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遇见，没有欢喜，所以分别，也无须恨意。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秦德君终于释怀，说起茅盾，她坦然地称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至于原先口中的那个“叛徒”、“骗子”，她早已原谅了他。
　　 只是往事不堪回首，那盈盈的泪光里，是刻骨铭心的痛。缘分，像海上的一阵风，稍纵即逝；短暂的爱，如一道美丽的弧线，横穿过往时空。
　　 1928年7月，一艘从上海开往日本的小商轮上，西装革履、皮鞋锃亮的茅盾，像个孩子一样，一边把手里的名片一张张地抛向大海，一边快活地嚷嚷：“秦德君跳海了！”名片是秦德君的，100张，被茅盾毫不客气地丢得一张不剩。
　　 他已经郁闷很久了，终于可以任性一回，先是南昌起义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接着，以茅盾为笔名的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发表后，作品中的低沉气息、悲剧命运，又遭到左翼文人的批判，虽然“躲进小楼成一统”，然而，长期不出门，脸色日渐苍白，身体也消瘦起来，他是在上海共产党书记陈望道的建议下，去日本避风的。
　　 也是通过陈望道，秦德君与茅盾同行，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席卷全国，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她，突然间失去了组织，她预备取道日本去苏联留学。对同行的这个爱洒香水的男人，秦德君谈不上喜欢。
　　 小商轮上只有她一位女客，茅盾便经常约她去甲板上看海、吹风，他给她讲他的著作，讲时下的文学界，每次到最后，总会说到个人生活的不幸——包办婚姻，与新媳妇相处不好。他的苦闷，让受“五四”自由思想熏陶的秦德君生出了同情。
　　 一路上，有容貌秀丽、思想进步的秦德君随行，茅盾的心情也愉快起来，他在船上给好友郑振铎写信，里面提到秦德君，从穿戴到动作、语言，甚至是一缕被海风吹起的少白头发，都被他描写得生动、细腻。下船时，俩人已经很熟识，秦德君称个子不高的茅盾为“小淘气”，他则叫她“阿姐”，虽然，他比她大10岁。
　　 到东京后，秦德君住进“中华女生寄宿舍”，进入“东亚预备学校”学习日文，百无聊赖的茅盾，便常常往女生宿舍跑，不懂日语，没有职业，没有收入，小说又受到批判，他常常灰心丧气、大发牢骚。消沉颓废的时候，秦德君总是耐心细致地规劝他，帮他分析革命形势，鼓励他振作起来向前看，甚至约他“一起到苏联去”。
　　 像有一盏明灯，照亮了前行的路，感动之余，茅盾说他“像沉沦在大风大浪里，好不容易抓到了一根救生藤”。他不再失魂落魄了，开始高高兴兴地写作，写完《从牯岭到东京》后，兴奋地拿给秦德君看，秦德君边看边读，“我看见北欧命运女神中间的一个，很庄严地站在我面前，督促引导我向前。她的永远奋斗的精神，将我吸引着向前！”不顾身边还有旁人，茅盾突然紧紧抱住秦德君，激动地说：“北欧命运女神中最庄严的那一个，就是你啊！就是我亲爱的阿姐啊……”
　　 浮萍一样飘零海外，寂寞的心需要温暖和依靠。俩人开始形影不离，上午她去上课，他帮她提书包，扶她上电车，中午等她吃饭，下午一起看电影、逛公园，即使去理发，他也要求她陪着他。无论什么场合，茅盾都紧紧拉着她的手，他像孩子一样依赖她，她是他的精神支柱。
　　 当茅盾提出一起去苏联时，秦德君同意了，12月，他们转道去了京都。在京都，俩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一次乘坐高空电车时，突发故障，电车悬挂在空中，茅盾没有丝毫慌张，他脸上带着笑，紧握秦德君的手，凑近她的耳朵说：“阿姐，就这样掉下深谷里去解决了，够幸福的啊！”感动于他的真诚，秦德君决定一心扶持他，当茅盾做出与妻子离婚的承诺时，她与他同居了。
　　 同是天涯沦落人，茅盾的博学多才和体贴关怀，让感情一度受挫的秦德君，沉浸在幸福和欢乐中，樱花盛开的时节，她的心也如花般怒放。
　　 掉进爱情漩涡的女人，完全是忘我的，秦德君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到茅盾身上，他身体不好，有沙眼，经常牙痛、心口痛、肚子痛，她充当了护理员，百般照顾；苏联去不成了，他想写新的小说，来扭转舆论对他的批判，为没有素材愁苦烦闷，她便搜肠刮肚苦思冥想，终于，想到了友人胡兰畦。
　　 动人的故事、美妙的素材，激起了茅盾的创作欲望，由秦德君讲述，他盘着腿坐在草席上，就着小炕桌奋笔疾书。每写完一部分，她就负责抄稿润色，把人物的语言改成四川话，使之更加生动、贴切。简陋的小屋里，感情的共鸣，让两颗心撞击出了绚烂的火花。
　　 小说终于完成了，在秦德君的提议下，取名为《虹》。随后，她又提出把《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合而为《蚀》，“幻灭之感，如日月之蚀，是暂时现象，也是必然现象。”听着秦德君的解释，茅盾激动得语无伦次，他结结巴巴地说：“啊、啊、啊，我的好阿姐啊！在这个世界上，唯有我的阿姐好啊！”
