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异类薛忆沩
　　 1999年秋的一天，我的老师戴海从湖南师范大学景德村寓所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位青年作家在他那里，希望我能过去聊聊天，认识一下。我就像达达的马蹄一样赶过去，薛忆沩坐在戴老师家客厅的沙发上，他站起来和我打招呼。一个短头发的高个子，但不是平头，约摸半寸长的发丛均匀分布于头的四周，就像初春刚冒出来的秧苗一样。后来每次见到他，他头发越来越短，却始终有薄薄的一层覆在头上。他戴着一副椭圆形镜框的眼镜，活像是他眼眶的放大。眉粗，额宽，大鼻子，招风耳，满脸微笑，笑起来嘴角微微扯起——薛忆沩无疑是一个颇为性感的男人，但不知怎地，他给予我的最深刻的印象，始终是他的孩子气，他单纯执著的童真。
　　 戴老师对薛忆沩的介绍是：工学学士，文学硕士，语言学博士，一个迷恋语言、视文学为生命的人。在我的心里，是留了一个很大的房间，将用平生最深挚的友情来供养这样一个人的。而薛忆沩，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这个“房间”最为合适的主人。我们聊得很投机。性相近，习亦不远。除了读书写作，我们都没有玩乐方面的爱好，唯一的生理调节就是运动。我是旅游、打球，薛忆沩则是暴走和长跑。他每天至少长跑五公里，2000年他在深圳大学任教时，时常负重10公斤，将一条深南大道活活走穿。
　　 碰巧，我曾经也是长跑“健将”，一拍即合，加上旁边还有一个比周伯通还滑跳的老顽童——戴老师，我们安排的第一项活动便是，徒步去我的老家长沙县榔梨镇。但落实这一项目时，我们也没有头脑发热到往返徒步。因为要考虑戴老师两口子的体力问题，所以我们坐中巴到了榔梨，在我家吃过中饭后，我带他们先去参观有八百多年历史的陶公庙。我发现，薛忆沩对名胜不太感兴趣，他更喜欢自然风景，他从不拘泥于哪栋楼是哪个年代的，有些什么人住过，而是喜欢浸润在一种整体的美感里。他很少发出惊叹，只是不停地到处观看。他的身体里永远住着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充满好奇却又显得早熟。在陶公庙戏台前的千年古樟下，他悠悠地说：“这树，终于长到能看到我们啦。”看完陶公庙，我们坐木船横渡浏阳河，然后沿着河流往下游走，走了近二十里地，到东屯渡，拦了一辆中巴进城。
　　 这次出行是我和薛忆沩友情的奠基礼。从此，我们就像一条大河的两条支流，这条大河或许还有其他无数的支流，但我们这两条能够始终保持互相呼应，能够“不问世事”地保护好自己的流域，能够以自己的节奏维持一定的流速。从2000年起，我们便有着高密度的通信联系。我那时应彭国梁先生之邀，担任他主编的《创作》杂志特约编辑，兴奋地向薛忆沩约稿。薛忆沩不仅发了自己的力作给我，还向我推荐一些不太知名的年轻作者，一边积极督促我向香港《大公报》《纯文学》投稿，让我的创作也进入到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薛忆沩在深圳并不总是很开心。他的学生都喜欢他，因为他讲课从不用高头讲章；深圳大学也为有这样一位新锐作家而感到骄傲。可是，我们的体制规定，高校教师评职称必须有多少篇在所谓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这位小说王国里的帝王，在论文面前简直成了一个小丑。薛忆沩寄过他的“学术论文”给我，那完全是一篇文艺随笔。曾经沧海的我一看就知道，这家伙修不成正果。
　　 薛忆沩像德国电影中的罗拉一样，继续在深圳的大街小巷独自奔跑。他称沿着长长的深南大道暴走与奔跑为“放纵”。我说：“你放纵得很有道理，时间的精妙和身体的奥秘全被你窥探到了。”其实，我更清楚，薛忆沩是靠这样一种“放纵”来对抗孤寂，培植自我，用健壮的身体辅助他增强自己的内心力量。
　　 在深圳大学遇到的一件开心事，是2001年初，薛忆沩的短篇小说《出租车司机》被《新华文摘》转载。按照我们的体制，因为《新华文摘》的分量和重要性，薛忆沩得以从学校拿到一笔奖金。薛忆沩领到这笔钱，心里颇为纠结，既觉得是一次小小的“被承认”，又感到自己拿了这样的赏具，是不是精神没落了。我只好在信中宽解他：“《出租车司机》能上《新华文摘》的确可喜。在《新华文摘》上‘开出租车’是大陆文人学者梦寐以求的事情，兄无意中得之，亦足见其强大实力与潇洒风范。贵校那3000元虽然是‘赏具’，是精神‘没落’的象征，但兄揣进腰包，算是对这个时代的一个调侃吧。众人皆浊你也清不了，但众人皆醉你却可以独醒。不知兄以为然否？”
