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我的长篇小说出版以来，许多读者在肯定、叫好并希望能把《随风飘逝》这部长篇小说拍成电视剧的同时，他们向我提出过许多问题。
　　 我现把读者们提出的问题大致归纳如下：我的生长环境、婚姻家庭和生活状况与我的文学创作有着怎样的关系？我在工作上的经历，对我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不是我自己？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读者们的好奇和问寻，自然也勾起了我对似水年华的追忆，那随风飘逝的岁月，就在我的脑海中一幕幕地闪现、滑过……
　　
　　 一
　　 从小就白天迷瞪、晚上亢奋的我。读初中时，不但晚上躺在被窝里看小说，而且在白天的课堂上也偷着看。在初中最后一年增设英语课后，我对英语怎么也产生不了兴趣，就索性放弃了对英语的学习。
　　 考入高中后，还是整夜整夜看小说，白天却经常爬在课桌上睡觉，同学们都叫我“夜里欢”。尽管我的文科成绩一直很好，但因放弃了对英语的学习，所以，在参加高考时，我实际上是用五门功课和别人的六门功课在考场上去竞争的。记得我的语文老师说过：“要是高考不增加英语考试的话，你考个重点大学没一点问题，但你将来要考个中专都难！”
　　 第一次高考，就让我的语文老师不幸而言中了，我以几分之差而落选。来年的第二次高考，我又一次榜上无名。家人很是伤心和难过，父亲强装笑颜地对我说：“娃，家里再困难，也不用你操心。再补习一年，咬着牙好好补学英语，明年继续考！如果明年考不上，后年接着考，直到考上为止！”
　　 两年的复读，我的功课并没有提高多少，但却让我阅读了更多的文学作品。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对不起我的家人！
　　 在参加完一九八四年的高考后，估计自己又要名落孙山的我，整日愁眉苦脸且无精打采。家人出于对我的疼爱，不让我去田里干活，任我整日与同学朋友往来或在家里看书。我估计，父亲是铁了心还要让我继续复读的，而我觉得自己再也无脸去当一个补学习生了。一个阴雨天，因烦恼至极而剃成光头的我，正躺在家里的土炕上看一本小说，突然被通知于当月某日务必到达渭南，参加陕西省人民警察学校录取新生前的身体检查。
　　 喜从天降，家人的兴奋程度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但到渭南后的体检结果，却给了我当头一棒。由于自己剃成光头后的脑袋极为不雅，加之右眼下边不久前突然冒出了颗扁平疣，让警校负责体检的教官认定我将来毕业后，无法去从事侦察时的卧底工作。结果，负责体检的教官明确告知我：
　　 “你体检不过关，警校无法录取你。”
　　 “我……我、我的身体没有问题，我、我的家人、他们、他们会受不了的……”我拉着哭腔语无伦次地说着。
　　 负责体检的教官看着我的可怜相，他可能觉察到了我的绝望心理，叹息了下，说道：“你们渭南地区的录取分数线也太高了，你考了四百六拾分，回去吧，再复读补习一年，明年高个好大学没有什么问题。”
　　 “我都补习两年了，英语是我的偏科，还有，家里也供不起我再去补习了。”
　　 “你赶快去省上的招生办，让他们把你的档案投送到别的学校吧！省招生办没在西安，在户县政府招待所办公，你明天就去啊！”
　　 我趁着给负责体检的教官深深地鞠躬的机会，把噙着的泪水使劲地全洒落在地上，低着头离开了。
　　 和我一同体检的几个同学安慰了我好半天，他们都兴高采烈地回家去了。我不想也不敢回家，揣着仅有的几元钱，一个人毫无目的地在街道上走着，心里乱糟糟地不知道都在想些什么，快到天黑时才反复想着：“该怎么给家人交代呢？还有脸面去见家人吗？还好意思再复读吗？难道我要当一辈子的农民了吗？”
　　 我情绪低落地像霜打的叶子一样，浑身无力地坐在一家小餐馆里，买了碗面，但却伤心、难过、痛苦的怎么也吃不下去。离开小餐馆后，迷茫、自责、内疚、惭愧的我，异常伤心地站在渭河桥上，茫然地盯着那东流之水，不知不觉间，苦涩的泪，涌出眼眶，顺着腮边滚落……
　　 大概晚上十点多，我稀里糊涂地登上火车，去了在西安铁路局工作的叔父那儿。次日，天还没亮，叔父就叫醒我，带我去吃了早点，给了我十元钱，让我赶快到招生办去，并亲自把我送上车。
　　 还好，招生办的老师说：“马上给你办理，但只能是碰碰运气了。”
　　 叔父得知招生办把我的档案已经投送到了别的学校时，就对我说：“娃，别难过，有希望！你就在西安好好玩吧，过一阵子，我送你回去。”
　　 月余后，叔父才送我回家。
　　 刚下火车，就听见火车站的高音喇叭在不断地喊着我叔父和我的名字。叔父和我正在诧异纳闷之时，一位警察和我叔父一位在韩城火车站工作的故交（我叔父的这位故交曾经去过我家几次，我一直叫他叔叔），朝我叔父和我跑了过来。
