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春，日军占领下的“孤岛”上海，空气中的硝烟让街头巷尾行色匆匆的脚步声，显得慌乱不安，如履薄冰，深恐下一秒会突来一声枪响粉碎一个薄脆的生命。而春天却依然款款而来，柳绦垂绿，海棠挂红，涌动的春潮无声地对抗着弥漫经年的硝烟，带给人们一丝微茫的希望。
　　 “传奇”人物陈蝶仙望着窗前新绿的梧桐，目光渐渐空朦。这只蝴蝶终于飞不动了。他等不到梦圆时分了，他生命的灯盏已油尽灯枯。弥留之际，他对女儿陈小翠说：“吾平生为名士，中途不幸溷堕工商界，遂为名人。今还吾干净，仍为名士去矣。”
　　 奇星殒落，风流云散。一个时代的星空为之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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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吴都会，钱塘自古风雅。陈蝶仙出生于晚清杭州殷富儒医世家，少负才名，性嗜文艺，于书无所不览，他少年时的理想是“愿得沪滨一席地，安笔砚，展琴书，日对良友，以诗词小说相唱和”。
　　 谴责小说盛行的晚清文坛，陈蝶仙独树一帜，擅写才子佳人的悲情哀歌。16岁，他试作《桃花梦传奇》和《潇湘雨弹词》，赚足闺阁香泪。他酷爱《红楼梦》，效仿《红楼梦》写出的长篇小说《泪珠缘》，自题“一半凭虚一半真，九年前事兄伤神。旁人道似红楼梦，我本红楼梦中人”，如一阵桃花轻雨，席卷沪杭文坛。那年他才不过19岁。此后，他更一发不可收拾，陆续推出《鸳鸯血》、《娇樱记》、《丽绡记》、《黄金祟》、《不了缘》等一系列言情小说，一时洛阳纸贵。短短十数年，他写的言情小说超过百部，道尽人世痴男怨女种种情态，成为鸳鸯蝴蝶派的骨干中坚，人称“写情圣手”。郑逸梅写诗赞他：“千金难买才人笔，写尽闺帏倩女情。”
　　 民国肇造，西学东渐，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多以西装革履、文明手杖为时尚。当时，陈蝶仙是知名小说家、报人，他戴金丝边近视眼镜，却穿熟罗长衫，配一字襟马甲，手持洒金画牡丹的团扇。这身装束使身材颀长的他更显儒雅清逸的旧文人风范。
　　 早在戊戌变法前，陈蝶仙就在杭州创办《大观报》，提倡维新学识；28岁时他创立并主编文艺杂志《著作林》，遍收当世著作；又先后主编《游戏杂志》和《女子世界》。他想把《女子世界》办成一份“不独供才子佳人绣口锦心之谈助”的杂志，跳出消闲娱乐的圈子，灌输文明，发育道德，将中国女性培养成“优美高尚”的女子。《女子世界》改版后，“声华藉甚，闺阁贻书称女弟子者数百人”。1916年11月，他担任《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又大胆创新，开辟“常识”专栏，介绍生活常识和科学知识，大受读者欢迎。
　　 陈蝶仙是南社中有名的填词大家，他办班授徒传曲，牙板所及，即风靡流传；他考正白香词谱，编有《栩园丛稿》；他对音乐、艺术、医学均有涉猎，以诗词的形式开的中药方，几成一绝；他还曾与刘半农、程小青、严独鹤等一起，译出了《福尔摩斯侦探全集》十二册。
　　 陈蝶仙与清末民初的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奠定了他们的人格基石，兼济天下、拯救苍生成了他们的人生志向。但20世纪初的中国，各种救国主张都无法病起沉疴，“我辈纵然投笔起，而今无处请长缨”。生于末世，怀才而不为所用，徒有抱负，陈蝶仙的失落，从他诸多的名号可见一斑，如“惜红生”、“陈栩”、“天虚我生”。他在一篇自传中解释这些字号的由来：“栩为似木雩之木，其材虽大而不为栋梁”，“庄周自以为醒，而仍在梦中说梦，不求永为蝴蝶，恍然无界似神仙，故号蝶仙”；又“李白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实则虚生，故别号天虚我生”。