　　 在深圳大学一直“坚守”讲师职称的薛忆沩，终于绝望地看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在这种体制下的顶点。连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桥头堡都是如此，他还能去哪里呢？他只好去了加拿大蒙特利尔，与“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反其向而行之，成了一名海外华人作家。
　　 2006年，花城出版社推出他的中短篇小说集《流动的房间》。我读过之后，写了一篇评论《惦念是最好的安魂曲》，打头一句是：“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薛忆沩是一个迷人的异类。”“迷人的异类”就这样成了薛忆沩一个知名的标签。后来，《深圳特区报》在纪念深圳特区成立三十年的专访中更是进一步升级，将薛忆沩认定为中国文学界“最迷人的异类”。为什么说薛忆沩是“最迷人的异类”呢？
　　 首先，薛忆沩的小说语言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美。我十分欣赏薛忆沩在《流动的房间》中一段神来之笔：“我”身边的人按照她自己欲望的颜色来选择床单的颜色，她最初选用白色床单，如同躺在云上，宽广，纯净，但只有一层浅浅的满足感；后来，躺在黄色的床单上，仿佛金黄而翻转的大地，冲荡的快感侵占了时间，虽然只是短暂的侵占，但能令人感到征服的愉悦；久而久之，人变得异常敏感、脆弱，什么都计较，害怕任何一丁点的不完美；再后，换上深红色的床单，孤独感就出现了，“我”开始沉醉于端详，从距离产生的美感中萌发分离的念头；最后换成一块深绿色床单，欢爱演绎成调侃，激情稀释成幽默，所有的孤独、欲望和对美的敏感统统成为了时间的牺牲品。
　　 另一篇《我们最终的选择》，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找到自己的内心依托与精神投靠，“我们的内心与我们的生活像两块炸裂开的大陆，在时间的海洋里越漂越远。它们各自并没有自己的方向，可是它们漂向不同的方向，渐渐已经辨认不出对方的踪影。最后，它们只能感到海水的起伏与孤独，激情已经不可能将它们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内心与我们的生活渐渐变成了毫无关联的岛屿，两座毫无关联的岛屿”。于是，内心的“我”和生活的“我”，理想中的“我”与现实中的“我”，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在自己生活中形成奇特的布局。他们时而亲近，时而冷漠；时而附和，时而攻扞；时而互相尊重，时而互相嘲笑……“‘我’与‘我’是怎样的不同呵。可是语言对‘我’的认同简化了我的生命和感觉。这个代词令我蒙受屈辱”。语言可以简化生命的感觉，但生活本身只会增强这种感觉的复杂性。薛忆沩用像数学一样精准和像诗歌一样优美的语言，来表现这种复杂性。
　　 其次，薛忆沩的小说结构有着匠心独运之功。无论长、中、短篇，薛忆沩的小说情节都极为简单，让你估摸着这是不是个讨厌故事的人。薛忆沩之所以淡化故事，是因为他热爱叙述。在文学中，故事与叙述往往产生巨大的冲突和尖锐的矛盾。故事曲折、离奇，便不需要什么叙述，尤其不需要高明的叙述。故事本身轻而易举就可以占领创作空间（当然，连故事都写不通那就另当别论）。而情节简单的小说，逼作家拿出超凡的叙述本领，包括广博的知识结构、深刻的洞察能力和别具一格的布局谋篇功夫。如果细心阅读，你能体会到薛忆沩小说中丰厚的哲学涵养和高超的数学天分。薛忆沩曾自豪地吹嘘，他可能是中国写小说的人里面，数学水平最高的。难怪他的小说丝丝入扣，在晦暗中闪耀明亮，于艰深里透出清晰，宛如一道道优美的方程式。像《流动的房间》，整部小说由“堆满书的房间”“没有家具的房间”“没有窗户的房间”浓缩着历史的房间”“充满着音乐的房间”组成，各部分自成体系，拢在一起形成总体格局，仿佛一个个乐章组成的交响，仿佛一级级解答组成的算式，给读者以很大的阅读愉悦。在《无关紧要的东西》这个短篇中，薛忆沩从开头至结尾重复“后来，X经常跟我谈起她青春期的忧伤”达五次，每次重复都将情节推向另一个向度，其运思布局，使整个文本有一唱三叹之妙。
　　 于是，我们便看到那些再寻常不过的物事，在薛忆沩的笔下摇曳生姿，散发出柔光一般的诗意。这就是萨特所谓的“使一件事成为奇迹”的叙述，这就是契诃夫所说的“给我一个烟斗，我也能写出一篇小说”的叙述，这就是伍尔芙所讲的抓住“生活本身”、揭示“真正的真实”的叙述。在《深圳的阴谋》《出租车司机》《两个人的车站》《已经从那场噩梦中惊醒》《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等作品中，我们都能体会到这“银碗盛雪”的妙谛。
