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开往北京的T62次列车疾驰着，广播里播放寻找医生的通知，列车内有一位高烧痉挛的男孩，病情危急，急需医生救治。一位皮肤黝黑、说一口流利中文的中年男子听到广播后，自告奋勇地找到列车长，说自己是一名全科医生，请求给小男孩看病。只见他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银针盒，抓住对方的手，照准六个穴位，分头扎了进去。片刻间，随着银针的取出，小男孩停止了抽搐，安静地入睡了。这时,车厢内一位旅伴追上来问了句：“你是那个电视里出现过‘黑求恩’吧？”中年男子点点头，笑容温和。
　　 这位皮肤黝黑、却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中年男子，就是来自马里共和国的医学院博士、国际志愿者迪亚拉。
　　 迪亚拉出生在西非国家马里的医学世家。1984年，继承家庭从医传统的迪亚拉在马里医学院获得学位。获得全额奖学金的他本来可以到前苏联深造，但是，他却选择了一个政府资助项目来中国留学。
　　 在中国上学的第一年，迪亚拉是班里唯一一个成绩低至40分的学生。面对学习中国古代汉语、阅读中国传统中医著作的困难，这个受打击的年轻人并没有轻易低头，他渐渐地迷上了中医。1994年，迪亚拉成为成都中医药大学第一位获得针灸博士学位的外国人。
　　 1997年博士毕业后，迪亚拉在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工作，后进入一家民营医院工作。
　　 2001年2月，迪亚拉加入了国际爱心扶贫组织，并被分派到蒙自，开始在红河开展健康教育、麻风病援助和乡村医生培训。
　　 迪亚拉首先从医疗培训教育入手。他在培训乡村医生时，教他们中医药适宜技术，为部分乡镇总结编写地产中草药的手册，方便他们使用。他和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专家一直在51家地市级中医院开展中医药文化与专科建设培训。
　　 这些年来，迪亚拉一直帮助红河州政府免费培训乡村医生3000多名，提供资金帮助村卫生室建设13所，红河6个老少边穷县90％的村委会都有了自己的乡村医生。
　　 除了医疗培训外，迪亚拉带领助手们下乡为偏远地区的村民看病。在下乡义诊过程中，他不仅送医送药，还在乡村中修水渠、建校舍，为的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有公平的初级卫生保健权利。
　　 2005年迪亚拉在为村民体检时遇到一个男孩，患有先心病，心脏发育不良，加上肺动脉高压，从医学角度来看，这样的病例很难活得超过10岁。因为孩子父母年收入也就一两千元，迪亚拉就带着孩子来昆明看病。以前这个孩子的学校在山上，孩子又不能走山路只好休学，迪亚拉把孩子转到乡里的学校，给他在学校附近租房，志愿者照顾他上学，孩子后来的学习成绩在年段名列前茅。
　　 五年来，迪亚拉为孩子筹款十多万元，去年把他送到广州做手术，现在男孩已经16岁了，术后恢复良好。
　　 自从1999年迪亚拉到云南以来，他已经先后为5000名麻风病和艾滋病患者医治病痛。迪亚拉还通过意大利的一家非营利性机构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捐赠的医疗必需品，他把这些医疗必需品分发到患者手中。迪亚拉还带领他们组建了一个康复者乐队，到各个麻风村里表演。
　　 他走到哪儿，医院就带到哪儿。1998年母亲病危，他坚守在湖北石首抗洪前线；2005年父亲去世时，他正带着8名志愿者前往麻风病村；留守山区的条件落后，妻子感染风疹，导致他的一个孩子刚出世便早夭……只要有病人康复，迪亚拉便觉得“什么都值了”。
　　 同事感动于他的执着，“执着于公益，执着于边陲地区，执着于最艰难的病症。”也有许多人不解：“你们国家比中国更苦，不去救，跑这里干吗？”迪亚拉很是无奈，“爱心、医疗是无国界的。”
　　 整整23年，他坚守着中国西南最边陲的山区，把青春落户在“麻风村”，让一个个麻风病人享受到难得的“尊严”。对他而言，公益无国界，爱心无国界，中医无国界，地球是一个村，自己不过就是一名村医。
　　 抗日战争时期，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率领一个医疗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深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展战地救治，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如今迪亚拉“黑求恩”的名字越来越响亮，人们像尊重白求恩一样敬重他了，当然，这也是对迪亚拉23年来在中国行医路上的一种敬重。2012年4月，迪亚拉荣获第七届“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慈善楷模”，并在中南海紫光阁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2013年岁末，被评为“CCTV年度慈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