　　 上海《小说月报》开始连载《虹》，主人公曲折的经历，加上茅盾精致入微的笔风，一时引起轰动，在人生的低谷，是她给了他力量和指引。受他熏陶，她也开始写作，在上海《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上发表文章，被他视为“文学上的知己”。
　　 然而，异国的浪漫，还是被现实泼了冷水，秦德君怀孕了。因为对日本社会不熟悉，茅盾让她回国去做流产，他已联系好一位叫“板板”的日籍医生。一个人搭船回到上海，看着未成形的胎儿，被泡在玻璃瓶里做标本，秦德君心如刀绞，含着眼泪，她又只身返回日本。
　　 1929年冬，日本大检举开始了，流亡在京都的红色青年，纷纷回到上海，秦德君提出回国时，茅盾坚决不肯，有时就抱着她痛哭流涕。上海，有妻有儿，还有绝对不会准许他离婚的母亲，樱花树下，“此生不会爱第二个人”的海誓山盟，又该如何兑现？
　　 当日本通货膨胀日趋严重，生计都成问题时，俩人不得不计划了归程。
　　 回到上海后，暂住友人杨贤江的家中，他写作，她仍负责抄写。妻子孔德沚常常上门来哭闹，母亲又不断施加压力，茅盾左右为难。他的态度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当着她的面，他对妻子不理不睬，背过她，又带着妻儿逛商店买东西，而这时，报上也出现了指责她的文章。
　　 “我一个革命女子，何必受这份闲气呢。”秦德君提出了分手，茅盾却是不肯，他恳求她订下“四年之约”：等他写作四年，到时用稿费支付离婚费，再与她修百年之好。看着被家庭关系折磨得憔悴不堪的茅盾，秦德君心软了。
　　 作为暂时分手的纪念，茅盾拉秦德君去照相，照片上，他勉强挤出一丝笑意，她则双唇紧闭，目光倔强而幽怨。还是在那位日籍医生那儿，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也被“谋杀”了。把秦德君扶上手术台时，茅盾双手搂着她的肩膀泪流不断，嘴里不住地喊着：“妹妹，妹妹！”
　　 秦德君深受感动，不管朋友们如何反对，她决意与他共赴四年之约。可是，不被祝福的感情，往往离不开悲剧和荒唐，从医院回到居住的楼上时，四壁萧条，人去楼空，杨贤江沉默很久，才叹息着说：“北欧命运女神上当啦！”
　　 一瞬间，天旋地转。屋里有两瓶安眠药，那是茅盾忘记带走的，拧开水管，秦德君含泪吞下药片，整整200片。
　　 醒来时，她已经身在医院一个星期了，重创之下，身体极度虚弱，哪怕一缕阳光，都能把她击倒。经济上没有来源，政治上失去了组织关系，生活惨遭不幸，社会又横加指责，偌大的上海，已无她的立足之地。在侄儿地护送下，秦德君决定回到离别12年的家乡去。临上船时，茅盾来了，一副依依不舍的模样，秦德君看了看他，心中酸楚，无力开口。
　　 由于身心饱受折磨，秦德君一路上屡屡昏迷休克，不得不辗转在医院里，种种磨难后，终于在秋凉时节，回到四川忠县，而他们离开上海时，还是8月盛夏。之后由于家庭原因，她又被送到重庆，疾病相继侵袭，后事准备了几回，历经九死一生，才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而那时，已是1934年10月了，四年，恍若隔世。
　　 初时，茅盾接二连三还有信来，一再重复他的誓言，存着一线希望的秦德君，也经常给他回信，但是她发现，她的信，他根本没有收到过，显然，是被他的家人扣下了。最后一封信，他说搬家了，没有写明新地址，从此再无音信。
　　 “四年之约”成为泡影，樱花之恋只是海市蜃楼，秦德君含恨撕毁了俩人的合影，来往信件也统统付之一炬，阳关道与独木桥，就此各行其路。
　　 舍弃了爱情，呼吸却是自由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又奔走在抗日前线，此时她的心里，革命前程大于一切。本以为一切都已经放下了，然而再次邂逅时，仍是喉头哽咽，百感交集。
　　 那天，重庆阴雨绵绵，在小胡同里，穿着雨衣的秦德君，与一个打一把黑伞的男人撞了个满怀，俩人不约而同站住了，彼此的灵魂，冷漠而疏离地观望着。不敢正眼看她，他低下头匆匆离开了。
　　 茅盾在重庆从事文艺活动，秦德君常常与他不期而遇。每一次，她坦然正视，他目光游离，遗憾，愧疚，还是残存着爱恋？不得而知。
　　 携着各自的家庭，经历各种动荡，再回首，已是百年身。1981年，一代文学巨匠去世了，他的追悼会，她没有参加，“我们俩的目光还能相碰吗？我和他是个什么关系呢？站在他的灵前，算个什么身份呢？”她想起了灿如云霞的樱花树，和樱花树下的柔情似水……
　　 然而，爱情的花瓣早已落下，那段际遇被茅盾有意忽略了，在他的自传《我走过的道路》中，对于和秦德君在日本的那段生活，他只字未提，他用大量笔墨，为世人留下一个勤劳、贤惠的妻子形象，他和妻子互敬互爱、相濡以沫的爱情，成为一代文人的光辉典范。
　　 至于樱花之恋，作为人生的一大败笔，他宁愿自欺欺人，只当是没有发生吧。
　　 于她，又如何不是呢？1999年，自传《火凤凰》出版，当被问道“假如时光倒转，你还愿意和茅盾重过那样的日子吗？”90多岁的老人，眼神立刻黯淡了，断然回答：“不愿意！”
　　 是啊，有些缘分，只适合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