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有一句村俚：表溯百年。腊梅是我表伯家的儿媳，我还叫她表嫂。表嫂比我大十二岁。记得我是在六岁那年，中秋节刚过没几天，才第一次见到腊梅嫂子的。腊梅与表哥如松于八月十八这一天举行了婚礼。
　　 如松表哥婚礼那天，白天我与几个小伙伴在野地里疯玩，弄得全身都是土，就像一只泥猴子。到了晚上，当腊梅坐着如松的自行车进门时，我已经在屋后的草堆旁睡着了。婚礼，在那特殊的年代、贫穷落后的乡村，不仅是一种仪式，还成了一种文化活动。乡亲们变着法子、翻出各种花样闹洞房。等到闹完洞房，妈妈这才想起我来。据说那天我是闭着眼睛由妈妈洗的澡，洗完就直接放在表伯母的床上继续睡了，连新娘子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我正在表哥家的天井里挖蚯蚓，用做钓鱼的诱饵。这时从堂屋走出一位苗条女子，白白净净的，头发梳成一个髻，如画的眉宇略带羞涩。她静静地站在我的身后，看着我翻开一块块小方砖，寻找下面的蚯蚓。她身上散发着淡淡的体香，让我闻着很舒服。等我挖完蚯蚓站起来，她浅浅一笑对我说：“你就是河西表叔家的小龙吧？”我点点头，又凑到她的身旁好奇地嗅了嗅，然后转着圈子打量她。我感觉在哪儿见过她，却一时想不起来。她跟着我转动身子，始终保持善意的微笑。见我不肯罢休，索性停了下来，任我前后观察她。她还张开双臂，似乎要让我看得够清楚，完全是一副温淑善良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新娘子，表哥的新媳妇。
　　 当时表哥已经三十多岁了，由于家庭成分是地主，所以结婚很晚。在那极左时期，地主的后代很难找上对象。他能娶到腊梅完全托祖上的德福。
　　 表哥的祖上曾是晚清扬州城里的盐商，积攒了大量的财富，不仅城里有商铺，而且在老家紧靠三洋河的东侧，还置了四百多亩上好的水田，全由当地村民租用。三洋河是一条南北向的河流，现在已成国家南水北调东线的骨干河流。奇怪的是它流过表哥家老宅附近却拐了一个弯，先向西流，与京杭大运河形成了一个“丫”字，然后再向北流去。
　　 据说表哥的曾祖就是看中这里的风水才买下田地的。晚年他把城里的店铺给二儿子打理，自己回到故里，与大房儿子一起生活。回乡后老人家做了很多善事，还出钱在三洋河与大运河的交汇处造了两座桥。行人走不了几步就能穿过两条大河，因此当地人称做“三步两档桥”。至于出钱修路，接济乡邻，捐助寺庙，每年都有不小的花销。
　　 有一年腊月二十五，久雪天晴，表哥的曾祖坐轿子出去收账，到了三洋河桥的西侧，看到一位衣着粗布的老婆婆瘫坐在桥头哭泣。他赶紧让轿夫放下轿子，走过去，欠了欠身子和蔼地问道：“快过年了，你这位老姐有什么难事？说与我听听，或许我能帮上你的忙。”老太婆一只手指着摔在地上的油瓶子和一滩油污，另一只手拍着泥地，大哭道：“不晓得是什么人家造的这座桥啊，这么陡呀，还让不让人过哪！家里还指望这瓶豆油过年呢，一个跟头就全跌翻了，让我回去如何与媳妇说呀！”
　　 老曾祖当初为了让过往的帆船方便收落桅杆，特意让人把桥洞设计得很高。由于引桥偏短，桥面就很陡峭。见此情景，老曾祖连忙让伙计抓一把雪放在砚台上，很快磨好墨汁。他又从账本上撕下一张纸，提笔在上面写了一行字，递给老婆婆说：“老姐姐，你拿这个纸条，提瓶子再去油坊找那里的伙计，他们会给你装满油的。”说完，便令轿夫搀扶她过了桥去。
　　 老太婆将信将疑，颤巍巍地拿着纸条来到油坊。店里的小伙计一看，又传给另外一个伙计说：“这不是老太爷的字吗？要我们给这位老婆婆打满油，送她过桥去呢。”
　　 第二年开春，老曾祖就命人重新设计，在原址上建了一座新桥，把引桥建得长长的，平坦多了。桥，用一块块小方砖磊成，砖与砖之间用糯米汁和草木灰浆粘结，很结实，一直保留到1960年代。如果保留到现在兴许算作历史文物了，可惜在“农业学大寨”时被拆了。后来公社在河上砌的一个水闸，用的就是原来桥上的小方砖。
　　 老曾祖有三个儿子。老大就是我的姑祖父，一直在乡村管理田产。另外两个儿子，一个在扬州城里经营店铺，另一个在南京城里教书。过去乡村习俗特别重视长房。老人临终留下遗言，居然把乡下所有良田都归到老大名下！
　　 姑祖父得子早，十八岁就有了第一个儿子。两位表伯父先后从中央大学毕业，都在国民政府财政部谋到了职位。1949年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二伯父去了台湾，大伯父便回到了老家。