　　 第三，薛忆沩的小说具有一种独特的时间感。对时间着魔般的关注，使得薛忆沩的小说呈现特别的动感，有一种款款流动的质地。告别与分离的主题就是在时间的庇护和包裹中，上演一出出活色生香的戏剧。人类用尽各种办法，试图征服时间。他们知道无法摆脱时间，就像无法摆脱孤独一样。他们在与时间的斗争中收获的往往是恐惧和绝望，无论用美貌，还是用战争（革命）；无论用记忆，还是用遗忘。“她在这一次失败之后，对生活已经毫无兴趣了。她回忆着自己的三次失败，一次是因为莫明其妙的过去，一次是因为根本不存在的现在，一次是因为还远远没有到来的未来，她好像永远失去了时间的青睐”（《无关紧要的东西》）。《首战告捷》中以那样决绝态度参加革命的将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战役的胜利，当他回到村庄接他的父亲进京，却发现父亲在他最为决绝的时候离开了人世，而他一无所知。他心中始终活着的那个父亲早已被时间收拾得干干净净，他不得不在时间面前低下自己高傲的头颅。
　　 然而，薛忆沩又是一个毫无时间观念的小说家。他自然和其他人一样，深知时间的厉害，但他对付时间的态度和办法与中国许多当代作家截然不同。他不是冲击时间，对抗时间，用无数作品制成的炸弹去轰炸时间，以求赢得“轰动效应”；他选择的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沉淀，不断地沉淀、积累，慢慢堆积成一个所有行进中船只都不得不注目的岛屿。他三十年文学创作的成绩单甚至抵不过某些作家两三年的创作量。他就是这样，执意让自己沉落，而不是漂浮；让自己内敛，而不是飞扬；让自己融进时间的脉搏，而不是拼命和时间赛跑。长篇小说《遗弃》的遭遇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范例。
　　 1989年3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薛忆沩的长篇处女作《遗弃》。然而，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这部小说几乎无人问津。当“遗弃”似乎将成为其必然命运的时候，不期然峰回路转，在1997年最后一期《南方周末》的“专家荐书”栏目中，北京大学哲学系何怀宏教授力荐《遗弃》，这部别具一格的作品才得以逐渐进入一些知识精英的视野。1999年6月，《遗弃》修订本出版，短短数周内售罄，求之者依然络绎不绝。2012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再次推出作家薛忆沩精心修改后的新版《遗弃》，何怀宏先生以“重读《遗弃》”为副标题作序，使之再度成为国内文学界与知识界谈论的热点。
　　 一部小说的历史，就像人的命运一般，波谲云诡，潮落潮起。而薛忆沩的心中始终云淡风轻，仿佛那是别家风景。薛忆沩曾在《南方都市报》写过一篇文章《文学的耐力》。他把在长跑上积蓄的耐力与体力全部用到了写作上，写作的另一方面——智力与定力——对于他是毫无问题的。有趣的是，薛忆沩的文学创作和文学影响同样几乎是马拉松式的长途。就像自费出版的长篇处女作《遗弃》历时20年之后突然成为中国知识界的重要话题，他2010年发表的《小贩》是“用33年写成的短篇小说”，他的代表作品《出租车司机》直到第三次发表才产生了让人惊艳的影响，而1989年写完的第二部长篇《一个影子的告别》至今也只在北岛的《今天》杂志发表过节选。2012年11月，他的第三部长篇《白求恩的孩子们》由台湾新地文化艺术公司出版，不到十三万字，却浓缩了七十年的历史和地球两侧的生活，用两种语言和三年多时间完成，为写作的耐力提供了又一个范例。薛忆沩说，这一次，因为要跨越两种相去甚远的语言，写作的耐力经受了一次空前的考验。
　　 薛忆沩因父母下放出生于湖南郴州，他虽然只在湘南那个小城生活了“浑然不知”的四个月，但称他为郴州作家似不为过；他的青少年时代主要在长沙度过，一家三代都是长郡中学的学生，所以，他应当也是长沙作家；他曾任教于深圳大学，在特区写作和暴走多年，特区人依然将他视为深圳作家；如今他长居加拿大蒙特利尔，所以回到国内，时常被称为“外籍作家”……在我看来，薛忆沩是个单纯、笨拙、有些异禀的长沙伢子。2011年夏天，我和妻子去过长沙西郊谷山村薛忆沩的舅舅家里，那是一个精致大方的农家院落，我们坐在堂屋里，边喝茶，边聊天，大有“把酒话桑麻”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