　　 “游戏文章新著作，劳形案牍小春秋”，从这些名号中，便可见他报国无门，满腹豪情只能暗自消磨的无奈与惆怅了。当然，这也是晚清知识分子一种普遍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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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说“文人无形”，或醉卧青楼，或闲散渔樵。但小节于外，大节属内，古往今来，无数看似无形的文人却在危难之际让人刮目相看。
　　 素来，人们总觉得文艺青年，难有理工细胞，擅长制造风花雪月的作家，对化学元素，科学实验，应该一窍不通或只略知一二才对，可陈蝶仙不仅精通文墨，还富于常识，对科学技术抱有浓厚的兴趣，他曾把书房改成私人实验室研究日用品，还特地向外国人学习化学。民国初年，日本“金刚石”牌牙粉进入中国，成了千家万户日用必需品，垄断了市场。1915年，日本提出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限愤慨，掀起了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陈蝶仙放下手中风头正健的言情小说创作，放弃报社工作，毅然投笔从商，筹办企业，研制牙粉。亲友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一介文弱书生，整天风花雪月，办企业，还搞科研，这不胡闹吗？一片反对声中，陈蝶仙淡定决然，他说：“文学所以养心，工业才足以救国。”这一年，他正好40岁。生日那天，他写下《四十初度感赋》：“自落形骸已册年，年来潦倒尚如前，半生事业惟诗卷，偌大家私剩砚田。”言外之意，对前半生颇多遗憾，他要把后半生的精力，投到济世救国的实业中。陈蝶仙开了现代文人下海的先河，但他不仅仅为了钱财，他要实业救国。
　　 退出文坛后。1918年5月，陈蝶仙在上海城西门内静修路三乐里成立家庭工业社，研制牙粉，并动员妻子、儿女一起动手协助。他亲自跑到镇海、岱山一带，从乌龟壳、废弃苦卣中提炼出基本原料，又翻译日本的《薄荷工业》一书，开设薄荷厂，解决了牙粉原料问题。经过反复试验，牙粉终于研制成功，价格比日本产的便宜一半。他亲自设计商标，上印“天虚我生发明”，因他雅号蝴蝶，故在纸袋的一面印一只翩翩欲飞的大蝴蝶作为商标，上海方言“蝴蝶”与“无敌”谐音，便称作“无敌牌擦面牙粉”；包装图样中间是只网球拍，因网球与日本的国旗形状相似，代表日货，以拍击球，就是用国货抵制日货，将日货赶尽杀绝；正下方是“中华国产”字样。这四个大字，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颇让中国人扬眉吐气。
　　 “无敌牌”牙粉价廉质高，一上市，日本金刚牌牙粉就溃不成军，穷途末路。“蝴蝶”咬碎了“金刚石”，成为近代中国史上国货战胜舶来品的著名掌故，大长国人志气。陈蝶仙更是从此舍弃鸳鸯蝴蝶派巨擘之名，而坚定了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积累了“第一桶金”后，陈蝶仙进一步对家庭化妆品进行研究试制，他在上海建厂扩大牙粉生产，兼产化妆品西泠霜、蝶霜，销往全国各地。
　　 陈蝶仙还研究桑、麻、竹、草，做改良造纸的实验，创办“利用造纸厂”，以抵制外货白报纸；又建驱蚊香厂，与日本产品竞争，还办起了汽水厂、玻璃厂等。从家庭工业社到开办各种工厂，陈蝶仙的科研和经济才能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弃文从商，并收获累累硕果，这在民国文人群体中极为罕见。但他的好朋友王钝根却无不惋惜：“人人都私下艳羡他能不以穷小说家终老，我独以为他得改业为富商，实在是小说界的大不幸。”
　　 1929年6月6日，杭州召开首届西湖博览会。“熏风吹暖水云乡，货殖尽登场，南金东箭西湖宝，齐点缀锦绣钱塘……”这第一届西博会的会歌，把西湖柔美的湖光山色，唱出别样的韵致。这一年的西湖，分外热闹。博览会设在里西湖最美地段。沿湖各地，到处是舞台，京剧、歌舞、音乐、电影、杂技、新式游艺，精彩纷呈，热闹非凡。梅兰芳深夜专车赶到，演出《贵妃醉酒》，一曲唱罢，东方既白。83岁高龄的发明家爱迪生，从美国专程来杭，在博览会上作《天生万物皆有用》的演讲。而种种热闹中，“无敌牌”花露水出尽风头。陈蝶仙在孤山设一喷泉，喷泉里源源不断喷出来的是“无敌牌”花露水，阵阵香气直逼断桥！一时间，喷泉被男女老少围得水泄不通。到底是文人，陈蝶仙打广告也别出心裁。
