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一个英国旅行家不远万里，专门从英国漂洋过海来中国，一睹富源胜境关的风采；云南师大教授杨发恩先生来富源出差，专门提出要去看胜境关；富源县文联近年每年召开一次笔会，曲靖市文联的老师、云南省作协的老师，每次给我们讲完课，都无一例外地要到胜境关，有的只到过一两次，有的已不下十次，但他们似乎都看不厌。
　　 英国人旅行家不远万里专门来登临，云大教授谈起它津津乐道，文学创作授课的作家们一次次不厌其烦地游览。这偏居西南一隅的胜境关，为何有如此神奇的魅力？我不由得也急切地渴望着一览胜境雄关！这一览胜境关的念想，如我在国家级省级报刊发表作品和晋级加工资一样渴望。可每次到富源县城，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因此，尽管家距胜境关不过一二百里，却总难圆我一览这滇南胜境的梦。这次曲靖市中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训，终于让我圆了这美梦！我们四十余人依次下车，披着冬日暖暖的夕辉，奔向我多年梦想的地方——胜境关。
　　 一路上，我们神情庄严，仿佛前去朝圣似的，大家对这滇南胜境、全国八大雄关之一的胜境关，都心怀着敬意。踏着石铺村庄便道就进入了胜境村，首先迎接我们这群远方来客的是西边山脊上的胜境牌坊。那木质结构的牌坊，三开间，中间主坊较高，两边较低，主次分明，由十二根楹柱支撑着，上有九级斗拱托起的翘角飞檐，气势恢弘，典雅大方。五百多年，多少英雄美女零落成泥，多少达官显贵粪土当年，在那厚厚的二十四史中，也只偶尔可以翻出几个干巴巴的名字，而明朝景泰年间的云南巡抚洪弼，则建了“滇南胜境”牌坊，名垂滇东百姓心目中，而非仅仅存名二十四史。这似乎也给我们今天的公仆们提供了某种启示，正如杨卓成先生在他的长篇小说《山河无语》的序中所说，“人的一生有许多的事可做，但能做全做好的事并不多。”是的，人活一辈子是有许多事可做，但一个普通人能有多少选择？又能做全做好几件？即使是手握大权者，只要能选好做好一件二件事，也就留得身前身后名，不枉来世间走一遭了。
　　 “滇南胜境”牌坊，最让人称奇的是，牌坊东西两面各有一对石狮，面向东边贵州的石狮青苔为衣，而面向西边云南的石狮则黄尘作被。这是因为东边贵州潮湿多雨，而西边云南则干燥多风，故有“雨师好黔，风伯喜滇”一语。今天哪个领导选择这样一个地方建牌坊，倒不足为奇，但在靠八股取士的封建社会，我们就不得不佩服建筑牌坊的人的知识的渊博了。
　　 览过“滇南胜境”牌坊，我们一路小跑着奔向东边的关城，那急切心情仿佛春情萌动的少年前去与女友约会。在云贵交界的宣威岭上，目睹了这座建筑于明代的关城，它占据险要地势，很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伟气势，故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我曾从文字中领略过山海天下第一关——山海关的雄伟，也曾从电视上领略过平型关、雁门关的险峻，但它们离我实在太远，脚力不及，心灵也难以触摸。胜境关贯通了中原通往云南的古驿道，而被称为“滇黔锁钥”，使它在中华漫漫历史长河中，一直保持着显著的位置。
　　 站在高高的关城上，摩挲着血红的朱漆大柱，厚实的城垛儿，那一幅幅依旧清晰的画面迎我而来。我看到了披坚执锐的大军塞川而来，那是兰玉、沐英、傅友德等率领的平南大军正向云南挺进，在云南奠定他们最后的丰功伟绩；我看到了一支扎着红头巾的大军自贵州方向沿宣威岭拾级而上，这是不满洪秀全两个无能的哥哥干政而领军出走的石达开，他与他的大军正翻越胜境关，奔向金沙江；我看到了杨升庵、徐霞客抚摸雄关草木与岩石因激动而颤抖的身影，我听到了他们发自肺腑的赞叹声；在那如豆的油灯下，徐霞客不顾旅途劳顿，激情满怀地记录着他在漫漫雄关上的所见所闻所感，使富源这个边远小县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也给今天的富源人留下了一段骄傲与自豪；我看到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林则徐，正率领他的禁烟队伍迈步于蜿蜒曲折的宣威岭，初春的夕阳拉长了他们的身影，也许正是在翻越这巍巍雄关时，关上的一棵草、一块石头或一根树枝，突然拌了一下林则徐的衣服，因而触动了他的灵感，打下了他赴广东禁烟的腹稿，从而有了虎门销烟的壮举。