　　 大表伯颇有祖父遗风，也乐善好施。回乡不久，当地实施土改，他家被划为地主，所有土地分给了村民。庄园则被用作村里的学堂，一家子就迁至三洋河边的水车棚里居住。好在这家人一向行善，村民们并不十分为难他们。可是好景不长，“三反五反”运动一起，他们立即受到冲击。其时，姑祖父已经过世，由表伯当家，灾难也就落在他的头上。村上有个无赖，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曾被表伯当面痛斥过。此人怀恨在心，运动一起，便向县里派来的工作队诬告表伯是国民党潜伏特务。表伯就这样被投进了监狱。
　　 在扬州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表伯为自己作了无罪辩护。凭其出众的口才，详细叙述了他在国民政府里的岗位特点。按照党的政策，作为旧政府的一名文员，从来没有参与过反革命活动，不该获罪。回乡这几年，安心务农，从没有走出过乡里，一切都有村民作证，如何能从事特务活动？经过数次法庭辩论，最后法官确认表伯无罪。第四次开庭审理后，表伯被当庭释放了。
　　 表伯从法庭回家数天后，从扬州城里来了一位公安。此人原是高邮一带湖匪，后被新四军劝说加入了抗日武装，算是参加了革命。全国解放后，原先钢铁一般的队伍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道德锈斑，换妻便是其中的一块污点。这家伙一进扬州城，就直奔过去经常光顾的那条烟花柳巷，并与一位姿色不错的妓女打得火热。后来所有妓女都被集中改造，急得这厮抓耳挠腮，一时不得法子。在道德教育和法制威慑下，妓女大都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人，国家政策也允许她们嫁人。这位公安急忙回乡休了原配，要与那位从妓院出来的女人结婚。表伯被押时，他是看守。在了解表伯家的情况后，此人又生出一股打家劫舍的匪气。他找表伯说是借钱，实为勒索。
　　 “求亲无恶语；借钱笑脸生。”这家伙拿腔拿调，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完全是“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的口气。表伯一身正气，熟悉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如何甘受这等无赖欺负？当场一口拒绝。
　　 碰巧那天伯母正要临产，无法起床与此人周旋。悲剧就此发生。这是伯母一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如果那天伯母在现场绝不会像表伯这样认死理儿，花一两根金条定能消灾。到了午后，那小子见硬磨不行，又改为软泡，但任他口吐莲花，表伯就是不肯借钱。到了傍晚，那家伙谎说要表伯跟他去城里核实原国民政府的有关情况。表伯觉得自己刚被法庭审理释放，又是守法公民，相信政府不会为难他，便同意跟他走了。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一阵嘈杂声把全家人吵醒了。孩子们起床才发现表伯被人用担架抬了回来，放在了大门口。只见他浑身是血，雪白衬衫被血染成了红色。一眼便可看出是被荆条抽打的，已经体无完肤。表伯母还躺在床上待产，无法下地，孩子们只晓得围着父亲哭，那里知道赶快去请郎中？就这样刚过晌午，表伯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最终连他最小的女儿都没能看上一眼。
　　 伯母中年守寡，带着四个孩子，日子过得十分艰难。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教会孩子们独立。大女儿咏荷高小毕业，成绩名列全校第一，却不得升学初中，只好回乡务农，与母亲一起担负全家的生计。如松表哥排行第二，读完初小便辍学了，年仅十二就在农村初级合作社参加田间劳动，单薄的肩膀早早担起了生活的重任。
　　 后来政策越来越“左”，地主子弟被剥夺了入学资格。每天看着别人家的孩子高高兴兴地到自家的老宅里上学，而自己的孩子只能在教室外面偷听，伯母心如刀绞。伯母出生于大户人家，做姑娘时曾进过洋学堂，于是她既当母亲，又当老师。无论农活多么忙，哪怕被公社揪去批斗很晚回来，还要教孩子们认字读书。孩子们通过自学都能读书写信，其中二表哥如虎更是聪明过人，一天学堂没上却能通读四大古典名著，评论《三国演义》很有几分易中天的味道。