　　 西博会结束后，陈蝶仙发现来杭游客不减，遂萌生开家饭店念头。1930年春天，西湖边桃红柳绿，北山路西泠桥边，崭新的“蝶来”饭店落成了。开张那天，楼前张灯结彩，鞭炮连天，人影幢幢。当红影星胡蝶和徐来也前来助兴剪彩，款式新颖的旗袍更衬得两个身影袅袅娜娜，让开张仪式引来许多人引颈围观。
　　 西湖北山路原已有三家高档饭店：葛岭、新新、西泠。“葛岭”早就息业了，“新新”客源多为商界大腕，“西泠”接待的尽是洋人。陈蝶仙的“蝶来”主要客源为军政要员和文人墨客。前三家虽也洋房洋灯洋餐具，但与老百姓是隔离的。直到“蝶来”开张，文人的参与，欧风美雨才真正吹拂滋润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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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企业家中，受过传统文化熏陶的不乏其人，但能将丰厚的古典文化思想运用于企业管理，陈蝶仙可以说是第一人。他提出“经理就是天经地义的经，物理人情的理”。他以古训为依据，要求经理做到“九径”。“九径”的概念源于《大学》。陈蝶仙将古人的修身养性、治国理民的准则用于经理的实际事务管理中，这九条准则即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和怀诸侯。
　　 他还出过一部《大学新讲》，主张用儒家训条管理企业。他心薄商人，耻言功利，做实业不完全以赢利为目的。他不喜欢机器，坚持以人力为主，并不是他对现代科学技术有成见，而是因为“用机器节省人工，是叫公司多赚钱，股东有利时，我是第一个，我为什么不干，因为中国还没到工业极度发达，找不到人工的时候。节省人工，即是使工人失业。我们既然是为社会服务而创办工业，那应该工人第一。况且，家庭工业社的工人，比股东还重要，股东是为利而出钱，工人是为生活而出力，股东少分点利益，不会饿死。工厂减少一个工人，便是国家多一个失业的人。试问国家重要呢？股东重要呢？”他以这种独特方式，去实践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
　　 上世纪三十年代，陈蝶仙在实业界获得极高声望，成为工商闻人，他发起成立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减少或杜绝洋货的倾销，他说“廉价竞争是国货的死症”，反对单纯以降低价格来推销产品，他对当时国内日益蔓延的消费欧化现象，颇为痛恨，“现在社会方针，一味铲除旧习，斥为迷信，非用全力打倒不可，殊不知换汤不换药，不迷信于旧习，而迷信于欧化。”“一·二八”淞沪战争后，陈蝶仙经营的家庭工业社遭到毁灭性的破坏。面对打击，他并不气馁，带着儿子陈小蝶到大后方云南、四川继续办厂。
　　 陈蝶仙成为闻名全国的民族工业家，凭的是脚踏实地、百折不挠的精神，他认为“天下断无一本万利的事，以小资本而期大利的，他的资本必丧失，如赌博博彩等，从事工商业也是个道理。”他每天黎明即起，更深未息。家人劝他，年龄大了要多多休息，他则说“生无所息，工作乃人之天职，怠惰即是罪恶”。“这只年事已高的老蝴蝶，没有一天停下他的美丽翅膀，他一直在采蜜，在为美延续着和平的弧线”。晚年，陈蝶仙仍醉心化学，有多项发明，创立工厂六处，依赖他生活的工人近万人。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人为报“蝴蝶咬碎金刚石”之宿仇，狂炸陈蝶仙在各地的厂房库房，终使蝴蝶失翅，实业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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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蝶仙在商海驰骋半生，如鱼得水，但他儒雅温厚，做名士始终是他的理想，也是他对子女的期许。他教育儿女：“儿当知之，名士与名人有别。名士者，明心见性，以诗书自娱，苟得其道，老死岩壑而无悔。偶传令名，非其素志。古之人，如渊明是也。名人则不然，延誉公卿，驰心世路，今之人如某某是也。