呼啸。
　　
　　 【活下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念头比“活下去”更简单，更艰危，也更崇高。它直指“活不下去”的生存困境和灵魂创伤。
　　 活下去，在这片危险的土地上，
　　 活在成群死亡的降临中，
　　 当所在的幻象已变狰狞，所有的力量已经
　　 如同暴露的大海
　　 （穆旦：《活下去》·1944）
　　 穆旦具有强烈的爱国情结和救亡意识，上小学时就积极参与抵制日货，他不让母亲买海带、海蜇皮，因为它们大多从日本进口。倘买来了，他一口也不吃，还把它倒掉。查家伯叔们视他为赤色分子，不得不让他三分。考上清华后，他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冒着严寒，高唱着聂耳的《毕业歌》，庄严的列着队，向西直门走去，竟被禁闭的城门阻在外面，当即遭到军警的驱赶和镇压”（穆旦的信）。在西南联大，穆旦迷上英国诗人奥登，而奥登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当时西南联大刮起了一股现代主义之风，在英籍教授燕卜荪指导下，外文系学生争相阅读、效仿叶芝、奥登、艾略特和狄兰·托马斯等诗人的现代派诗歌，仅有的几本诗集被视为珍宝。在他们眼里，“新月派”是“缺乏灵魂的后浪漫主义”。这影响到穆旦的思想和后来的人生抉择。读读他的《赞美》，就不难理解他何以投笔从戎了。毕业时他表示：“国难日亟，国亡五日，不抗战无法解决问题，不打日本鬼子无法消除心头之恨。”
　　 一九四二年二月，穆旦以西南联大助教身份加入中国远征军，在副总司令杜聿明兼任军长的第五军司令部，担任中校翻译官。同年五月至九月，远征军滇缅大撤退，沿途到处是尸体，以及炸飞的人头和残肢，弥漫着尸臭味、硝烟味和焦糊味。第五军被迫退入密支那地区，向印度方向集结。国军将领们完全没料到，胡康河——西撤的必经之堑——是一道“地狱之门”。在河上淹死的中国士兵非常多，有的因竹筏在河上突然散架，有的因人多负重而翻船。会水的士兵背着武器等重物，瞬间就被激流冲走。据说在胡康河谷，每一百码就有十到三十具骨架，蠕满虫蚁。闯过“地狱之门”后，便进入绵亘着原始森林的“野人山”——那加山脉。那加山里的土族不穿衣服，野蛮凶悍，说土话，被外界称作“野人”，“野人山”由此得名。对文明人而言，“野人山”毒虫遍地，瘴疠横行，是世间的一座真正炼狱。
　　 从踏入那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开始，“活不下去”便成了倒悬在国军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饥饿、虫咬、蛇啮、疟疾、蚂蝗吸血、毒野菜……每时每刻都有士兵死在这几个选项中。穆旦所在的部队担当掩护走在最后，与追击的日军进行血战。然而，走到半途，穆旦的战马倒毙，传令兵也死了，死马肉便成了活命口粮，后来连皮鞋、皮带、手枪套都吃光了，再后来，只能吃草根。一路上，前卫团留下的尸骨不断，骷髅成了前行的路标。而帐篷里死亡的官兵排列整齐，仿佛事先排好了队形，令人震惊。杜聿明后来回忆：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一个发高热的人如果昏迷不醒，加上蚂蝗吸血，蚂蚁侵蚀，数小时内便化作一堆白骨。廖耀湘手下有一个叫李世湘的女兵，是唯一的缅语翻译，她倒在一棵大树下的乱草中，找到她时，脸庞被巨蚊吃去一半，身上爬满了蚂蟥。第五军作战参谋邹德安说，抵达新平洋（缅甸边境）时，死去的难民和士兵骸骨枕藉，路边的茅屋里堆满了尸体，一辆辆印度人的破牛车东倒西歪地遗弃在路上，牛的骨架仍然保持着拉车的姿势。因此，那儿被称作“白骨街道”。在日语字典里，也收入“白骨街道”这个专有名词。当时在缅印边境多条小道上，来回逃亡的不仅有中国兵，更有英国兵、日本兵、印度兵，死者的头发有白色、灰色、褐色和黑色，因此“白骨街道”逐渐成为这些地方的统称。
