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时光如水，几十年匆匆而过，恍如隔世。我家的那片老宅子早已面目全非，可那熟悉而又亲切无比的情景好像一幅古画，一直珍藏在我的记忆之中。
　　 麦秸缮的两间土垛子正屋坐北朝南，七层凹凸不平的砖基上绿菌恰如铜锈，东西两侧各有两小间靠垛子支撑的厢房，麻杆秫秸外加泥巴敷成的墙体难耐风寒，但一年四季晨昏或夜午，时常有明亮的光线惠顾。空荡荡的院子只有西南角一段不长的树枝插成的篱笆，旁边栽着一棵历尽沧桑的老枣树。东南角则是一个说圆不圆说方不方的粪池，夏天有雨的时候，偶尔能听到几声蛙鸣。老宅简单而朴实、疏朗又明快，好似一张古朴而优雅的写意画。然而，这张自然流畅的写意，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堂屋东北角上的那棵歪脖国槐。
　　 国槐，又名“中华槐”，原产于我国，它木质坚实，羽状复叶，树冠浓密，是一种很好的绿化树种。我家老宅子上的那棵国槐比碗口还粗，干皮为暗灰色。从我记事起，它就站立在老家正屋的东北角。据我爷爷说，发黄水的那些年，国难当头，为了生计，他一直在外逃荒。初回故土，荆榛满地，老屋那里曾是一片葱郁的刺槐，几经翻盖，直到老屋艰难地站立，他才在那里种上了这棵国槐。岁月沧桑，国槐悠悠地生长着，可有一年夏天下大雷雨，一阵狂风折断了国槐的树干，树头直接落在了老屋的后坡上。后来，国槐的顶端发了一些丫，或许是阳光的作用，偏外的一支长得较粗大，经过修正，才长成了后来的模样。
　　 老屋的东北角正是我家所在胡同的出口，老屋的背后原来是条倾斜的大街。街两旁邻里宅第犬牙交错，大街斗折蛇行，像把拐尺拦腰贯穿了整个村庄。那棵国槐站定了我家老宅的一角，躯干坚毅挺拔，只是在老屋的后檐高处折了个慢弯，然后又倾斜着伸向老街。那慢弯犹如倔强的脖颈，留下的伤疤早已愈合。茶余饭后，我经常地爬上去骑在上面。那弯弯的脖颈正像一把躺椅，又如一架风来纹丝不动的摇篮。我有时躺在上面，遥望蓝天，卧看飘逸的白云，时常有鸟儿飞过。有时闲着无聊，便好奇地用小手轻轻地抠一抠那肚脐眼一样的疤痕。说来也怪，其间总是有些露珠、圣水和小虫子。
　　 那棵国槐，虽然曾经遭受了难以想像的劫难，丈把高就折弯了，可它坚强不屈，重新抬起了头。槐枝丫呈深青色，上面还带有细细的白斑，似风霜又似泪痕，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凄美的湘妃竹，联想起娥皇女英那温婉的故事。但国槐属于北国，它没有南国女儿般的娇羞和柔弱，有的只是坚韧而又稳重的内涵。我清楚地记得，那棵国槐的叶柄细长、羽状复叶、整齐排列，即便是顶端的那枚也周正直率，没有半点的偏斜。国槐的每个叶片均呈卵形长圆状，密密地挨着，似乎个个都暗暗地憋足了劲儿。明丽的阳光照过去，平滑的街面上顿时会留下斑驳细碎的倩影，仿佛水中的藻荇一般地招摇，惹人怜爱。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爷爷身材魁梧，只是因为常年在地里劳作，背略微地有点驼。爷爷是个老瓜农，他随身携带着一把特制的磨得明兮兮的瓜铲，时常用它在田间剜土、平地、除草。爷爷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忙的时候，只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才会家。记得有一次，爷爷从地里回来，路过屋角，见我正在槐树下玩，便走近我说：“你看这片槐荫多好，多像一幅美丽的图画。”我说：“像什么画，一疙瘩一块的。”爷爷摇摇头说：“你还小，不懂，它像一幅书法。来，我教你写个字。”说着便用手中的瓜铲的木把在树荫上写下一个大大地“槐”字。
　　 那时，我刚上学不久，认得了一些简单的字，便信心十足地大声念做“木鬼”，爷爷笑了，摸摸我的头说：“这是一个字。”我抬头看看爷爷，心想：“树木怎么还有鬼，是不是爷爷在考验我？”于是就肯定地说：“这不是一个字。”爷爷郑重地说：“这不但是一个字，而且这个字就是你身边的这棵树的名字，也就是国槐的huai字。”我知道爷爷当年曾经教过私塾，满腹学问。我虽然有些怀疑，但只是眨巴眨巴了眼睛。爷爷接着说：“树木是有灵性的，国槐是通神的。神就是一种气，是日月精华所化之气，它是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正气，不是人们用来吓自己的邪气。什么鬼不鬼的，装模弄鬼，鬼从来都是装出来的，有些是故意用来吓人的。”当时，我对爷爷的这番话似懂非懂。爷爷看着我迷茫的样子，好像自言自语地说：“孩子还小，什么都不懂，老了老了，说这些干啥？”
　　 说着，爷爷来了兴致，他把我高高地举过头顶，然后轻轻地架在了他的脖颈上。爷爷那紫红的脖颈似乎很粗糙，显然没有国槐的歪脖光滑与顺溜，但比国槐的温暖和舒适好多。借助爷爷宽大的肩膀，我顺势又一次地爬上了那棵国槐，骑在国槐弯弯的脖颈上，犹如驾着一片祥云，天马行空，一种无比的幸福和自豪感在我心中荡漾，我顿时觉得爷爷就像那棵歪脖国槐。
　　 印象中，那棵国槐夏天枝头开着一种淡白微黄的米花。花萼呈倒钟状，五片小齿像星星；花冠秀美，中间如一根旗杆似的带有短爪，侧翼和龙骨瓣的边缘略紫。一簇一簇的米花，摇曳在青枝碧叶的顶端，有的直接伸向了斜街的上空，那娇媚秀丽略带羞涩的神态，煞是可爱。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给老街增添了一种别样的芬芳。