　　 孩子们渐渐长大，住在水车棚里并不是长久之计，但是孤儿寡母能有什么办法呢？在他们艰难的日子，我的父亲站了出来。父亲四处告贷，还拆掉自家东厢房，把所拆木料、砖瓦都运过去了。不久就帮表伯母在老宅的北面，紧靠小学校的一块空地上新砌了三间瓦房。后来房子不断扩建，最后竟建成前后两进共六间房子。每一次建房父亲出力最大。
　　 我父亲年少丧母，七岁那年我的祖母便去世了。那时伯母刚嫁过来，待我父亲就如同自己儿子一般，长袍、短衣、布鞋等针线活，都是伯母亲手做。这一做就是十五年，一直到我父亲结婚。每年春节后，她与表伯来给舅舅，也就是我的祖父拜年，都给父亲带来很多好吃的零食。拜完年，还把我父亲带回去住上十天半月的。后来父亲回忆这段经历，语气全是温馨。表嫂就如母亲，让父亲感受浓浓的母爱。
　　 父亲是一位知恩图报的人。那时他在老家镇上一家汽车修理厂上班。伯母家砌房子由他去找领导批发钢材、批木头。他还出面到附近的窑厂，与人家讨价还价砖瓦的价格。我们经常听父亲对母亲说：“表嫂待我如子，我要把她当作母亲来孝敬。”我的母亲很支持父亲，从未有过一句怨言。
　　 到文革时，地主婆的日子越发艰难。伯母经常被人戴上白色的纸帽子，游街示众。帽子前后各竖写着四个字：老实交代；认真改造。各种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伯母都是被斗争的对象。每次批斗会结束，父亲就与如松一起把他们家的门板抬回去。这些门板是用作批斗会搭台用的。
　　 如松表哥身材魁梧，仪表堂堂，温文尔雅，但由于家里成分不好，年逾三十还未结婚。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只得向他的私塾老师、腊梅的父亲求救。
　　 腊梅的祖上是表哥家的佃户。有一年扬州城外发生了一场瘟疫，接连夺去了腊梅祖父、祖母的生命，留下腊梅的父亲，成了孤儿。如松的祖父看他可怜，就以每年三担大米的代价将他寄养在一庄户人家，后来看他很伶俐，又出钱让他进入村上私塾读书。腊梅的父亲读书很用功，后来还上了洋学堂，回乡后接替了老私塾先生，就成了我父亲的老师。
　　 那一年腊梅才十七岁。她看到我父亲上门，先甜甜地叫了一声叔，连忙去灶间端一碗水来，递给我父亲喝，紧接着就去地里喊他父亲回来。这对师生在房间里商量好一会儿，这才把腊梅叫进去。只听她父亲叹了一口气，有些不舍地问道：“腊梅呀，你觉得你如松哥这个人怎样？”
　　 “蛮好的呀。如松哥懂孝道，有礼貌，人也勤快。背后姑娘、嫂子们都说他好。”
　　 “你如松哥今年都三十一岁了，一直未中对象。家庭成分不好，难哪。”腊梅父亲怜爱地看着女儿说，“腊梅你也长大了，我与你叔刚才商量了，想把你嫁过去。你看——”腊梅父亲拉长了音，有些担心地看着女儿，就怕女儿不同意。
　　 腊梅站在一旁，斜侧着身子，羞涩地用手捻着胸前的辫子，低头在想。
　　 腊梅父亲继续道：“女儿呀，我们从祖上起就受人家恩惠。没有如松他爷爷的眷顾，哪有你爸爸的今天？又怎么会有你呀！”
　　 “爸，您别说了！”腊梅赧然道，“我听爸和叔的话。”
　　 第二年秋天，腊梅就嫁给了如松表哥，成了我的表嫂子。
　　 文革结束的前一年，公社实行土地整理，要求表哥家搬到临近国道附近的大村子里，集体还给补贴，交通出行也方便。如松跃跃欲试，伯母却很紧张。她死活不肯搬，还对如松说，除非她死了，否则别想搬家。
　　 如松是孝子，但不能不悖母亲。的确，搬家的诱惑太大了。他请来我父亲，以为母亲一向对表叔言听计从，这次也不例外。
　　 傍晚下班途中，父亲弯到如松家，与伯母在房间里只商谈了小一会儿，就把如松叫进去，很认真地对他说：“你这个家不要搬，这事儿必须听表叔的，表叔还让你吃亏？”
　　 如松表哥将信将疑，但不能同时得罪两位长辈，只好暂时不提这事。
　　 不久，文革结束了，党中央拨乱反正，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到了刘少奇同志平反的那一年中秋节，伯母把外嫁的女儿都叫回来，还把我父亲叫了过去。一家子吃完团圆饭，伯母就让如松哥把她卧室里的大立柜挪开，然后在地下挖出了一只陶缸和一只瓷坛子，里面竟然装着银元和金条！原来伯母不肯搬家就是因为地下埋着金银。伯母把金条、银元分成了七份，吩咐如松、如虎各拿两份，两个表姐得一份，还有一份给我父亲，说是感谢他多年来对这家子的照应。
　　 我父亲含着热泪，拉着伯母的手说：“大嫂子啊，您待我就如母亲一般，我妈去世以后承蒙您照顾，冻不着、饿不着，委屈不着，还不多亏嫂子您哪！我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怎么能收您这份大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