　　 简单地介绍和说明情况之后，我才知道，陕西省劳改劳教工作管理干部学校（后改称陕西省警官学校）派教官前来对我进行面试。
　　 来到教官所住的旅馆房间，教官先让我站在那里，盯着我看了一阵，然后，他不断地对我喊着口令：“立正！稍息，起步——走！立定！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向前——转！”我心里甜滋滋且精神抖擞、亢奋昂扬地按照教官的指令，做着各种动作……
　　 “好！很好！”教官喝了口水，接着说：“我们在陕西省人民警察学校看了你的体检结果，你的身体没问题，你脸上的扁平疣不影响你上这个学校的。以前，我们这个学校是搞干部培训的，去年才开始招生。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你被录取了，就等着录取通知书吧。你本人是否愿意？”
　　 我不假思索的飞快地大声答道：“愿意！”
　　 “穿警服吗？”叔父兴奋地问道，他满脸的皱纹因喜笑颜开而显得更加密深。
　　 教官答：“穿！”
　　 “拿手枪不？”叔父有些激动地问。
　　 “拿！”
　　 “骑挎斗摩托？”
　　 “骑！”
　　 “毕业后不能去公安局，只能去劳改队了？”
　　 “是的！一毕业就是正排级国家干部，一个月就拿七十块呢！将来，他在犯人面前，代表的就是政府啊！”
　　 叔父的脸乐成了一朵花，我更是激动、兴奋的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乐呵呵地笑着，连句感谢的话都忘了说。
　　 我叔父的那位故交，高兴地请我们一人吃了一碗羊肉泡馍，并不断地鼓励我要好好学习，将来毕业了一定要好好干，云云。
　　 由绝望到喜从天降，这突如其来的带有戏剧性的变化，使我感觉像在做梦似的，望着喜滋滋的叔父，再看看那位教官和我叔父的那位故交，我突然在心里问自己：“是真的吗？会不会弄错了？”
　　 回到家后才知道，是我的父亲和哥哥，与那位负责在渭南地区招生的教官一起，费了好大的周折，才见到了我叔父的那位故交。至今，我还心怀感激地想着那位教官和那位叔叔。
　　 那时还是计划经济，在农村人眼里，高考时只要能考出去，不管是大学还是中专，就脱了“农皮”跃过了“农门”，就一辈子都端上了铁饭碗。家人兴奋得把我当个宝贝似地，父亲很是得意了阵。尽管我们村每年都能考上好几个大学生和中专生，但乡亲们仍然为我而感到高兴，不断有村人来我家表示祝贺。
　　 入校之后，新生们都异常亢奋！我们非常羡慕地看着那些身着上白下蓝式警服的学长们。当我们的警服也发下来之后，我和同学们迫不及待地将金光闪闪的国徽别在大沿帽上，把鲜艳的红领章缝好，急急地穿好警服戴上大沿帽，脱掉布鞋换上配发的军用黄胶鞋，然后把武装带往腰间一扎，斜挎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黄军包，一个个裂嘴直笑，大家相互看着，并在宿舍和楼道走来走去……星期天，我和同学们迫不及待地跨出校门，昂首挺胸、神气十足地走在街上。突然有小朋友叫我们“警察叔叔”时，我和同学们颇感荣誉和自豪！
　　 但不长时间，我就陷入了淡淡的忧郁之中，为自己没有能够考上大学的中文系而深感于心不甘，无数个夜晚，我躺在床上，想着自己的文学梦……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宁可当一名语文或者历史老师，我也不想成为一个监狱警察。
　　 入校一个多月后，我仍一次次在梦中梦到自己因高考落选而愁肠百结，有时竟被梦境中的惶恐不安所惊醒……睁开眼后，我仍心有余悸，在暗夜里听着宿舍里同学们微微的鼾声，再看看床边的警服，才确信自己的确是考上了，而不是梦中所梦的那样。
　　 尽管我因自己没有能够考上大学的中文系而倍感落寞和惆怅，但对文学的兴趣和爱好却与日俱增。两年间，我利用课外时间阅读了一些文学、历史和哲学经典著作，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和十多篇散文，但却没有勇气给报刊投稿。
　　 时间过的飞快，两年的警校生活，一眨眼就结束了。
　　
　　 二
　　 参加工作后，我所在的监狱是应“八三年严打”之需而新建的一所监狱。记得当时的单位只有一辆罗马吉普车，监狱长就让办公室派了一辆卡车去火车站拉我们从学校托运过来的行李。规模很小的一个监狱，但年轻同事却很多，他们帮我们这些新同事打扫宿舍、支床铺，并借给我们食堂用的饭票……监狱组织的欢迎仪式虽然简单而朴素，但那温馨的、浓浓的人情味，让我至今也难以忘怀。
