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是什么？我一直搞不清。有人说，“年”的古字为“秊”。从其字型构造来看，它明显与“禾”有关。“禾”，就是田地里生长的庄稼。“禾”下加“干”，应该是指谷物的成熟。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在古老的农耕文明时期，“过年”就意味着一个轮回的结束，又一个轮回的开始。还有人说，“年”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独角怪兽，它每逢除夕，神出鬼没，祸害人间。因此，人们只好穿上红衣、燃放爆竹，加以驱赶。说起来您别不信，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就以为“年”就是怪兽。
　　 要说这种想法，的确有些离奇和古怪。可在那段懵懂的岁月里，这想法在我的脑海中却又是实实在在的。如若追根究底，这种想法的产生，它不但与“过年”有关，而且也和一个人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关于“年”是怪兽的传说或许早已有之，只是当时的我对此并不了解；而那个人却是我小时候过年走亲戚时常见到的。说起那人，便是我的二舅。一生中，我虽然与二舅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二舅在我心中的印象，却是亲切的、清晰的、深刻的。
　　 记得幼年，每到过年初二，我都会和母亲一起去姥娘家。那个时候，姥爷和姥姥都早走了，只有两个舅舅在支撑着门面。母亲说舅舅们命苦，他们早年没有了父母，中年又都失去了妻子。所以，每次初二走亲戚，去舅舅家我连一个妗子也没曾见过。大舅有六个子女。当时，三个女儿都已出嫁，三个儿子只有二表兄通过换亲娶了一个小媳妇。大表兄过了正常结婚的年龄，仍在干熬着，可三表兄又追了上来。二舅原本有一男一女。儿子在六岁那年就不幸地夭折了，只剩一个女儿——我的大表姐，后来远嫁河西去了。因此，每次去舅父家，招待我们的都只有二表嫂。
　　 每年初二的那天上午，我和母亲一准到舅舅家，无论早晚，都能看到大舅门里门外地或冥坐或晒暖，始终穿着一身旧袍子，胸前缝着一条粗布巾，他下巴上的那撮花白的老山羊胡子最为耀眼。大舅视力很差，一只眼几乎失明，另一只眼看物体也是模模糊糊的，在他的膝盖边一直搠着一根光滑的长木棍。但只要一听到喊“大哥”或“大舅”，他都会很快地说：“来到了，赶快到屋里找个地方，暖和暖和。”听到搭话，二表嫂就会从里间走出来，一边笑着接过母亲手中满装果子和油条的竹篮，一边喊三表兄把我提的那篮送到他二叔——我二舅那里。
　　 三表兄小名叫做“成”，在家排行老三，母亲叫他“三成”，我叫他“成哥”。成哥比我大七八岁，当时刚念完初中不久，因为家庭成分高，没有上高中的资格，就辍学在家，平时帮大人干个小活。印象中，成哥很爱画画。他画的《葡萄熟了》和《喜鹊登枝》就挂在堂屋的墙壁上。一串串紫红色的葡萄晶莹饱满，一朵朵干枝梅花竞相绽放，尤其是那对花喜鹊长长的尾巴、尖尖的喙，歪着头好像是在对话，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听母亲说，按照老哥俩的商量，大舅准备让成哥“过继”给我二舅。
　　 尽管当时我对“过继”还不太明白，但我知道大舅二舅家是一处狭长的宅子，四周还断断续续地围着一条土墙。只是前后分两部分，大舅住在前院，二舅住在后院。初去的时候，不知是二舅忙还是不在家，反正很少看到他的身影。直到临近正午，人都到齐了，饭菜备得差不多了，家常话也说到了山穷水尽，二舅才出现。要说我这二舅，人长得挺板正，方脸，高个，白净面皮，鼻梁上还架着一副眼镜。穿一身灰白的中山装，脖颈上经常绕着一条青灰色的围巾。说起话来面带笑容，斯斯文文，真的像一个读书人的样子。他和大家打过招呼，便邀客人到后院吃饭。大家都说“不必了”，让他留下，他却不肯，说他自己也做好了，说罢就匆匆地离开了。