　　 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无奈，也留下了太多的思索。日子推动着岁月，岁月拖动着历史的列车。在这永不停歇的列车上，我还看到了一支头戴五角帽、身穿土黄军装的队伍正姗姗而来，背上的斗笠滴答着雨滴，那不甚铖亮的枪只，无声地诉说着它昔日的辉煌，展望着壮烈的未来。这支队伍迂回盘曲而上，雄伟逶迤的胜境关上留下了他们为国家为民族而撒下的汗水，他们是贺龙元帅率领的中央红军二方面军，他们不仅身负战略转移的重任，还肩付着民族救亡的重任。胜境关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抗日救亡大旗，也见证了关乎中国命运与前途的重大举措！
　　 哦，胜境关！我故乡的雄关！它见证了云南与中原大地的同呼吸共命运！然而，历经了六百多年风雨冰霜的关城，朱元璋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置下的唯一产业，与中华大地上的许多古老建筑瑰宝一样，没有毁于列强的船坚利炮，没有毁于军阀的混战，没有毁于日军的频繁空袭，也没有毁于解放战争中的国共争夺，而荡涤于史无前例的文革狂暴激流中。倘若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地下有知，定会不顾皇帝的身份与尊严，嚎哭于滇黔大地了……
　　 “人有悲欢离和，月有阴晴圆缺。”乌云遮不住太阳，黑夜盖不住白昼。月缺也罢，月圆也罢，日子总是一个跟着一个永不掉队地往前走的。具有深远历史文化内涵的胜境关，与神州人民经历了十年浩劫，终于与神州人民一道迎来了历史的春天。继往开来的新时代，省、市、县等各级党委政府相继拨出专款，对胜境关关城进行修复，使我们在新世纪初的巍巍雄关上，重又有了俯视雄关之机！倘是朱元璋地下有知，他又将含笑于九泉之下了。
　　 当我们披着夕照金辉从关城返回胜境村时，目光被伫立于古驿馆对面路边的一块高大的石碑吸引住了，这块石碑名叫“鬻琴碑”，讲的是一个名叫孙士寅的清官的事。我自幼出身贫寒，总希望周围的官都是给老百姓办实事的清官，打心眼里特敬重清官，因而在鬻琴碑前伫立良久。我一字一句地默读着碑上的文字，仿佛怕惊动了那三百年前的清官的一缕忠魂。此刻，我读的何止是一块石碑上的文字？纯脆是在读一个清朝廉吏的高风亮节！
　　 史书记载，清朝康熙四十五年十月，浙江钱塘县的孙士寅身带心爱的古琴，长途跋涉到平彝县（今富源县）任县令，在任期间，他清政廉明，忠于职守，严于律己，爱民如子，竭尽心力为民办实事办好事，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至康熙五十年五月卸任时，竟连回乡的路费都没有。老百姓自动捐钱给他，他分文不要，卖了心爱的古琴作路费。老百姓为褒扬清官，捐钱立“遗爱碑”，于胜境村的石龙大寺内。后来，清朝官方了解到此事，深为感动，故重立“鬻琴碑”取代“遗爱碑”。文革期间，石龙大寺被视为“四旧”惨遭拆除，“鬻琴碑”也毁于一旦。改革开放后，经地区、县有识之士倡导，县里拨款重建了“鬻琴碑”。
　　 自古就有“升官发财”一说，官职与发财似乎是成正比的，官越升得大，财也越发得大，故有“当大官发大财”一说，封建社会走向彻底衰朽的清朝更非一般，不然，咋会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而孙士寅的入仕，就是为了服务于他任职的平彝县（今富源县）人民，这是平彝县人民数千年修来的福！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臧克家老诗人这话说得多好啊！那个时代，排列在孙士寅之上的官何止千万，但这些高高在上的达官贵人，他们的名字早随他们腐烂的尸体消失了，如今能记起者有几？孙士寅尽管只在平彝县任了短短五年，却在平彝县人民心中活了三百多年乃至永远！越来越沉的暮色，使我们不得不离开这座清官的丰碑。我本想到古驿馆内的石虬亭一览亭旁露出地表的天然石龙，欣赏它屈曲盘旋、似欲腾飞的神韵。可惜，管理人员不在，铁将军把门，只能依据史实的描述，想像它千万年来的驾雾腾云之势了。古驿馆门前，靠墙跟堆放着的一堆绣迹斑斑的铁炮，似乎是在向来往者诉说着它们那遥远的金戈铁马生涯……
　　 在漆黑的暮色中，我遗憾地离开了梦想多年的胜境关，蕴涵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天下雄关！