　　 我很快就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白天，我和同事们及武警战士顶着烈日带犯人在采石场干活；晚上，和同事们一道深入罪犯号舍，解决罪犯在改造生活中的许多琐事。快入冬时，监狱决定让我们中队到十多里外的一国营钢铁厂去从事把大块焦炭用铁锤砸成碎块的劳动。其间，发生了一起罪犯脱逃事故。当时，我不知哪儿来的力气，纵身一跃，爬上一堵高墙，翻身落地，毫不犹豫地朝罪犯脱逃的方向追去……监狱和驻监武警部队立即组织追捕，当地的老百姓也积极勇跃地为我们提供线索，于当晚就将脱逃罪犯在黄河边抓捕归案。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感受到监狱工作也充满了惊险并富于挑战性。
　　 日常工作繁琐而冗杂，我和同事们查阅案卷背“四知”（即罪犯的四项基本情况），组织罪犯从事生产和学习，进行队列训练，学唱改造歌曲和经典类的革命歌曲；找罪犯谈话，做罪犯的思想转化工作……但令我头疼的是那些难、顽、坏类型的罪犯，其冥顽不化、刁钻古怪、无病呻吟、小病大养、出工不出力等反改造行为，经常弄得我这个还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年轻干警颇感恼火！
　　 记得有一名罪犯，天天给我请假说他头痛肚子痛，整日不出工，但经医院再三检查，也查不出该犯有病，该犯一看装病不成，就主动要求关禁闭，并说他即就是把禁闭室坐穿、坐到刑满释放那一天，他也不会出工劳动的。当时，年轻气盛且气愤至极的我，恨不得猛抽该犯几个耳光，但我咬了咬牙，费了好大劲才使慢慢地自己冷静下来，可我仍然想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正在我不知所措之时，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同事过来帮我解了围。
　　 那时，我和同事们总觉得改造政策对犯人太好了。每当我在医院既看管又侍候患病的罪犯时，我很不情愿地给罪犯喂吃喂喝、端屎端尿。但没办法，我的工作要求我必须那样去做。那时的监狱领导和基层警察之间非常亲近，领导们不打官腔，吸着比我们基层干警抽的只贵一两毛钱的过滤嘴香烟，经常和我们年轻的干警在拉家常的同时，让我们说说工作中还有什么问题。当我们发牢骚的时候，监狱领导总是耐心地听着我们的倾诉，等我们说完我们的困惑之后，监狱领导才给我们打好多的比方。末了，监狱领导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还年轻，要多看多学，多向老同志请教，不能用感情来代替政策啊！”
　　 说来也怪，那时的规章制度没有现在多，但当时基层干警的工作热情却相当高，在工作中不但积极主动，而且也能放开手脚去干。即使在工作中出了问题，单位自上而下对我们这些基层干警，总是本着批评教育的原则，监狱领导首先把责任承担了起来。
　　 八十年代后期，罪犯在工余、休息和节假日时，可以不着囚服而穿便装。许多城市籍和家在厂矿的罪犯，家人探视时送来的衣服，远比我们这些农村出身的干警的便服还要好。每当家属探视接见日，许多家属给罪犯带来的那些吃的东西，有些食品我见也没有见过。每当有罪犯穿着皮鞋时，我很是羡慕。记得八六年冬，当给我配置的皮鞋发下来后，我和我的家人仔细地把皮鞋观赏了半天。父亲用手不断地摸着皮鞋，高兴地说：“你有皮鞋穿了，以后，一定要听领导的话，把工作干好，千万不要占公家和犯人的便宜。你是农民的儿子，咱可犯不起任何错误啊！”
　　 遗憾的是，辛苦了一辈子、望子成龙的父亲，在他临终前，也没看到他的儿子能够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但却让他老人家欣慰的是，他的儿子再穷再苦也没贪赃枉法过。但我也深为我没有给家里做出贡献而惭愧，更谈不上什么光宗耀祖了。用传统的世俗观点来衡量，我对不起我的家人，更对不起我的父亲。
　　
　　 三
　　 工作中，也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诸如：严禁犯人打犯人，但犯人之间发生了口角之后，有的犯人就私下约定在厕所、水房或别的僻静的地方打一架（他们称之为“单挑”），谁要是向警察反映或汇报，谁就不是男子汉。但我们每个基层干警，都布有为我们反映情况的秘密的信息渠道。当我们得知犯人发生了“单挑”之后，在调查处理时，打了架的两个罪犯异口同声地矢口否认，甚至指天发誓，并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更甚者会掉下眼泪，说他们俩的关系是如何如何的好，说他们不但没打架、连骂也没骂过一句。一次，当我掌握了有两名罪犯在生产工地的厕所墙后边正要“单挑”信息后，就快速地赶到现场，两个正打着的罪犯马上停了下来，规规矩矩地站在那儿，一个劲的给我认错。这类罪犯，性子大都比较直爽，如果被逮个正着，他们就会立即承认错误，并解释说他们不想给干警带来麻烦，才采取“单挑”的方式来自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