　　 据说国槐是一种蜜源植物，但在当时我虽然每天来来往往地爬上爬下，可在记忆里很少遇到“嗡嗡”的蜜蜂。有时在不远处的枝叶间偶尔看到一只小蜂，也是细脚伶仃的一闪而过，决不是那种勤劳可爱的蜜蜂，当然更不是长着肥硕的大肚子专一蜇人的马蜂。要说当时见得最多的倒是一种叫做“天牛”的昆虫。这种昆虫，长着细细的瘦瘦的身子，黑黑的躯干上带些粉尘似的斑点。趴在树或身枝干上，慢腾腾的样子，爬起来简直忘了匆匆的岁月和时光，摆出一副悠悠地非常自在的神态。最有趣的是它头顶上那两根长长的触角，像一对天线似的，似乎是在接收来自茫茫宇宙间的信息。或许这两只角正是它得名的原因，不过那慢腾腾的气象和走起路来不知拐弯的性格，还真有些牛脾气。古书中有写到大槐树做梦的，《西游记》里有个牛魔王，不知当年吴承恩先生是否从国槐“天牛”这里得到了某种启发。
　　 说到《西游记》，猛然间我想起了孙猴子偷吃的人参果。老家屋角的那棵国槐，每年都结有一种青青的荚果。这种荚果类似四季豆，一线串珠状的，外形光滑圆润，质地肉乎乎的，内含水分。用手掐下一节，上大下小，状如宝葫芦，就好似一枚青色的人参果。当时我们都叫它“槐陆指”。“陆指”即歧指，它本来是指人手上多长的像小指一样的东西。“槐陆指”又名槐爪，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槐角。据说它果肉能够入药，种子可以榨油制皂作饲料，外皮还可以提馅糖等。想想当年那个馋劲，就像吃豌豆角一样想一口啖掉它，可刚送到嘴边，浓重的苦味着实让人难受。
　　 记得郁达夫先生的《故都的秋》里曾说：“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这北国的槐树，我想正是老家的那种国槐。深秋时节，老家屋后的那条斜街上，除了先生所说的满地的“落蕊”之外，歪脖的国槐下还应有一条条细细的落梗；树上僵硬的枝条赤裸裸的，一些干枯的槐角仍孤零零地挂在树梢，在萧瑟的秋风中发出“晃啷啷”的声响。天空瓦蓝瓦蓝的，格外高远，整条大街也显得宽敞明亮了许多。
　　 到了冬天，万物萧索。这个时候，歪脖国槐上常会多出一张大红纸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红纸黑字，红纸斜贴着，字迹歪歪扭扭。每次贴出的字条上仿佛最后都是一个“！”，它像伸出的一个有力的拳头，又像踢出的一只脚，更像发出的一枚排击炮弹，令人心惊，让人震撼。记得有一次，我正骑在国槐的歪脖上神游，突然听到十字街口有人吆喝“打到地富反坏右！”“打倒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接着便听到了“嗡嗡”的随和声。呼声越来越近，声浪越来越高，我昂起头看到一伙人朝我所在的这边走来。我定睛地仔细看着，只见走在最前面挥舞着拳头领喊的是人称“狼子”的前庄的孙子良；中间的有两个，一人戴着秫秸扎白纸糊的高高的帽子，一人脖子里挂个破旧的铁皮水桶，两人都低着头，其中脖子里挂着水桶的好像是我爷爷，旁边还有五六个年轻人，都带着红袖章。
　　 等到走近后，我看得清楚了，那个挂水桶的确实是我爷爷，而那个戴高帽子的是东庄的“大善人”李铁龙。一帮人走着喊着，后面还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孩子。不谙世事的我真的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晚上我便问爷爷，爷爷说那叫“游街”，我问：“为什么东庄的“大善人”戴着高帽子，你脖里却挂个水桶？”爷爷说：“他是地主，我是富农。”我说：“你年年种地还不是地主呀！”我知道爷爷知识上很富有，也知道我家并不富裕。爷爷叹了口气说：“阴阳易变，这是天气，你不懂。”爷爷的话我真的不懂，但看到爷爷那疲惫的样子，我也不忍心再问下去了。
　　 在一位伟人去世的那年的春夏之交，爷爷走了。他轻轻地走了，正如他轻轻地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西天的云彩。我喜爱本家的诗句，但我更怀念我的爷爷。爷爷去世不久，那棵歪脖国槐也走到了它生命的尽头。为了生产，父亲除掉了那棵国槐，把它用做了打造架子车上棚子的硬料。那棵歪脖国槐，最终也有了自己的归宿。
　　 或许是一种缘分，如今在我终日工作的校园里就种着一片国槐，人们美其名曰“槐园”。这里的国槐粗细犹如人的胳膊，像一把把撑起的绿伞，神态自然，没有一棵是歪脖的。闲来无事，我时常在槐树下散步，有时坐在树下的人造石墩上，透过国槐那细密的枝丫，遥望深邃而辽远的碧空，常常会痴痴地怀想老家屋角那棵歪脖国槐，怀想那充满快乐的时光……
　　 岁月匆匆，往事悠悠，犹如年轮深深地镌刻在了我生命的记忆中。“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生长在我家屋角的那棵歪脖国槐却永远地和我说再见了。再见了，老宅的正屋！再见了，我的爷爷！再见了，那棵歪脖国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