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算来，父亲离开我们已有十几个年头了。按老家的习俗，父亲去世这些年来的每个春节，母亲都会领着我们姊妹去祖坟山上给父亲拜年。我们姊妹几个跪在父亲的坟前，流淌着思念的泪水，一边虔诚地烧着纸钱，一边深情地说起了平凡而伟大的父亲，说起了各自未了的心愿……
　　 大姐说，父亲这辈子很苦很累，他用厚实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重担，扛起了我们姊妹的未来。上世纪八十年代，村里的老人们重男轻女的思想特别严重，好些和大姐同龄的女孩，没有上过学，从小就帮着爹娘带弟妹，农忙时还跟着大人们上山干活。父亲是名基层干部，他经常对我们姊妹语重心长地说，知识重要得很，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你们姊妹一定要把书念好！大姐考上卫校后，父亲和母亲起早贪黑地干活，咬紧牙关供大姐去城里上学。大姐毕业后，没有去单位上班，自己做起了生意。大姐很有出息，才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在县城的车站旁买了一套门面房。大姐说等她装修好新房，就接父亲去住几天，享享清福。可姐姐的新房还没有装修完工，父亲就生病了。那以后的日子，大姐放下了手头的生意，带着父亲四处治病。听说哪里有好药，大姐就风尘仆仆地赶去哪里买药。父亲住院的那些日子，大姐寸步不离地守在病房照顾父亲。她一次次对母亲说，父亲操劳了一辈子，还没有享过一天清福，她一定要把父亲的病治好，不管花掉多少钱都不会在乎。可父亲患的是无药可救的绝症，他还没来得及住进姐姐的新房，就在一个寒风萧萧的冬晨，带着太多太多的无奈与遗憾离开了人世……
　　 村里的那些姐妹们，胆子小得很，从不敢出远门半步。可三姐性子要强，像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男孩子。一九九二年的秋天，三姐从学校毕业后，她给父亲说自己想去看看大海，要去沿海城市打工。父亲尊重三姐的选择，平淡地说自己的路自己去走，一个人在外，记得照顾好身体，想家时就回来看看。左邻右里的大妈大娘们，七嘴八舌地劝说父亲，女孩子家出远门，怕上当受骗，女娃娃家的名节比人命还重要；再说一个女孩子，又没力气，怕养不活自己，在外学坏了找不到好婆家。父亲拍着结实的胸脯，骄傲而自豪地说：“我自己养大的娃娃，她是什么样的性格，我的心里头清楚得很！娃娃出远门，是去大地方见见世面长长见识，不会去做乱七八糟的事情！”三姐笑着说，爸爸，等我打工挣到了钱，就请你坐飞机。父亲生病后，他一直瞒着三姐，他说上千里路程，回趟家不容易，出门打工挣的是血汗钱呀！可当三姐从深圳赶回老家时，奄奄一息的父亲躺在床上，连话也说不出来，眼眶里流淌着浑浊的泪水。三姐扑在父亲的床前，顿时放声大哭起来，她边哭边喊：“爸爸，不是说好请你坐飞机的吗？你答应我的话怎么就忘了呢？你答应我的话怎么就忘了呢？”邻里的大妈大娘们，磨破了嘴皮，可怎么也劝不住三姐。
　　 父亲喜欢喝酒，喝的是几块钱一斤的白酒。他喝酒时，从来都不用酒杯，提着酒瓶就往嘴里咕咚咕咚地灌。几口酒下肚后，父亲那慈祥的面庞渐渐变得红润起来，他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起了一个个古老而神秘的故事。我幸福而快乐地听着父亲讲的那些动听而美好的故事，一天天长大起来。我十来岁那年，望子成龙的父亲决定把我转学到县一小去念书。去县城上学，必须参加学校组织的录取考试。我是农村学生，根底薄弱，再加上过度紧张，差了两分才达到录取分数。父亲不认得熟人，就带着我去求校长。可还没等父亲把话说完，校长就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恶声恶气地叫父亲出去，他帮不上父亲的忙。可父亲没有轻易放弃，低着头弯着腰，陪着笑脸，低三下四地说着好话。校长生气了，摔了摔手中的钢笔，怒气冲冲地往外面赶去。父亲生怕人家走远，紧紧地跟在后面。校长去那里，父亲就跟着去那里。校长终于被父亲感动了，苦笑着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叹了叹气，勉强把我收了下来。下楼梯时，父亲搓着红肿的眼眶，哭喊着说：“儿呀，爸爸活到四十几岁，从来没有这样低三下四地求过人呀！你要争口气，把书念好，不要给爸爸丢脸！”就在那一刻，年幼的我在心底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念书，长大后有了出息，爸爸那么喜欢喝酒，我就买茅台酒给他喝。可我还在中专学校读书时，父亲就永远地闭上了双睛，远去了天国，再也喝不到我买的茅台酒了……
　　 烫热的泪水，像一条奔流的小溪，在我们姊妹的面颊上恣意地流淌，可谁也舍不得擦拭。母亲在一旁不停地抹着昏花的老眼，她叹了叹气，轻声说：“娃娃们呀，你们也不要伤心难过，只要你们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地过着日子，你爸虽然没有住上新房，没有坐上飞机，也没有喝上茅台，但他在那边也就心满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