　　 要说我和二舅的真正接触，是在吃过饭说过话临走的时候。母亲让我去二舅那里掂回篮子，我高兴地答应了。现在我还记得，从大舅家到二舅家，只需穿过西山墙下的一段甬道。甬道边，也就是靠西山墙的拐角处，栽着一棵香椿树。香椿树有丈把高，木掀把那么粗，上面枝桠不多，似乎还有扳过的痕迹。转过它，就到了二舅的院里。院子里很干净、简单。靠东边并排长着几棵老榆树。榆树很高，铁青色的枝条直指天空。中间好像是一方萝卜白菜窖，正当中还竖着一捆芝麻杆。迎面是三间起脊的主房，土垛子，麦秸缮的顶。黑色的房门像是一个洞，“洞”两侧不远处各自一个小窗户，窗下分别摆放着一架整理好的干树枝，整整齐齐的。
　　 还没等我往院里走几步，二舅已经掂着篮子出来了。我看那竹篮鼓鼓的，似乎还满着，和来时几乎一个样。只听二舅说：“天还早着呢？再玩会，走恁早干啥？”我说：“二舅你怎么没有留……”我试图去拉篮子。二舅一边阻止我，一边说：“这孩子，过年不就是见见面说说话吗？回去问你爷奶好。”我答应了。二舅说着从他上衣口袋里摸出五元钱。我看得很清楚，那是一张画着一个老工人拿着铁锥的纸币，皱巴巴的。二舅把钱放在了我手里，摸摸我的头说：“这是舅舅给你的压岁钱。该上学了，拿着回家买个本买杆笔吧！要好好上学，听父母的话。”
　　 在当时，钱确实很主贵，我真的从来一下子没拥有过这么多钱，心里非常地高兴。走在回家的路上，母亲得知我收了二舅的钱，当即就生了气。她骂我不懂事，说二舅没有了工作，一个人挣钱是多么的不容易。当时她就想立即回头把钱反给二舅。或许是又觉得不合适，便责怪后叮嘱我：“可不要再这样了！”我好奇地问母亲：“二舅原来是干啥的？”母亲说：“教书的。”我又问：“那咋不教了？”母亲叹了口气，说：“打成了右派。”我再问啥是右派，母亲也答不上来了。
　　 说实话，从二舅身上，我真的一点也看不出他哪里是“右派”。如果硬要说他“派”，那也只能说他人长得很派头；要说“右”，那就只能说他额头上那绺头发了，黑明黑明地向右偏。想当年，不谙世事的我，哪里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政治。话说到最后，母亲自言自语又好像对我说：“你二舅年轻的时候读书很刻苦，在许昌上学时，来回一二百地，都是他自己背着干粮往返跑，谁能会想到结果却是这样”。说着说着，母亲又怪起二舅来：“可他就是那个犟脾气，你说过年过年哩，还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屋里，读啥书，简直就像丢了魂。”
　　 又是过了年的初二，又是我和母亲一起去舅家。或许是压岁钱的魔力，或许是对二舅的好奇，在前院玩一会儿冰雪，我就跑到了后院。那面黑色的大门虚掩着，我推开门，悄悄地走了进去。我看到二舅手里拿着一本书，正仰着头看着脊檩子发呆呢。见我进来，他先是吃了一惊，很快地就把书合上，问我来的这么早冷不冷。我说不冷，并问他读的什么书。二舅看看我，又看看书，轻声地说：“《彷徨》，鲁迅写的一本书。”我说：“彷徨是啥意思？”二舅说：“彷徨就是关键的时候思想上犹豫不决。”
　　 见我有兴趣，他便给我讲了其中一个苦命女人的故事。我约略地记得，那故事好像也是在说“过年”。那女人几次在死了丈夫后，去到一个“什么老爷”的家里帮佣，而每一次去都是在过年的时候。听二舅说，这女人叫“什么嫂”，她的命好苦啊，一辈子嫁了几个男人，先后都死去了；她有一个儿子，好像叫“什么毛”，不小心被狼叼去了；最后连她自己也在过年的时候死掉了。印象中那故事的题目好像叫做《祝福》，因为当时我就问二舅：“什么是祝福？”二舅不假思索地说：“祝福就是过年时的祭祀，一种传统的民间习俗。”听过后，我觉得这世上苦命的人还真不少，二舅似乎也如此地感叹。
　　 讲过故事，二舅又开始发压岁钱了。我说：“二舅去年给过了，今年就不给了吧。”嘴里虽然这样说着，但心里还想要，只是没敢伸手。二舅说：“过一年，长一岁。压岁压岁，年年都得给。过年都兴，这是二舅的心意。”说着他把钱别在了我的上衣口兜里，我要掏出来还给他，二舅不许。我说：“压岁压岁，钱能压着岁吗？您还是给我讲讲压岁钱的来历吧？”二舅说：“把钱装好，我给你讲。”