　　 活下去！这声音在那骨瘦如柴、相互搀扶着的散兵游勇的胸膛中响着，在双眼几近绝望的死水中微澜着。活下去！当死亡不过是转瞬之事，生命被降格成偶然小事时，活着本身就上升为一种信念，一种神圣。活下去！穆旦何以翻过野人山，何以在一生最危厄的困境中决不自杀，凭借的正是这种精神强力。据他的好友王佐良转述：“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蝗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到八日之久。”意志稍弱者，便在这绝望中自戕了！据邹德安回忆，部队入山半个月后，整个地陷入崩溃状态，队伍里出现自杀的人，将枪口对准下巴，用大脚趾头扣动步枪的扳机。因为把枪都扔了，后来自杀的人只能上吊，尸体悬挂在树上，到处都是。那年秋冬之际，穆旦奇迹般地走出野人山，退至印度的加尔各答。然而在那儿，他差点因极度饥饿后暴食而死。
　　 这段惨酷的经历，穆旦后来几乎闭口不谈。三年后，他在诗中这样讲述：“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穆旦：《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不过，有一次，他被师友们——其中包括王佐良和恩师吴宓——逼得没办法，才破例说了一点点。他避重就轻地叙说了对于大地森林、原始的雨、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的恐惧。正因为它们，阴绿植被下面才掩藏着腐烂的尸身——那些走在前面的战友成批地倒下了。吴宓也不忍在日记重述那惨绝人寰的场面，只是感慨道：“铮述从军的见闻经历之详情，惊心动魄，可泣可歌。不及论述……”事实上，王佐良发现穆旦从缅甸战场活着回来了，但“从此变了一个人”。在亲历了“活不下去”的种种艰难，和“死不下去”的种种惶恐，“活下去”让他成了一个既生亦死的人——旧我的一半死掉了，新我的一半尚未生成。
　　 穆旦想不到，十年以后，入缅作战成了他一生纠缠不尽的阴霾。“肃反”运动一开始，他这个“蒋匪军的英文翻译”成了审查对象，每天上午去单位交待问题，后被指为“反党小集团”成员。四年后又被“无限上纲”为“历史反革命”，降职降薪，逐出课堂，调图书馆和洗澡堂，后被法院判处“管制三年”，发配扫厕所、大路，剥夺一切公民权利。“文革”开始后被抄家、挨批斗，然后被“扫地出门”——遣送农场接受改造，妻子也涉嫌“美国特务”被隔离审查，以至于年幼的孩子们轮流给父母送牢饭。“希望，幻灭，希望，再活下去/在无尽的波涛的淹没中，/谁知道时间的沉重的呻吟就要坠落在/于诅咒里成形的/日光闪耀的岸沿上”（《活下去》）。活下去！再活下去！竟成了他命运的的谶语和迹线，凸显着一个诗人的灰色悲剧和生存意志。
　　
　　 【我要回去】人的一生是一部悲喜交混的回旋曲，反复跳荡的主题少不了——回家、回乡和回国，以及这些主题所依存的反面。“我要回去”是深藏在人类根性中的普遍渴求。然而，“我要回去”恰恰是植于“不能回去”或“永难回去”。那些横亘在个体面前的自然的或社会的巨障，让“我要回去”成了奢求和梦呓，一如狐死首丘，代马依风。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穆旦：《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1945年）
　　 中国远征军无法北撤回国，只能西进密林，由缅入印。在缅北，有一个叫“地由乌”的地方，译成汉语就是“中国人哭”。这个令人震惊的地名位于缅北乌尤河上。渡过这条河，就是被称为“野人山”的那加山脉，再过去，就是印度。当年有一群士兵顺流而下，被一个巨礁拦在江上，日本兵在后面猛追。他们突感生还无望，回国更无望，便在那儿朝天痛哭。更哀惨的是在莫的村，所有辎重、车辆均被焚毁，一千五百名负伤士兵滞留在那儿无法动弹。“跟我们走是死路一条，你们走不动，自己想法子处理吧！”军官含泪讲不下去。伤兵们说，“给我们留一点汽油吧，你们走吧！”于是他们抱着生为中国人殁为中国鬼的死志，点燃汽油集体自焚！我要回去！三年后的穆旦在写作中看到他们的死身仍向着北斗星爬行，像吞噬他们的胡康河谷的蚂群一样爬行，“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我要回去！这是幽冥死河上突然蜂涌的冷绿磷火，是一团团嘶嘶燃烧的无声爆炸。那些有恶意的或无恶意的闲谈者、健忘者当然是听不见的。但一个诗人听到了，也只有他听到了。
