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专栏】松入风(散文)
徐迟和西山有缘。其缘似在风雨。
数十年来。他曾多次到过西山,大约都遇过风雨?鄂州的友人曾请他为西山写一篇文章,为此,他风尘仆仆地由武汉赶到鄂州,当天即登西山,寻词觅句。谁知风雨骤至,只好避于亭中。此文已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鄂州西山记》。文中论及古今,纵横中外,却仅八百六十言,可谓精矣。
金秋十月,天高气爽。他又来了。此番是与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洪洋夫妇结伴同来的,他想看看西山的秋山、秋水、秋菊,还想夜登松风阁,看看秋月。谁知缘分难违,又是风雨迎故人。
作为东道主,我们在半路上接到了他们。天初阴,将雨未雨。但当到了西山脚下时,已落麻麻雨了。
我们缓缓而行,边走边谈。徐迟的心境颇佳。他问及他所熟悉的人和事,还特意询问过二十六年前蹲点时住过的湾子的变化。当年,他曾和洪洋一道,在梁子湖畔体验生活、采访、写作时,常常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当年,徐迟尚不到不惑之年,有一种书生的潇洒;洪洋倒像一位山东大汉,有一种军人的气度。记得我和一位省报副刊编辑去看他们时,也是个有风有雨的天气。他们刚刚送走前来约稿的茹志鹃,二人正在房内对着一盆炭火对酌。如今,他已是七十五岁高龄的人了,还有这浓的游兴?我总觉得他是来寻觅什么的,是一个梦境?一首诗的灵感?还是回味人生旅途上所经历的风雨?
在萃景园中的两明轩里,我们一边品尝东坡饼,一边喝茶。他告诉我们说,他正在撰写回忆录,建国前的那一部分已经脱稿,下个月即可发表。还兴奋地说,他如今写作,不再像过去那样一笔一划的在稿纸上跋涉了,借助于现代技术,电脑代替了笔,速度快。易修改,且操作方便。说着,竟笑起来了,笑得很开心。
“我还是半个鄂州人呢。”他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令我迷惑不解。
原来,他的祖籍在浙江吴兴县,祖父曾在鄂州当过地方官;父亲在这里的一家当铺里干过事。也许是书香门第固有的传统吧,他们都在鄂州写过诗,诗中还提到过金牛、观音阁、南楼、古灵泉寺、避暑宫、试剑石、吴王城等地名。他收藏着这些诗稿。
徐迟是在三十年代中期从事翻译和写作的。开始是写诗和散文,著有《二十岁人》、《最强者》等诗集,还有《美文集》、《狂欢之夜》等散文集和小说集,同时还有不少译著。解放后又出版了《我们这时代的人》、《庆功宴》、《战争、和平、进步》、《共和国的歌》、《美丽?神奇?丰富》等多种文集。由于他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且性格开朗,喜游好动,见闻广博,加之对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研究(当然也涉猎现代科学),所以,在文学创作上,有较深的造诣。近十几年来,又先后发表了《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生命之树常绿》、《在湍流的漩涡中》、《石油头》、《刑天舞干戚》等报告文学,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他急于想去松风阁看看,但窗外的风雨未停。他却不以为然,诙谐的说道,也好,风雨中的松风阁更有一番情趣。我们似受了他的情绪的感染,于是,稍事休息后便上路了。
先爬上电视台的铁塔,饱览了风雨中的市区风光之后,又冒雨来到建在半山腰上的松风阁。
在阁的一楼大厅中央,刻有黄庭坚的《武昌西山松风阁》诗。黄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又是江西诗派的领袖,其创作诗多于词,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但由于他主张“无一言无来处”,且过分注重技巧,故其作品不免晦涩和典故过多。而他的书法艺术却更为当时和后人所称道,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当年,他曾夜宿松风阁,听松涛而成韵,写出了名蜚天下的《武昌西山松风阁》诗,并亲笔书写在砑花布纹纸上,是书法宝库中的珍品。日本出版的《支那墨迹大成》的第二卷首页上,影印了这件作品。记得一九六五年秋,陈毅元帅到西山时,边走边吟此诗,竟能一口气咏毕。右侧有洪洋撰写的《西山新记》。系书法家曹立庵所书;左侧是画家唐文宣的一幅梅花。
徐迟的《鄂州西山记》留在二楼大厅的中央,是书法家陈经义书写的。他从头至尾读了一遍,站立良久,才又缓缓跺到走廊上远眺。山上,白云渐生,远处的楼宇隐约可见。半城秋水半城花,烟雨暗千家。吴王古都城,在风雨中确有另一种韵味。
不知松风阁的命名是否与唐人刘长卿的五绝《听弹琴》有关,或者与那首古曲《松入风》有关,我总觉得和自然规律有些相悖。松入风,是静受于动;风入松,则以动态加入静体,才能观风撼松林之势,闻松涛不绝之声。有动有静,有主有次,回味无穷。“冷冷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管它悖与不悖,反正古曲《松入风》已成绝唱,世人早已认可,何必再去追根求源呢。
阁的四周尽松树,可惜,树龄都不大,更无铁躯虬枝的老松和造型古朴的迎客松。徐迟和洪洋却极力赞扬,言此处有黄山之势,庐山之态,数年之后,必然古木参天。每当风起,松涛如潮,此阁便可名符其实了。
天将暮,风雨更甚。我们在客室中小憩,品茗赏菊,但见几盆菊花擎蕾未绽,在山风中微微摇曳着,似在向客人表达着歉意。
话题自然离不开文学。他谈了自己长期从事诗歌创作和编辑《诗刊》的一些体会。写诗,首先要从我国古典文学遗产中吸取养分,并跟上时代潮流,再加上个人的气质和努力,才能写出上乘的诗作。至于报告文学的创作,他承认难写,写知识分子尤其知名度高的知识分子更难,而写目前尚在的知识分子则难上加难了。此中的苦衷,无需细讲,便可理解。不过,我更喜欢他的《祁连山下》。据他介绍,那是一九五六年写的,发表在一九六二年的《人民文学》上。这篇作品的发表奠定了他在报告文学创作上的地位。《祁连山下》描写的常书鸿,是一位受人敬佩的敦煌艺术家和美术史家。徐迟在这篇作品中,以气势磅礴的笔力,绚烂多彩的文字,再现了常书鸿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和打击,义无反顾的向艺术的顶峰攀登的故事。尤其写到主人公事业的艰辛,生活上的流迁,由巴黎到桂林,又由桂林转重庆去敦煌的过程,似一幅生活的长画卷;当写到常书鸿虔诚地站在《萨垂那太子舍身饲虎图》前深思时,他的雕塑家的妻子却象石璧上的“飞天”一样,悄悄地飞走了。主人公不顾心上还在淌着鲜血,毅然舍身于敦煌艺术了。读到此,令人感动不已。
也许与他写诗和倡导诗歌朗诵有关(抗战初期他和光未然及一些音乐家、戏剧工作者一道,在重庆举办过诗歌朗诵会,还组织了诗歌朗诵队),他在创作上对语言的运用很有特色,如吸收古代散文、骈文和辞赋的词句;对外国语言的文法和句子结构的使用等,都恰到好处,所以,写的声调明快,琅琅上口,既有对称之美,又有对比之效。
我约徐迟和洪洋为我们的刊物写篇文章。当他听说我曾在北洋舰队工作过时,他指了指洪洋,幽默地说,他是南海舰队的,今天,两个舰队在这里碰头了。
下山时,市区正是万家灯火,但风雨未歇。
夜宿南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