　　 于是，二舅给我讲起了“压岁钱”的故事。那是一个古老的传说。说从前有一种黑身白手的小妖，取名叫做“祟”，它在每年的最后一天夜里都会出来害人。只要它用手在熟睡的孩子头上轻轻地摸三下，孩子立马就会哇哇大叫，接着发烧、说梦话，好像得了大病一样。过几天，虽然热退病消，但孩子却变得痴呆疯癫了。
　　 人们怕“祟”祸害孩子，于是在除夕夜，就点亮灯火，团团围坐，称为"守祟"。据说有一户人家，夫妻俩老年得子，视为掌上明珠。他们怕“祟”来，就陪着孩子玩“红纸包铜钱”的游戏。八枚铜钱，拆开包上，包上又拆开，一直玩到很晚，睡下后把包好的钱放到了枕边。夜半时分，一阵狂风吹开屋门，熄灭了灯火，小矮人溜了进来。可正当他用白手触摸孩子的头时，枕边瞬间迸裂出一道亮光。“祟”急忙缩手抽身，尖叫着落荒而逃。原来那八枚铜钱是八位仙人所化。后来这件事传开了，人们就把除夕夜红纸包的钱叫做“压祟钱”。因为“祟”与“岁”谐音，随着时间的流逝，“压祟钱”渐渐地被人们称为“压岁钱”了。
　　 又过了一年，正当人们都欢欢喜喜过大年的时候，那天午后，成哥突然来我家，说二舅回去了。我当时还未转过弯来，就见父亲母亲急匆匆地跟着成哥走了。很快父亲又回来了，说二舅死了，就在除夕之夜。他回来是要拿些钱买个花圈送去。我也闹着要跟去，可父亲不让，说事情紧急，他得立即赶回去。记得当天父亲母亲都没有回来。直到第二天也就是初二，很晚很晚他们才到家。父亲回来说：“没想到，怎么会这样？”我见母亲给父亲使使眼色，没有答话，仿佛害怕我知道了什么。
　　 不过，没几天，我就从奶奶那里得知了真实情况，说二舅不是好死的，是上吊死的。据父亲回来说，当时那场景非常地凄惨，大表姐哭得死去活来，眼睛肿的像灯笼似的，通红通红。人葬得也很草率，既没有举行正规仪式，也没有邀请别的什么人，去的都是至亲。听过之后，我觉得很是诧异。说句实在话，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把一个有说有笑和蔼可亲的二舅与吊死鬼连在一起。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相信读了很多年书的二舅不会不知道。死亡是痛苦的，我很难想象二舅是如何钻进自己挽的套子里，自己又是如何把自己吊死的。我想，那个漆黑的夜晚，他一定很绝望，他一定彷徨过。但我不明白的是，既然彷徨过，既然在关键时候犹豫不决，那他为什么又坚定了下来，在生与死的一刹那，那该需要下多么大的决心呀！
　　 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不知道，一个读书人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何要选择这样一种极端的形式？我问我自己，在那个大年夜，他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呢？他明明知道生命比什么都重要，难道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所谓的“祟”吗？即便是有，那也是专对小孩子的，可二舅早已经是大人了。我看过歌剧《白毛女》，知道杨白劳死在了大年夜，我听二舅讲过那个苦命的女人也是死在大年夜。可人们为什么要过年？年关年关，难道“年”真的要把一部分人“关”到“年”的那一边吗？除非“年”就是什么怪兽，它要在大年夜来祸害人。但它为何要专与天下苦命的人过不去，难道是想让他们进天堂吗？我真的好迷惑，我真的无话可说。我有些愤愤然了，我甚至怨恨起“过年”了。