　　 穆旦拖着瘦弱不堪的身体抵达加尔各答后，一直处在养病状态。身体之伤或许容易恢复，精神之创却长久地烙在心头无法抹去。他除了想念母亲（“有整整八年他没见到母亲了”），除了不断回忆从前的读书生活，便是通过写作疗救自己。在养病中，他写下《阻滞的路》、《自然底梦》和《幻想底乘客》等诗。在《阻滞的路》中，他不断重复着“我要回去”，强烈吐露着压抑不住的心愿：“我要回去，回到我已失迷的故乡，/趁这次绝望给我引路，在泥淖里，/摸索那为时间遗落的一块精美的宝藏，/虽然它的轮廓生长，溶化，消失了，/在我的额际，它拍击污水的波纹，/你们知道正在绞痛着我的回忆和梦想”。
　　 “我要回去”的念头一天天地吞噬着他，那几乎等于“一块精美的宝藏”，等于“回忆和梦想”。而“绝望”“泥淖”“污水”指向了现实的多重困境，指向了遏止“我要回去”的种种阻障。穆旦接受过自由主义思想，同时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诗人，军营的铁板生活以及其中的昏暗与脏污，很快就让他厌倦了，他说，“我已曾鉴定不少异地的古玩：为我憎恶的，狡猾，狠毒，虚伪，什么都有”。这世界的另一面加深了他对现实的理解，也击碎了他过去的浪漫梦想。他为什么说“孩子，我要沿着你们望出的地方退回”？这里有两层意思：其一孩子们也在受着心灵的“蒙骗”，将理想构筑在看不分明的“沙滩”上；其二，他正从那个破灭的理想中撤退，以此告诉孩子们不要重蹈覆辙。由此看来，“我要回去”不仅指向空间的故国，更指向精神的灵地，即“我已迷失的故乡”。
　　 与其说是“我已迷失”，不如说是这个世界使它迷失。他期望回到孩子般本真的世界中去，回到乡园般淳朴和谐的家园中去。三年后他对于战争的反思，便是基于自然和生命的立场，而不是民族主义的角度。在《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一诗中，“死者”和“森林”和“祭者”构成了一种多声部的对话。因战争而死的士兵在“森林”（自然）里躁动不安，他发现生前被灌输的意义遭到“森林”遗忘，甚至嘲笑。死者不得不感慨：“离开文明，是离开了众多的敌人”！这本身就是对文明的嘲讽。文明造成了“众多的敌人”，而战争正是文明结出的恶果之一。只有自然（与上帝等同）是公正的、平等的，万物不分美丑贵贱地共存一界，“以自然之名，全得到自然的崇奉”。
　　 诗人多半是理想主义者。十年后，“我要回去”再度从穆旦的胸腔里发出。好友杨振宁、李政道劝他不要回国，但他执意携妻子从美国辗转香港归来。他不知前路更加险恶，只知寻找那“已迷失的故乡”！然而，迷失的仍在迷雾中。这注定了一个诗人坎坎坷坷的命运。二十四年后他的右股骨断了，仿佛重历了一次征缅的战火。在晚年，诗人悲哀地承认：“不知哪个世界才是他的家乡”，“不知那是否确是我自己”（《自己》）。第二年诗人英年早逝。我疑心他的亡灵又回到了缅甸——深夜读他的诗，分明听到亡灵在低泣“我要回去”！
　　 他其实是回到那个叫“地由乌”的地方。在缅甸克钦人的舌尖，“中国人哭”这个心酸的地名，已叫了七十多年，可是有几个中国人听见了？有哪个中国人来这里凭吊过祭扫过？那些为异军守墓的老人在深夜听到的，恰恰是“中国鬼哭”！直到八年前，才有一个叫蒋家润的华侨请了三十位高僧，在“中国鬼哭”的地方举行了一个七昼夜的超度水陆法会，放两千五百盏荷灯闪闪烁烁地漂旋在钦敦江上，一时间泣波暗涌，悲风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