吾愿儿等为名士，勿为名人可也。”他对子女的教育持“自由发展，尽其所长”的观念，在道德和人格方面，他对儿女的影响尤为深远。他有二子一女，小蝶，次蝶，小翠，其中小蝶、小翠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负有盛名。原人民日报总编范静宜追忆儿时，说：“我去的最多的是金神父路（现瑞金二路）金谷村的陈小蝶、陈小翠两位兄妹诗人画家的家。他们二位都够得上是旷世奇才，在他们家里，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雅韵浮动，逸兴遄飞，置身其间真是一种艺术的享受。”
　　 陈蝶仙是少有的开明父亲。长子陈小蝶生而奇慧，10岁即能倚声和唱昆曲，14岁入上海法政大学读法律，但繁琐的法律条文让他头痛生厌，失去继续读书的兴趣，他告诉父亲说：“此非我所耐也。”便退学而去。后转入上海著名的圣约翰大学，他见同学都不讲国语而以说英语为荣，又拂袖离开。陈蝶仙对儿子的“反叛”行径，不仅“放任”，还大加赞赏。在当时，像陈家这样的家庭对新式教育如此反感实属“另类”。父亲的耳濡目染，让陈小蝶决定以写作为业。后来，他不仅赓续父亲文学创作上的未竟事业，还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父子二人曾合作创作了十一部长篇小说，其中《柳暗花明》被明星公司拍成电影，传播极广。他独自撰写的《塔语斜阳》、《香草美人》等小说，沿袭父亲写作风格的同时，也做了成功的创新。父子俩被人誉为“中国的大小仲马”。
　　 陈蝶仙对女儿陈小翠的教育，也特别用心。女儿4岁时，陈蝶仙便教她背诵《诗品》，13岁时，他就帮女儿出版诗集《银筝集》；女儿17岁了，平常人家的女儿都谈婚论嫁，陈蝶仙却安排她师从画家杨士猷、冯超然学绘画。成人后，小翠才华卓异，人品清高，擅长工笔仕女与花卉，风格隽雅清丽，书法俊拔挺秀，在民国女性诗坛文苑，独树一帜。大儒钱振鍠向不轻易许人，却说“得见小翠，实不枉阅人一世”。
　　 因自己情感上的磨折，陈蝶仙反对婚姻专制，在婚恋问题上不仅要达到情与礼的统一，还要达成两代人的共识，而非家庭专制。他认为自由婚姻必备三项条件：一、媒妁之言；二、父母之命；三、结婚者双方同意。儿子小蝶爱上当年海上花国名伎郑十云，他支持儿子赎身娶妇。女儿小翠与浙江督军汤寿潜的长孙离婚，他也不加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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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初年，很多人都视办实业为做官的捷径，陈蝶仙却懔懔以此为戒。他一心扑在实业上，只想在成功后做个隐者。陈蝶仙平生最崇拜的人是陶渊明，一直向往归隐桃源，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我早想造成一个桃源仙境，等太平之后，从蝶庄空地入手，左右都有十几亩地可买，最好实行孟老夫子的五亩之宅，再种些番薯备荒，我有五十九亩地在玉皇山莲花峰下（原拟植树造纸），只要我高兴，我也做个灌园叟！”
　　 在风景秀丽的杭州北山西湖桃源岭，陈蝶仙为自己营建了一座生圹。那是一块风景极好的地方，站在地上一看，整个西湖在目，宝俶塔像一支锋秀的文笔，耸立在左山的尖端。可惜的是，右手的雷峰塔倒了。陈蝶仙免去了墓志铭等一概俗物，亲手在墓道上栽种了83棵松树和100多株梅花。有人对他说，这块地葬不得，在风水经上叫做绝地，得不着子孙的祭扫。陈蝶仙笑道：“这有什么要紧呢，只要风景好，我活着有一个登眺的地方，死便埋我，子孙祭扫何必远虑。”还因此做了一副墓联：未必春秋两祭扫，何妨胜日一登临。在上海病重期间，他反复叮嘱儿女：“胜利之后，葬我于桃源岭。”
　　 “从古江山闲不得，半归名士半英雄”。民国是个制造名士的朝代，名士之气蔚然成风，且成为一道特殊而绵长的文化风景线。真名士自风流。临终时，陈蝶仙留下遗言：“我以名士身来，还以名士身去。”又说：“平生只有两愿未了：一是《天虚我生全集》尚未刊行；二是必归葬我于桃源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