　　 大梦醒来，一个时代结束了。“右派”平反，上面组织调查，彻底揭开了我二舅死亡的原因。原来我二舅聪明、有学问，人长得又洒脱，在当时的村里面有个与我二舅年龄大小差不多的，他嫉妒自己哪一样都比不上我二舅，便记恨在心。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二舅被“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谬理论打成了“右派”，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交由生产队看管。那小子是贫农，正是村里的小队长，看到有机可乘，他便不准我二舅出门，让自己的老婆看管我二舅。那女人心地原本善良，最初有些同情我二舅，后来看我二舅没了爱人，她私下地喜欢上了我二舅。
　　 后来，她向我二舅表白了。我二舅认为，他俩当时那样的身份、各自的家庭，方方面面都不合适，便婉言拒绝了。不料这事被小队长知道了。他越想越气，越气越恨，最后想出个孬点子。他竟然让自己的老婆把脏水往自己身上泼。开始那女人不愿意，他就往死里打。最后那女人熬不过，二人便共同导演了一出双簧。男女间的事，有时候真的是谁也说不清。我二舅被诬陷了。小队长要开我二舅的批斗会，说是就在大年初一的上午。古语云：士可杀不可辱。调查组在询问当事人时，或许是良心的发现，或许是上天有灵，那女人澄清了事实。二舅的不白之冤终于得到了洗雪。
　　 落实政策后，国家给了一些补偿款，三表兄都交给了大表姐。由于表姐年龄已大，而三表兄能写会画，又有早年过继的说法，经过协商，三表兄算接了二舅的班，在村小教起书来。三表兄很努力，工作认真，为人诚实，不久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乡小的一位大龄女教师。他们很快结成了伴侣，建立了一个温馨的小家庭。人们都说这一切全是二舅带来的福，可二舅倒起霉来，死都找不着硬地。可见，世事的变迁，都是大势所趋，人只有顺应时代罢了。
　　 在二舅“平反”后的第三个年头，过年初三，我又去了趟舅舅家。成哥备好了纸篮和祭品，领我一起到了二舅的坟上。二舅的坟在村北不远坑边的那片沙棱岗子上，孤零零的一座。坟头不高，上面还有些新土，好像是刚添过不久。周围长着几堆干枯的茅草，茅草尖尖的、细细的，在北风中瑟瑟地颤栗。成哥摆上祭品，放过鞭炮，然后俯下身去，用火柴轻轻地点燃了那淡黄色的草纸。我半蹲在成哥一边，看着蹿起的火苗，张张纸片化作了缕缕青烟，悠悠地飘扬，我二舅那熟悉的面容又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这时，只听成哥说：“叔，过年了，起来拾钱吧。叔，过年了，起来拾钱吧。”听着成哥那一遍遍地絮叨，猛然间我又想起了当年二舅给我压岁钱时的情景，眼眶不由地肿胀起来。我知道二舅再也不能给我压岁钱了，可我又该如何报答二舅呢？正当我低头沉思的时候，成哥捡起了旁边遗落的一根细木棍，轻轻一挑，火光猛地一亮。忽然，不知从哪里刮来一阵小旋风，说时迟，那时快，灰烬迅速飘起，在二舅坟头的新土上洒落一片。我和成哥都有些迷茫，跪在二舅的坟前，我俩结结实实地磕了四个头。
　　 站起，转身要走的时候，成哥告诉我：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按照乡下的老规矩，二舅死后未能入老坟；为了让二舅漂泊的灵魂有个归宿，最好还是让他守着先人；他说已经与哥哥姐姐们商量过了，准备在清明节前，把二舅的坟迁过去。说着，成哥伸手向东一指。我抬起头，顺着成哥手指的方向望去，太阳已经老高，光芒四射；近处一株挺拔的白杨在静静地肃立，而远方的麦苗早已是遍地青青了。
　　 其后，过了一年又一年，也不知在外忙活了多少年。如今，我已两鬓染霜，有好多年头没有去看过二舅了。时间过得真快呀！一转眼又到过年了，我决定今年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到二舅的坟上去看看。因为生活告诉我，“年”不是什么怪兽，但它又确实像怪兽；一年又一年，它不仅改变了我们的青春和容颜，也吞噬了这个世上我们多少亲人的生命，想必还将包括我们。“年”既是结束，也是开始，但更是人们心中永远的回忆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